光荣与梦想-第2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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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有洞察力的作者指出，知识分子的论点并非总是合乎逻辑的。小威廉·怀特评论说，这是“一种倒退的观点”，它认识不到市侩作风的增长是“使更多的人享受到我们文明的好处的后果”。卡罗琳·伯德提到，“一般具有同情心的人，有时却看不到六十年代的充分就业怎样促成了他们现在所感受到的道德、能力、礼貌、精力、纪律等方面的衰退。”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提醒自由派的人文主义者，他们不能对技术方面的种种进展进行挑挑拣拣。如果他们想要其中的一些，他们就得容忍其他的一切。他们也不能只接受应用科学的奇迹般的产品，而又否定使之成为可能的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特殊关系：“每一个生来自由的人都可以厌恶这种妥协凑合。但是他抨击的应当是事情的根源。他不能期望由无固定价格和无能操纵市场需求的公司去生产喷气式飞机，核动力厂和象今天这样大量生产的现代汽车。他只能要求停止生产这一切。”加尔布雷斯仍然是更高生活水平的有说服力的提倡者，但是他告诉评论界的同行，在他们全盘否定这种数字社会之前，自己应当想到这样的社会给了他们许多他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享受着的东西，例如，“电话如没有自动接线装置，按目前通话的数量，大约会需要全国整个的妇女劳动大军才能处理得了。”
上面是1967年说的。加尔布雷思没有料想到在四年之后，他认为所有接线员都是妇女的假设，会成为引起争端的话。昨天的明明白白的道理成了今天的邪说。这恐怕就是科学技术对美国影响中最突出的事实。这种变化是痉挛性的和势不可挡的。六十年代美国生活震荡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专业技能很快就过时，使得年轻人的职业选择计划非常困难，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例如，在1967年，化学工业计算出他们的营业额有一半来自十年之前还根本不存在的产品。这新产品之一是避孕丸，它对美国妇女前途的戏剧性变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白人妇女的平均寿命正接近八十岁（白人男子是七十五岁）。科学和技术不断改变着未来的模式。1968年赫尔曼·卡恩和赫德森研究所发表了关于到2000年时美国生活将是怎样的一份一千页的研究报告。他们预测到那时，美国平均每人的年收入将是七千五百美元。研究所报道，七小时的工作日和每周工作四天将是典型的；同样的，每年将普遍有十三个星期的休假。到那时男男女女均以享乐而不是以成就作为人生的目标，看来生存的理由，甚至生存本身都将以现在无法想象的方式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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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展望未来并不需要理解技术革命已经对美国产生的作用。稍稍回顾一下过去就使人感到惊心动魄。在三十年代初期（现在头发灰白、开始秃顶的摇曳音乐一代当时才刚刚十几岁），美国没有按触到技术进步的最大的人群是农业集团——人数超过三千万。那时他们甚至缺乏水土保持的最起码的知识，这也正是当时产生破坏性尘暴的原因之一。由于农村没有电气化，农民阅读必须用油灯。由于没有电力，典型的农场主的妻子每年要从水井或水泉住家里提回二十八吨水。她的黄油搅制器是用手转动的。她洗衣服用的是白铁皮水盆。用木桶装盐卤腌肉。她丈夫的工作更加是累断了腰。早起挤完了牛奶之后，他得用两小时照料马匹，然后才能开始从事他计划当天要做的事。马和骡是动力的主要来源——当时全国一共有二千多万匹——他到市镇上去是驾车走土路去的。后来，当时的农民生活受到对实际情况毫无所知的人所缅怀。关于农场饭食曾写过一些传布很广的胡说，而实际上，正如克莱德·布里翁·戴维斯在《轻率的时代》一书里指出的，“烹调大部分都是油煎——甚至不能油炸。传统的美国农场主……由于消化不良而气胀，全都是细脖子、平胸脯、大肚子。”
如果一代之后，农场主的儿子仍然留在农场上，他的世界就完全不一样了。民间资源保护队种植的树木保持了土壤；带状播种和循等高线开沟使得产量提高，作物茁壮。一百五十亿美元价值的农业机械终止了挥汗的苦役的统治，原来留作种植动物饲料的六千五百万英亩土地现在也己改种农产品。杂交玉米的发展，在没有增加耕地面积的情况下，使全国玉米的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由于三十年代棉桃象鼻虫的威胁，南部的农民被迫放弃棉花而学会了种植其它作物——这使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两倍。从富饶的新农村，新的农场主开着汽车走碎石路去市场，他的妻子的厨房用具闪闪发光，宽敞的冷藏库代替了盐卤木桶；家里伙食也比较适宜。下午她也有时间进城。她能按时去理发店理发，她同城市姐妹们一样穿用的是合成纤维，而不是她妈妈穿的原纱染色的方格花布衣服和棉纱长袜。
城市里的劳苦工作也改变了。无产阶级正在消失。诺伯特·威纳在《控制论：动物与机器的控制与交流》（1948）一书中说道，“不论多么低的工资也竞争不过蒸汽挖掘机和电铲。”早在二十世纪前半世纪里，自动化已经使壮工人数从一千一百万减少到六百万人。其后的十三年里，全国的劳动大军增加了一千万人——达到七千零六十万人——但是壮工的人数继续减少。蓝领劳动者成了日益缩减的少数。在艾森豪威尔年代里，汽车工业的生产工人减少了十七万二千人，而每年却反而多生产五十万辆汽车。一度强大的工会的权势削弱了；机器是不会罢工的。工会领导人变得保守，不相信进步，有时甚至成了自己的宿敌——公司——的同盟者。同时，对男人膂力需要的减少，为现在加入劳动大军的妇女开辟了广大的领域，并且随着工作目的改变，这种趋势更扩大了。工人不是去制造产品，却是去参加不断扩大的服务、娱乐和消遣行业。在这个“新的大众消费的社会里，”乔治·莫里写道，“人以材料为对象并用以制造新东西的旧公式，改变成了人以人为对象并促使之行动的公式。”
有一个男性堡垒没有发生变化，那就是经理的套间办公室。赫德森研究所没有提出经理人员可以盼望到2000年时工作会轻些，闲暇会多些。他们是闲不了的；太多的问题须依仗他们。这同罗斯福年代的情况恰好相反。1941年，詹姆斯·伯纳姆的一本被广为评介的书，《经营管理的革命》中，就已经预见到经理人员的卓越作用，但是关于经济大危机的民间传说一般是蔑视老板的，关于经济大危机的小说和戏剧也都把他们描绘成恶棍和蠢才。（电影观众可能还记得扮演这类角色非常成功的性格演员。那就是爱德华·阿诺德。）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他们可是趾高气扬。当然，他们同过去那种海盗式企业主很少有什么相同之处。“大亨”《幸福》杂志说，“已经死亡了。”《时代》杂志把新的工商业家描绘成“专业化的经理、有工程师训练基础的技术专家，”他们“负责的企业机构十分庞大，一般的老板们”——股票持有者——“通常只能够行使理论上的控制权。”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他们的管理不是由个人和依靠命令来进行，而是由委员会进行的，这种委员会有不同的名称，如：行政小组，特别工作组、突击队，以及，按时髦的平等主义精神，叫作“工作组”等，由它们来集中情报资料和专门知识。在《新的工业国》中，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把这些分担权力的人叫作专家体制。
专家体制中的技术专家虽然都很聪明、受过很高的教育、目标明确，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个他们非常重视的方面，即公共关系方面，他们却吃到了苦头。这个问题是制度上的，难于医治的。美国工商企业在其其实性质的问题上向来是自欺欺人的。随着担任的职务公开表示信奉赫伯特·斯宾塞的学说【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年），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在社会学上是所谓“社会有机论”的创始人之一。根据这种理论，人类社会就像动物机体一样（如经理部门有如人的大脑、神经中枢），服从生物学规律，因而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阶级关系似乎带有“自然的”和“永恒的”性质。——译者】，就好象有了高级管理人员专用盥洗室的钥匙和共和党的党籍一样。经理人员都坚持说利润动机如何有效，尽管他们自己的经历经常证明这种说法的虚伪性；他们不断拼命工作，尽管税收使他们失去了薪金的很大部分。他们一听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名字就象遵守教仪似的嘘声反对，同时，他们却背弃了由衷地批评凯恩斯的巴里·戈德华特。他们鼓励股东们去想象公司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其实，历来影响很小的公司投资人，到了六十年代更不起作用了。参加他们年度会议的任何人，很快就能看出赴会的一些人所通过的决议，都是根据专家体制所选定提供他们的情报资料作出的。
经济学家曾经指出这种伪装现象。一般是认为不必强调这种两面性，因为并无害处。不过在这种名存实亡的局面中毕竟经常都还是遵守政治道德的。然而，专家体制的欺骗性比外表看来要严重得多。随着约翰逊政权日渐老朽而越南冲突一直得不到解决，工商业家对于示威者把他们当作攻击的目标，谴责他们制造象凝固汽油弹一类产品面犯下了滔天大罪，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对此不能够理解：难道这些愤怒的人不知道企业主同政府天然是对抗者而不是同谋者吗？他们相信这一点，因而认为对任何人都应该是很清楚的。但是这种想法当然不符合实际。实际情况是，到了六十年代后期，艾森豪威尔在六十年代初感到惊恐的军事－工业综合体一直不断地发展，以至美国已经有了——别无其他名称——计划经济。
在1967年，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曾以率直的断言使美国读者大为吃惊，他说“自从大战结束以来，联邦机构一直同美国大公司合作发展尖端技术，”还说“几乎所有美国的主要工业都得到了联邦的大量补助。”这些话似乎很难令人置信。罗斯福的继承者们仍然盘据在华盛顿，他们蔑视经济方面的保守派和货币兑换商；而全国制造商协会中的董事长们谴责华盛顿的政治上的干涉；美国商会的发言人继续解说，政府由于它从来都不制造什么，基本上是寄生性的，而一切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为了谋利而不惜用资金冒风险的企业家。
对于为了歌颂自由企业不惜用报纸上整版广告加以赞扬的儿童摆设的柠檬水摊子，这一切可能都是正确的——可是摆摊子儿童没有父母资助行不行，这一点却没有加以说明——但是对于象到了六十年代占全国工业产量三分之二的五百家大公司，这种说法就完全不适用了。兰德公司的整个预算都由美国空军保了险，它有什么风险可冒？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投资五十亿美元来改进其第三代计算机上的集成电路，既知道每一元开支都有五角大楼作后盾，它又能算冒了什么风险？国际电报电话公司为电子仪器小型化进行的工作，在国家航空和宇宙肮行局明知道没有这些仪器，载人飞行到月球就不可能的情况下，又怎能够叫作冒险呢？随着技术的日益复杂和新产品从设计到投产所需时间越来越长，受委托进行创新的公司都要求订立长期合同。企业经理人员和政府官僚目标一致，实际是一起制订预算，作出决定。如果完成的产品可以在市场上出售，什么也限制不住让公司大捞一笔。他们也往往是大捞一笔的。集成电路——即免除了一连串互相联系的电子部件：晶体管、电阻、电容器、电子管等的微型电路——便是一个例子。没有集成电路，巨大的宇宙火箭就不能从发射台上起飞。集成电路使北极星导弹和折翼式F－111型歼击机的制造成为可能。波音飞机公司的超音速运输机需要集成电路。欧洲制造的协和式的原型样机也需要。欧洲国家的政府不象美国政府那么合作，当欧洲的制造厂需要这种微型电路时，他们只好同制造这种电路的仅有的三家厂商做交易，三家都是美国的：费尔柴尔德公司、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和摩托罗拉公司。他们发现这种装置是昂贵的。
那种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纳税人受到欺骗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政府承担了发展宇宙航行的义务；电子计算机成了国家战略机器所必不可少的东西；改进运输方法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这一切对国家的威望也有好处。塞尔旺－施赖贝尔就曾不胜欣羡地赞扬美国佬的机灵：“他们近来的革新大都有联邦的金库作后盾，政府资金资助了任何民族从未迸行过的最有利的投资。”光是空间探索的副产品就使我们了解到在真空中工作时所需要的耐熔金属和设备，这本身就是巨大而极其宝贯的收获。由于联邦保证大量支付资金，五角大楼、国家肮空和宇宙航行局、原子能委员会和联邦肮空署才有可能创造出不少奇迹，如果不是这样，这些奇迹可能还得等待一代之久。从发明摄影术到照相机投产经历了一百一十二年（自1727年至1839年）。电话的这种间隔是五十六年，无线电是三十五年。用支付研制费用和保证成果有市场的方法，华盛顿把原子弹所需的这种间隔缩短到六年，晶体管缩短到五年，集成电路三年。对于这种作法可以有理由加以反对，但这种理由是反对进步的。若说这理由能使许多美国人信服，恐怕未必。
但是，要说工业始终拥有自己的主权——说它可以自由反对华盛顿所做出的决定——那是不可能的。由于政府每年用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工作的费用达一百五十亿美元，与之对比，企业和私营机构每年此项费用仅只六十亿美元，那么政府居专横的支配地位也就是不可避免了。1929年时，联邦、州、市政府负责美国全部经济活动的百分之八。到六十年代时，这项比例达百分之二十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