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2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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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什么？’”
当然，在其他问题上、不同辈的人也有交锋。示威是六十年代青年亚文化最容易看得到的表现之一，但是他们的亚文化并不限于此。整个六十年代中，时事评论员谈论得多的是关于通讯、性关系和麻醉品等方面的“革命”。青年在这些方面的“革命”中都是很活跃的，而这些“革命，”也部分地塑造了他们，这也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断定选举结果是亨特·汤普森所谓的“进一步残酷地证明按既成体制的条件而与之斗争确实是无益的。”不同辈之间已经出现了鸿沟，而这个鸿沟是深不见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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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狂妄的那些人炫示着写有“不要相信任何三十岁以上的人！”的横幅和徽章；这是令人痛苦的；多少三十岁以上的美国人想要再度变得年轻，想要分享青年们的风尚和热衷的东西。他们也放着唱片，大跳其瓦图西舞、滑行舞和村舍乳酪舞，蹦蹦跳跳掷飞盘游戏，冒着生命危险去骑摩托车，观看“毕业生”也哄堂大笑，甚至还玩巨型球。披头士乐队首倡留长发之后，青少年跟着学他们的样；不久之后，中年人也开始仿效起来。为了使自己显得年轻一点，男女都戴上了假发。往往是嬉皮士给成年人创立新式样。鲁迪·根赖希说：“我瞧青少年自己是怎么个装扮的，我把它加以定型，也许再掺进点我自己的设想，这就成了新式样。”年龄大一点的美国人对流行歌曲舞也着了迷，向少年们打听哪里可以跳这种舞；一些轻狂的年轻人就告诉他们到“文森特·凡·高－高”或“从前又从前”去。妇女们则去找整容外科医生做提眼皮手术（三百五十美元）、鼻子手术（五百美元）、面部修整手术（六百美元）、面部剥皮手术（五百美元）、割除粉刺丘疹手术（二百七十五美元）、充实胸脯手术（一百六十五美元）、腹部去油手术（五百美元）和大腿去油手术（六百五十美元）。“年轻就是好”，《生活》杂志在有关六十年代的一期专号上说，“正如人们一度都想要有钱一样，现在人人都想变得年轻或显得年轻。服装式样、电影、书籍、音乐，甚至政治，都是倾向青年的。”
六十年代初期，美国人口的半数都在三十岁以下。随后半数都在二十七岁以下。再后则半数都在二十五岁以下，并且其中十七岁和十七岁以下的占百分之四十，其中十八岁以下的增长速度四倍于其他人口的增长速度。虽然如此，仍然有不少人对有人称之为青年的“乙烯基塑料－小型－可膨胀的狄斯奈幻境【美国动画片制片人沃尔特·狄斯奈在洛杉矶附近办有一个充满幻境的游乐场。——译者】式的流行文化，”抱着严肃的看法。青年的辩护者提醒他们，苏格拉底曾经写道：“我们的青年现在喜爱享受。他们没有礼貌，蔑视权威，不尊敬长者。当今的儿童成了霸道的人。”这种说法的言外之意是，既然希腊人那么早以前就为青年问题所苦恼，今天为此而发愁的人也就是无事生非了。格雷斯·赫钦格和弗雷德·赫钦格则反驳说，真正的向题应该是：“希腊后来怎样了？罗马后来又怎样了？或者，任何由约束自己而变成放纵自己的文化后来都怎样了？”
六十年代里有时看来美国几乎要变成一种由儿女统治的政体。赫钦格夫妇写道，青春已“形成为一种崇拜对象，人们立意加以延长、享受它，而且从商业上空前地加以迎合。”特别是在新的市郊，青年们看来是在马上得到满足这样一种哲学的指导下抚养成长的。阿格纽、比利·格雷厄姆、艾尔·卡普把问题歪曲了，但是问题确实存在，并且是可以争辩的。“自我表现”和“儿童中心”是这种纵容主张的部分说辞；在学校里这一倾向往往引向一种“选修”科目的制度，而其实学生年龄太小并不知道如何选择。老师应该被看成是一个伙伴，而不是什么更高级的人。要求初等学校的教师使用有限的词汇，有时只是无限制地重复那么二十个或更少的词。（其结果被概括为据说是某一位教师在她的汽车撞了一颗树时所讲的一句不朽名言：“瞧瞧瞧、哦哦哦，糟糟糟。”）
儿童听说自己同父母一切平等，就认为家庭里的种种决定都应当付诸表决。这就叫做“民主式的生活”。往往却意味着混乱的生活。戴维·里斯曼在《代达鲁斯》月刊上提到这给一个陌生人的印象时说：“象在穷苦农民家里，人和山羊，鸡和其他家畜同处一样，这里的客人可能受到儿童骚扰，因为儿童被当作心爱的玩物，有客人来也不由看管的人带开。”
《代达鲁斯》季刊另一位哈佛大学撰稿人亨利·默里，指出一项意外的后果。他说，大多数十几岁的青少年集团都是“由一种反权威、反父亲的默契连系起来的。”只有强硬的人，才能在家里受到尊敬。社会似乎也在阴谋反对作父亲的人。触犯他最厉害的事物之一是电视。电视节目里的父亲都是些可怜虫。“给爸爸让个地方”中说话没有人听的爸爸，仅仅因为他妻子讲话的声音比他大，只得听她摆布。“单身汉爸爸”中的本特利舅舅，受到他外甥女和仆人的有意的羞辱。还有挖苦地称作“爸爸最明白”的一组节目中，一反传统的主角安德森先生，对他的孩子们种种奇特恶作剧的反应永远是这样一句话：“咱们躲着，看看结果会怎样。”
广告商小心翼冀，生怕得罪青年；全国十几岁的青少年每年要花费二百五十亿美元。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学生斗士竟然如此强烈地反对实利主义；他们自己就是历史上占有意识最强的一代。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写道，在美国，“儿童开始被当作消费者来对待的年龄越来越小了，”又说“中产阶级的儿童在四五岁时就有了固定的零用钱，”并且这零用钱“是打算要用掉的，而在早一些的年代里，零用钱是作为鼓励节俭的。”
讨好十几岁青少年的广告商把他们叫做“现时的一代”、“新人”、“百事可乐的一代”以及“随意去哪里、随意干什么的一代”。约翰·布鲁克斯指出，他们是约翰逊繁荣时代最明显的受益者：“美国青少年，象其他人一样日益有钱了，只是更引人注目一些。国民财富的日益增长加上已成为民族习惯的对青年纵容，使他们手中的钱的数目空前增大了。”但使他们能偿付一切开销可并不容易。1964年，哈佛大学不能算是贫穷的1939届毕业班报告说，他们之中百分之七十八感到供给子女钱花成了他们做父母的人的主要问题。其中只有百分之六的人说，给他们的子女灌输道德价值观念也同样是件难事。这些子女可并不都是那么有道德。一个男青年只要花十二元五角钱就可以给一个女青年买一只“关系稳定”的指环，看起来完全象一只结婚戒指一样；至少决没有一个汽车旅店的经理能辨别出来。如果第二天他们自觉有罪，他们可以到某处专为青少年设立的教堂去祈祷赦罪。俄勒冈州波特兰的伊曼纽尔医院甚至附设了一个十几岁青少年住院部。弗兰克·泰勒在《星期六晚邮报》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怎样在医院里玩乐》的文章描写了这种住院部的情况。其中的病人享受着“无限制的小吃、爵士乐即席演奏联欢会，以及病人轮椅赛跑。”古板的营养专家远远地躲在一边，听凭十几岁的青少年“每天午饭和晚饭顿顿都吃面包夹小红肠和汉堡包。”
给青年的读物包括一个叫威廉·门宁格写的《怎样做一个成功的青少年》。书中“怎样同父母一起生活”的一章里叙述了对付企图发号施令的父母的技巧：“维持家庭和睦和保证合作的最好的办法之一，是定期举行家庭会议讨论重大事情。”给青年出主意的也不乏其他来源。《芝加哥每日新闻》辟了一个青少年闲话专栏《优秀的青少年》；《妇女家庭杂志》上设有《青年写照》专版。供青少年阅读的廉价期刊包括《不为人知的青少年爱情故事》、《青少年时代》、《好莱坞的青少年》、《十六岁杂志》、《青少年世界》、《青少年大军》、《现代青少年》、《青少年电影》等。他们阅读的杂志则有《天真姑娘》、《向姑娘们召唤》和《十七岁》，后者在1961年庆祝创刊十七年，在一篇耸人听闻的社论《这是我们的生日》中写道，“《十七岁》已经十七岁了……大家不都是吗？”
“我曾是一个少年佛兰肯斯坦”是为青少年摄制的较为令人难忘的影片之一。《青少年》杂志的编者查尔斯·劳弗说，“音乐市场有史以来首次完全由青少年所左右。”他们是历来最爱好音乐的一代，他们的鉴赏力，有时是非常高的；摇曳音乐的一代简直没有可能越出披头士乐队、琼·贝兹、鲍勃·迪伦和四十四岁的B。B。金。后者是被他的同代人不屑一顾达二十一年之久以后，由六十年代的青少年发现的。不幸的是青少年另有一些崇拜对象在艺术上是属于安迪·沃霍尔的布利洛假发和坎贝尔牌汤罐头式音乐一流的，其中也有淫秽的普雷斯利。普雷斯利的嗓音和外表至少还是独具一格的。而大多数摇滚音乐明星却并非如此。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们是一模一样的——矮个子青年，眼着要发胖；这些人靠艰苦的饮食控制、鼻子整容手术、无形眼镜，精美的发型装扮起来供公众消遣。而他们其实并不会唱。大多数歌喉甚至在剧院后座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是在同声室里加以放大，制成录音带然后拼拼凑凑去掉走调的音。他们出现在听众面前时，只是装作唱歌的样子，而由扩音器播放唱片。他们扭着屁股，弹指劈啪作响，脸部做出一副愁眉不展的表情，却去糟蹋一些好歌，如《我曾经默默地爱过你、爱过你、爱过你》，或《是的！雨水主要留在平原上》。贾尼丝·乔普林在她因饮用威士忌和毒品伤身致死之前不久曾说，“我对于青少年的意义，是使他们可以不失童心，却仍能赢得胜利。”披头士乐队中的约翰·伦农说，“我们现在比耶稣还吃香。”他们的听众也许会对这类话感到厌恶。他们毕竟已经习惯了毫无意义的词句——一个作者在《喇蛄》杂志上写道，“要学会忘却，”这是对该颓废派青少年杂志的读者讲的比较明智的一句话。珀杜对二千个青少年进行了民意测验，问他们什么是美国青少年面临的最严重的向题。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说是粉刺。
警察却不会同意这种说法。过去的十年间，青少年被捕的人数猛增了百分之八十六。在“从加利福尼亚到缅因的一些中学”里发生了仅仅一个星期的暴力行为之后，《时代》杂志的一条大标题就宣告《青少年作乱了》。鲁思·肖恩勒·卡文教授出版了第一本关于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少年犯罪，其中包括她所说的“酒精－汽车－性行为”的社会学教科书。在一些原来很安宁的居民区，重罪案几乎已是常见的事。联邦调查局报告，美国因凶杀、强奸、抢劫、严重殴打、盗窃、偷汽车等罪行而被捕的人，年龄十八和十八岁以下的几乎占了一半——而在郊区则在一半以上。1960年许多郊区开始订立青少年行为守则，但是这些守则没有法律地位，遵守全在自愿；它们的主要价值只是证明父母的权威已经破产。《酗酒少年》连环画中的警察说，“在这些小子们看来，社会不值一个屁，”而情况往住确是这徉。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父母和子女的价值观念有惊人的差异。盖洛普测验报告说，四分之三的青少年说他们知道考试中作弊是很平常的事。他们对此并不感到什么不安。
在富裕人家嵌有护板墙的娱乐室里普遍存在的青少年吸毒会的最早的证明，是1960年韦斯切斯特县的警察缉捕队发现的。震惊过去了以后，父母说还好不是酗酒。接着，加里福尼亚南部旅游地圣卡塔利纳岛的警察宣布说，富裕人家十三四岁的儿童酗酒已成为平常的事，还说今后要向酗酒儿童的父母收取每小时二元五角美金的照看费，直到父母领回为止。从全国的范围来说，青少年中经常喝酒的，估计占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六。在纽约州的扬克斯，高中学生经常喝酒的占百分之五十八，其中百分之六十四说他们是驾驶着家里汽车出去喝酒的。在费城郊区的玫瑰谷，父母允许孩子带着成瓶的酒去参加聚会。他们的父亲充当酒吧招待员。这不由得使人们纳闷，克拉伦斯·戴【美国当代作家，著有《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改编话剧后，卖座历史不衰。书中的父亲是个比较老派的父亲。——译者】的父亲对此会怎么想。
六十年代一再出现的新闻报道，除了城市少数民族集居区的骚乱、一年一度的达拉斯市事件周年纪念、战争的暂时停火外，还涉及到新港爵士音乐节和洛德代尔堡青少年饮酒发生的骚乱。然而，青少年喝酒的普遍程度是不应当使人感到惊奇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在表现他们的社会身分。富裕、缺乏真诚的责任感，以及置身于失业人群之外的地位，使他们具有有闲阶级的一切特征。
六十年代的青少年在他们感到无聊和喝醉了的时候，往往破坏性很大。密苏里州汉尼巴尔一条简短的新闻，使人凄伤地感到人们所珍爱的一个美国神话已应更改了。在汉尼巴尔的卡迪夫山脚下树立着一座有名的汤姆·素亚和哈克贝利·费思【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所作两部小说的主人公。】的塑像，两人都光着脚，肩上扛着钓鱼杆；一块牌子上刻的字说明，这里就是汤姆和哈克两人“随心所欲地游戏和闲逛”的地方。可是，任何男孩子在六十年代后期，如果天黑以后学他们的样，就要冒被逮捕的危险。因为青少年破坏他人财产行为的增长，年轻人晚上10点钟以后在卡迪夫山一带——实际上在汉尼巴尔的任何地方——游荡，都是禁止的。
这是一条严峻但又必要的法律；在密苏里和其他地方，破坏财产确实是个实际的问题。1968年2月，在自助食堂里发生多次起哄摔碎餐具的事件之后，纽黑文中学的学生，在一个星期之内，有三十人被捕。芝加哥的梅伍德郊区有五百个学生因抗议返校节上选出美女而同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