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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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总崩溃中，就象破船烂木，随处漂流。其中有的是诚实而正派的中年人，他们贫穷劳累，满脸皱纹；有的是青年男子（十几岁的不少），满头长发，从不梳洗。他们穿城过镇，到处流浪；或是搭乘铁路上的货车，或是揩油坐私人汽车。这些人都是无家可归，走投无路的美国男性公民，他们走遍了整个美国，冬天到了，才在各大城市集中起来；忍饥受饿，到处碰壁，肚子空空，前途茫茫。心烦意乱，辗转奔波，到处找工作，到处找仅能糊口的面包，可是就是没法找到。这群流离失所的人现在来到纽约，来到这个肮脏可怕的地方，挤成一团，歇一下，暖一下，暂时不再乱闯乱跑。……这种情景是那么丑恶，那么令人作呕，使你感到十分难过，简直无法形容。』
多年以后，林登·约翰逊太太还记得，她丈夫在想出法子，让孩子们都“离开货车，正正经经地干工作”的时候，曾经多么得意地狂叫过。青年失业，到处乱跑，流民问题的严重性正在于此。在美国儿童福利局和全国旅客服务社的工作人员看来，有时好象全国的青年都在铁道上受折磨，一直到死。1932年，买票坐卧车的旅客只看到一两张卧铺上有人，可是躲在车厢底下和棚车里面的却数不清。平均每天有七百个无票乘车的人经过堪萨斯城。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报告说，在十二个月里，管车人就从货车上赶出了六十八万三千名这样的人。火车开了，还呆在车厢下面，是危险的。第七十二届国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开会，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密探长米切尔曾到会作证，他说他在本子上记下有三十八万七千三百一十三名失业的人无票乘车，其中三百三十五名因失手伤亡。人家请他讲得详细些：
『科斯蒂根参议员：你看到人们在这种条件下旅行，对健康有什么不良后果吗？
米切尔先生：在冬天，健康状况……是个严重问题，衣裳单薄、体质很弱的人，天寒地冻还留在车厢外面，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我看他们要不得肺炎才怪呢。
科斯蒂根参议员：危险很大吧？
米切尔先生：是的，先生。』
还有别的危险呢。四十年前，男女界线是分明的。姑娘们第一次加入流民队伍，常常女扮男装。但是她们很快就让人看穿了。比方，她们首先就没有男子那种力气和胆子，不能白天躲在涵洞里，等载运农产品的卡车一过，就跳上去抢东西。为了活命，她们只得向同路人出卖肉体。然而，一场交易通常代价只有一角钱。为了这一角钱，她们不但有怀孕的危险——九个月以后也未必能够找到医生——而且最后还可能染上性病。
南方各州还有另外的危险。那时不分白人黑人，一起挤上货车。黑人跟白人性交是犯罪的，所以白种妇女如被怀疑做了“黑市买卖”，常常就推说这是强奸。这样一来，她那个顾客就得被打死。事实上，前一年在由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开住亚位巴马州斯科茨博罗的一列敞篷慢车上就发生过这种事，在三十年代，自由派曾为被告仗义执言，使这个案子成为重大案件之一。案子是九个失学的黑人青年被两个犯案累累的南方白种幼织女工指控，说他们恣意非礼，因而被判处死刑。女工当中有一个在作证时满嘴粗话，连报纸也不敢登载。此案经过无数次上诉，最高法院还两度驳回原判，可是还是要到二十年后，关在牢里的最后一个黑人死于癌症了，才算结束。共产党把这一件“斯料茨博罗青年冤狱”公布于世，美国黑人知道了自己人这样无辜受害，愈想愈感到绝望，后来就起而斗争。
然而，在1932年，即使你不是黑人，过流浪生活也是要吃尽苦头的。坐牢常常被看作享福。正如密探长米切尔对科斯蒂根参议员所说，在警察声言要逮捕那些流民时，“他们便笑着说：‘正好。这样一来，我们倒有个睡觉和吃饭的地方了。’”为了弄清为什么他们宁愿吃牢房里的饭，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生托马斯·迈尼汉特地穿上破农服混进一群青年流民当中去。他发现，要有吃的，就得排队领面包。领面包的地方或者是教会，或者是教堂，或者是慈善收养院，或者是救世军流民收容所，或者是市办救挤站。准确点说，这应该叫作施汤站，“而且所施的汤一律是——我亲自吃过——清谈如水，既不热，又无味。就给这么一点汤，那怕是隔宿面包也不给，苏打饼干当然更没有了。一碗汤只有一小杯那么多，”而且再也拿不到第二碗了。如果领过一两天，还不准你再来领呢。
迈尼汉到处都看到营养不良的症象：肋骨突出，肚皮凹陷，胳臂和腿上皮肤松松地包着骨头，饥容满面，神情焦躁。牛顿·D。贝克问道：“难道我们能让年青一代的健康这样备受催残吗？”可是人家认为他是一个多嘴多舌的政客。等到八年之后，大萧条时期的儿童都长大了，应征服兵役了，他的话才证明是对的。国民健康委员会主任约翰·B。凯利（格雷斯·凯利的父亲）发现，受体格检查的青年男子，有百分之四十不合格，不合格的应征者多半是有牙病。其他疾病最常见的是视力差，其次是心脏和循环系统有病，再其次是臂部腿部出现畸形，或者神经失常。此外还有种种看不见的创伤，那是在流民露营地里得来的。在那里，盗窃犯、吸毒犯和有痼习搞同性恋的（有一个大汉想只花二角五分钱就诱奸年青的塞瓦赖德）给了他们不少伤害。
但是亨利·福特【有名的汽车大王（1863－1947年）。】却不是这样看的。他说：“嘿，到处流浪，这才是教育青年的最好方法呢！他们只要流浪几个月，得到的经验就比在学校里读几年书还要多。”要说胡佛总统不赞成福特的话吧，他可从没吭过一声。凭他的经历，他其实并没有什么理由要反驳福特的意见。不过胡佛倒是不忍看到别人受罪的，所以尽管威廉·艾伦·怀特再三劝他去看看穷人怎么排队领面包，怎么拿救济品，他一次也没有去。他坐着轿车出去，在绕过街角时从不回头看看那些卖苹果的失业者。自1929年3月4日宣誓就职以后，胡佛从没乘火车离开华盛顿到各州走走，只有1932年秋天才出去走了一趟。只有那一次，他才在黑夜里，从戒备森严的车厢望出去，首次看到自己治下的美国人民成千上万地露宿，遍地营火。露宿的多半是青年男女，据吉恩·史密斯说，他们“白天在公路上乱跑，晚上就在路边过夜。”
胡佛曾经考虑过节约白宫的膳食，可是后来认为，总统也节衣缩食，这对美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太不利了。每天傍晚，他打好黑领结走进饭厅——他是最后一个坚持穿上礼服进晚餐的总统——向他那七道菜奋勇进攻。1928年共和党竞选总统时，有个记者曾经为他想出这么个竞选口号：“每家锅里有一只鸡，每家车房里有两辆车。”这位记者现在已经穷得要命，靠贷款来养活他那三个孩子了，但是胡佛还是认为，如果总统自己一家人也不相信美国会恢复繁荣，那全国人民更将陷于绝望了。
总统所吃的东西，往往是不合时令，难于找到的，桌上摆的鲜花也是这样。一个特制的保湿烟盒装着又长又粗的雪茄，那是按特定规格在哈瓦那用手工卷制的，总统每天要抽二十支。胡佛一家进餐时，有好些人在周围侍候着：有一名男管家，有一些仆役（身材都要一样高）。他们笔直地立正，鸦雀无声，主子不出声，他们就不得动一动。每个门口都有海军陆战队派来的值日官，穿着蓝色礼服，威凤凛凛地站在那里。还有些穿着童话世界里的制服的号手，总统每次吃晚饭，那怕只有夫人一人陪席，在入席或是退席时，号手们照例都要吹响那光闪闪的喇叭。胡佛觉得他的太太很了不起。她能流畅地讲五种语言，还是美国女童子军的司令。她的食谱据说是白宫历史上最讲究的。不过胡佛吃饭总是那么狼吞虎咽，他的夫人有时怀疑总统是否会食而不知其味。
胡佛执政到第四个年头的时候，全国都觉得他是个不可理解的人了。有一个得克萨斯州人写信给一位到首都请愿的退伍军人，他这样挖苦胡佛说：“胡佛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发放救济品的人，你近在咫尺，肯定不愁没得吃了。”然而，胡佛以前确是那样的人。他拯救过大批比利时饥民的功劳，直至现在，仍是年代悠久的美国人道主义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之一。马克西姆·高尔基写过这样的信给他：“你把三百五十万儿童、五百五十万成年人救活了。”芬兰语新添了“胡佛”这个动词，它的意思是“帮助”。
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全国人民越来越恼火，脸色越来越难看，传说也越来越多：有人说胡佛在比利时办救济事业发了大财；有人说连狗都本能地讨厌胡佛；还有人说他是1932年3月把查尔斯·林白的儿子绑架并加以杀害的主谋。用破铁罐、纸板和粗麻布搭起来的棚户叫做“胡佛村”（纽约市曼哈顿区就有两个大胡佛村，一个在河边车路下方，另一个在中央公园的尖顶方碑附近）；“失业的”（原来是个形容词，这些年变成了名词）手里提着的装破烂的口袋叫做“胡佛袋”；在北卡罗来纳州，乡下的贫民把破汽车前部锯掉，套上骨瘦如柴的骡子，叫做“胡佛车”（政府想改名为“不景气车”，但没人买帐）。在公园长凳上躺着过夜的人用旧报纸裹身取暖，叫做“胡佛毯子”：衣袋翻过来，一个钱也找不到，叫做“胡佛旗”；野兔被饥饿的农民抓来吃，叫做“胡佛猪”。杂耍演员插科打浑说：“什么？你说生意好起来了吗？你的意思是说胡佛死了吧？”有的还说：胡佛向财政部长梅隆要五分钱给一个朋友打电话，梅隆回答说：“这里是一角钱，你把两个都挂了吧。”
按照二十年代的标准，胡佛本来算得是一个自由派政治家；现在让人这样挖苦，这可真是命运的捉弄。在他精神奕奕地当商业部长的时候，柯立芝总统取笑过他，说他这人是“奇迹创造者，”“了不起的人物。”胡佛规定商营广播由官方管理，无线电波不能由私人垄断，共和党内那些保守派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在宣誓就职那天，胡佛一心要做一个伟大的社会工程师。他想控制各种工业，为公众谋利益。这种政策，共和党并不太赞成。他的就职演说开头几段刚由记者用电报打到《芝加哥论坛报》社，社长麦考密克上校就拍电给华盛顿分社说：“胡佛这个人不行呀。”胡佛严厉批评过柯立芝总统和梅隆部长决定的低利货款政策，他断言这对经济不利。他继任总统以后，第一步就是说服联邦储备委员会收缩信货，以免美国经济遭受太大的打击。
可是，到了事情不妙时，就可以看出他毕竟不是那么离经叛道的。原来他的所谓“控制工业”，不过是指由政府加以监管和协调。他说，政府这样做，是为了创造“一种有助于私人企业健康发展的条件”。他还说，摆脱经济萧条的唯一“正当”做祛是各人自己想办法：美国人民看到“各大厂商、各铁路公司、各公用事业、各商号和各公务人员”那么尽忠竭力，应该振奋起来。但是广大民众从1932年起就看请楚，那些大工厂主和跟他们同恶相济的人都是一伙骗子，所以出现了信用差距，而且这差距还越来越大了。
可是对这一点总统装作不知道。他是一个竭力鼓吹后来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1908－？）。】所谓“传统的聪明办法”的人。他认为金本位制是神圣的，甚至在十八个国家（由英国带头）已废除了金本位制之后，他的看祛还是不变。他相信平衡预算是“必不可少的”，“绝对必需的”，“经济复苏的最基本的因素”，“国家的无上需要”，“一切公私财务获得稳定的基础”。虽然1932年他已经弄得联邦预算出现了四十亿元赤字，他仍然坚持这种意见。到了最后，他不得不承认政府必烦想点办法了，便创立复兴金融公司来支撑那些岌岌可危的银行，并且还同意支出两千五百万元给农民买家畜饲料，不过有个附带条件，那就是拨款十二万元救济饥民的议案，国会必须把它搁置起来。
今天看来，这些主张是荒唐可笑的；但当时那些有识之士却把它当作圣经。《斯克内克塔迪明星报》争辩说：“如果联邦政府救济饥民，这就会开一个危险的先例”，因为这将象英国的失业救济法一样，有使工人不想干括的危险。美国总商会会长赛拉斯·斯特明说：“要是国会通过失业救济法的话，国家就一定走下坡路。”人人都知道英国是怎么变得精神萎靡的，因为《美国杂志》已报道过，在英国，那些把小酒店挤满的醉汉，都是靠失业救济金过活的。亨利·福特宣称，实行失业保险只会使更多的人失业，人们认为这话完全正确。《幸福》月刊聪明无比的编者说，如果让非经济性因素侵入自由市场，自由市场的良好作用就会被破坏，所以工商界人士不要以为自己应对社会负什么责任。沃尔特·李普曼主张政府采取必要的行动，可是连他也坚持说，款项应由各州立法机关筹措，而不应由国会拨给。
卡尔文·柯立芝曾经说过，美国是一个搞实业的国家，所以需要一个为实业界服务的政府。他还进一步指出：“建一座工厂就是盖一座圣殿，在工厂干活就是在那里做礼拜。”在共和党执政的二十年代，办实业不只是赚钱的手段，它还成了教育界、出版界、乃至宗教界所崇拜的对象。这一类的虔诚的祟拜者都在读着布鲁斯·巴顿那本关于耶稣基督的畅销书，书名叫《不为人所了解的人》。书中有许多妙论，其中之一是：如果耶稣在世，他也会到广告社去当会计主任。那些自小听过收师说耶稣出身于木工家庭的人，会觉得这种说法是很惊人的。
时世越艰难，胡佛对实业界的信心就越足。他削减了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因而在改府极端需要增加岁入的时候却缩减了税源。他任命芝加哥银行家查尔斯·G。道斯为复兴金触公司的总经理，道斯就从公司里拿出九千万元借给自己的银行。不过全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