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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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接受了任务，从那个月起就签订了一系列合同，合同中的条款从工业法看来，可说是写得空前含糊的。格罗弗斯答应先预付四亿元；最后开支可能超过二十亿。除此而外，承包的公司就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了。对极少数几个不得不参与一定机密的人，就要求绝对保密，甚至连对自己妻子也不得提及。妻子们要和科学家谈话也很难，因为那些科学家实际上已经与世隔绝。他们家里的人只知道他们的地址：美国陆军邮政信箱1663号。
对于那些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物理学家说来，这种保密似乎是多此一举。某些方面似乎确是荒谬可笑。当时受到最严密监视的是罗伯特·奥本海默，监视他的人叫波里斯·帕什，从前是好莱坞一所中学的足球教练，现在超重了，陆军情报处就把他训练为对付“共党渗透”的专家。奥本海默战前对自由派的政治活动曾经捐助了不少钱，而且有两次几乎要和琼·塔特洛克博士结婚。她是旧金山一位精神病医生，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帕什知道这个情况后，就死盯住奥本海默。1944年奥本海默去电报山，到琼的家里，带她出去，到一家名叫“最佳”的夜总会里喝酒。他告诉她，他可能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不能再来见她了；而且因为工作性质机密，他不能告诉她工作内容，也不能告诉她他在那里。这样他就走了。七个月后，她认为再不能见到他，绝望之余，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时，帕什在旧金山钉着他们的梢。对他们两人的约会完全理解为另一回事。他认为奥本海默一定是把情报秘密递送给一位共产党了。于是他向上级汇报，说他已摸到线索，知道了奥本海默的花招，要求开除这位物理学家。格罗弗斯回答说，“这办不到。不管你的关于奥本海默先生的情报如何，这次工程绝对少不了他。”
要不是由于下面这件令人不安的事，这一切原都可理解为胡闹，可以一笑置之。那就是按照莫斯科的指示行事的真正的共产党间谍，正在洛斯阿拉莫斯市的周围布下了一个非常高明的间谍网。这个组织由一个名叫安纳托里·雅可夫列夫的人控制，他把苏联驻纽约的领事馆作为基地。雅可夫列夫通过哈里·哥尔德活动，后者是费城人，过去是为工业界互探情报的。雅可夫列夫间谍网又有另一条线，经过纽约的朱利叶斯和爱塞尔·罗森堡夫妇通到爱塞尔的弟弟戴维·格林格拉斯。格林格拉斯在洛斯阿拉莫斯中心以军人身分工作，他的特殊地位使他几乎可以看到每一张蓝图、草图、或重要文件。而且他很聪明，知道哪些东西对想搞自己原子弹的俄国人最有价值。但是，格林格拉斯还不是雅可夫列夫最得意的人员。他还有一个无价之宝，那就是克劳斯·埃米尔·富克斯。富克斯也象奥本海默、康普顿、和弗尔米一样，是一个天赋很高的原子物理学家，是洛斯阿拉莫斯中心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本来是个德国人，当纳粹开始搜捕反对者时，他就逃到英国。他恨希特勒，一心协助盟国作战，这点从未有人怀疑过。作为英国的一个归化公民，他已得到官方绝对信任。当时从没有人提出，为什么纳粹要逮捕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呢？当时是不提这种问题的。一直等到战争结束，这个苏联特务组织已经瓦解，富克斯的朋友们才知道，他原来是个全心全意的共产党员。
哈里·哥尔德通常是让别人去从格林格拉斯那里拿情报资料的，但他本人常跟富克斯会面。有一次，他同时见到这两个人。后来人们记得希斯事件是通过一只南瓜，而哥尔德去见戴维·格林格拉斯和他的年轻的怀孕妻子鲁丝这件事，则是通过一个装山莓果子冻的盒子盖。朱利叶斯·罗森堡把果子冻盒的盖子撕为两半，把一半交给他的舅子戴维，并对他说，如果有人拿着那半边盒子盖来，戴维就该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为了科学目的共享情报”。所以哥尔德到格林格拉斯在阿尔伯克基市北高街209号楼上的寓所说了声“朱利叶斯叫我来的”，并拿出他那半边盒子盖时，戴维就欢迎他进去。戴维自动拿出一扎纸，里面就有能拿到手的最珍贵的情报。这些情报确是重要。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一间最小的绝密技术室工作，把几张为爆炸原子弹用的扁平透镜模型试验的图解抄了下来。这种透镜，和一般门外汉所理解的透镜完全是两码事。普通的透镜是把光波集中，而这是一种烈性炸药的混合物，它可以把导炸波集中，由此触发原子弹。这份情报到了俄国人手里，就可以使苏联科学家们越过一个实验阶段，不用耗费大量金钱和大量时间。戴维·格林格拉斯把这些草图交到哈里·哥尔德手里，他这么做无形中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同时也打开了他的妻子的眼睛。在这以前，他有点吞吞吐吐地想说服鲁丝，说他们所做的事，不过是使科学情报为大家所共有，为了全人类谋福利。但是，当哥尔德给他一个里面装有五百元现钞的信封时，她如梦大醒。来客一走后，她就大声叫道：“现在我可明白了，你传递情报，而且有人给你钱。这个，……这个还不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由洛斯阿拉莫斯中心通到莫斯科的间谍网，就出现一个薄弱环节。
哥尔德没有带钱给克劳斯·富克斯。他上次见面时，答应给他一千五百美元，但富克斯婉言拒绝了。他不是能用钱收买的人。他是根据原则信仰透露原子弹秘密的。富克斯按照原定计划在圣菲市的阿拉米达街停下车来，让哥尔德上车，然后乘着他那破烂的雪佛兰小桥车，带他到乡下兜风。到了他们分手的时候，哥尔德已经有厚厚一叠用打字机打成的笔记。里面谈的是如何把理论上的原子裂变，应用到制造原子弹问题。这当然是高度技术性的东西，不是哥尔德的头脑所能理解的；但是莫斯科高兴异常。雅可夫列夫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告诉哥尔德说，从这两方面得来的情报“特别精采而且非常有价值”。六年之后，原子能委员会的生产部主任看到格林格拉斯的草图复制本时，他就说：“啊呀，这些草图把原子弹的整个设计都表达出来了！”
这个间谍网，加上从另外两个间谍莫顿·索贝尔和阿伦·纳恩·梅那里得到的情报资料，究竟帮了苏联多大的忙，我们只能猜测，甚至科学家们也不能肯定。因为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俄国人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理论，也有技术专家。他们迟早总会发现K大帝的。所以，格林格拉斯供给他们的材料，也许根本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制造原子弹的办法实际只有一个。洛斯阿拉莫斯专家初期讨论时，爱德华·特勒就曾谈过原子弹最基本的结构：把两个半球放在一起接触，使质量达到临界点，就引起爆炸。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大堆细节问题：需要多少U－235，两个半球要多大，它们冲击时的速度如何，散射角如何控制，链式反应发射出来的中子量如何控制等等。这些细节似乎是没完没了的。肯定也是很危险的。莉泽·迈特纳【奥地利物理学家】的侄子弗里希博士曾主持这项工作，在一次实险中几乎丧命。还有另外两位物理学家真是牺性了。
第一个在实验中牺牲的是哈里·达格尼安。幸好他偶然触发链式反应时只拿着小量的可裂变物质，周围的人得免于难。那次链式反应的过程只不过是一秒钟的几分之一。他立刻就被送进医院去了。他的右手已全被幅射渗透，一小时内便失去了触觉。他的皮肤已被γ射线穿透，内脏损坏，神志昏迷，头发脱落，白血球增多，他在极度痛苦中死去了。这事件发生后，在弗里希的实验室里，气氛突然紧张起来。整个区域的人都如坐针毡。特别紧张的是，有一个名叫路易斯·斯洛特金的莽撞的加拿大青年人，想追求“惊险”。斯洛特金真是名副其实地在玩弄宇宙之火（他称之为“揪弄龙尾巴”）。假如他当时真的大错铸成，那就没有人可以幸免于难，这件事的经过也就不会为人们所知了。洛斯阿拉莫斯中心可能早就疑灭，而广岛和长崎就会得以幸免。历史进程也会大大地改变了。
斯洛特金富有冒险精神、热心正义事业。他参加西班牙内战，站在共和国政府一边；在不列颠战役中，他又参加英国皇家空军作战。由于眼睛近视，停止飞行。又因为他受过对口的科学训练，经过辘转曲折参加了曼哈顿计划。在弗里希的指导下，他找到了专业，但是他的同事们有不少人倒是很希望他最好回去驾驶喷火式飞机。他竟然拾掇着两个起作用的半球，用螺丝旋钻把一根杆子上的一个半球拨向另一个，使他们相互靠近，他在那里细心察着，全神贯注。这样做就象玩俄罗斯式轮盘赌，【指在左轮手枪中装一枚枪弹，其余弹膛空膛，然后随意旋转弹膛，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译者】总有一天或然率会发生作用，而他会来不及把这两个半球及时分开的。这样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一天，螺旋钻一下子滑过去，两个半球十分靠近，实验室一下子蓝光一片，使人睁不开眼睛。他赶快把两个半球拉开，链式反应中断，整个地方才幸免于难。但他知道他要付出生命作为代价了。他和挨近他一起工作的一个同事一起被送去医院。途中他对这位朋友说：“你会医好的，但我就毫无希望了。”他在受了九天的罪以后死去。被派去调查这事件，要弄清楚从这件意外中可以汲取什么经验教训的人，是克劳斯·富克斯。
大多数其他物理学家对保密措施，都有很多意见——尼尔斯·博尔对“尼古拉斯·巴特勒”这个代号总不习惯，老是记不起来。但是富克斯，知道问题的内幕，所以很少说些什么。也可以说，富克斯只知道一半内幕。德国人在干什么仍然是一个谜。希特勒不时提到秘密武器。早在1944年他就放出了三种：喷气飞机，装有通气管的潜艇，和V－1飞弹，这就是第一批嗡嗡弹。总之，从祖国那里得到的情报，没有一件能否定美国科学界原来的假设。他们的推断是：希特勒也许已经有了原子弹，或者是快要制成。他也许已有一批原子弹，作为他的最后防线部署起来。这个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今天要把这个德国元首当时所造成的恐怖、仇恨、害怕的情绪再现出来，是不可能了。但是，没有一点这类感觉，要我们了解为什么科学家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搞原子弹，也是很难的。
这个问题在华盛顿和伦敦的最高领导层中讨论过（虽然没有在莫斯科讨论过，因为罗斯福和丘吉尔估计很正确，斯大林是不会把苏联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与别人分享的）。在1943年秋天，盟国组成了一个特别情报组织，代号为“阿尔索斯”，即希腊文的“小丛林”，它准备随同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它的成员穿的服装和士兵一样，只是佩带的徽章上有一个白色的希腊字母α，还有一条红色叉状闪电的线，以资识别。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收集资料，确定德国在研究原子武器方面进展到什么程度。这些情报资料，要由这个组织的一位高级科学家当场翻译和评定。这位科学家是荷兰的桑缪尔古茨米特博士，他是一位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他的业余癖好是研究在犯罪调查方面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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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月7日星期四，美国总统对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他的第十次国情咨文。他说：“轴心国家知道，他们要在1942年打赢这场战争，否则就会一败涂地。但敌人1942年没有打赢，这点不用我告诉你们了。”星期六深夜，首都已经是一片寂静。这时有一小队高级轿车从白宫南面的门廊悄悄地开走，开到第十五街时向右转，然后在国家刻印局附近一条很少人用的火车支线停下来。总统的专车在那里等着。跟着总统走进他的专用车厢“费迪南德·麦哲伦”号的，还有哈里·霍浦金斯，罗斯·麦金泰尔医生，和一批肩章领章金光闪闪的陆海军将领。有一架泛美公司“飞剪”号飞机在迈阿密市等着，把总统一行载往大西洋那边，飞到非洲的卡萨布兰卡去和温斯顿·丘吉尔会见。
这一年盟国最高级会议频繁举行。在卡萨布兰卡，这位最高统帅估量了艾森豪威尔的能力，对轴心国家提出了引起争议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接着，他又在魁北克（又是同丘吉尔）、华盛顿（同丘吉尔和联合军事参谋长们）、开罗（同丘古尔和蒋介石）、夏威夷（同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德黑兰（同丘吉尔和斯大林），然后回到开罗（又再同丘吉尔）会谈。在这一年里，领导权已由英国首相转移到美国总统手中。这点两个人都心中有数。领导权易手同个人能力无关。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比英国投入更多人力物力，所以在未来的大战中美国的将军们，特别是艾森豪威尔，将指挥盟国的联合部队。
罗斯福作为最高统帅来说，并不是无可责难的。事实上在他一生中没有什么事能够不受责难。斯大林认为，罗斯福坚持要敌人无条件投降，只能迫使德国人民团结起来，把战争拖长。大多数历史学家同意他这种看法。在太平洋战场上，总统给麦克阿瑟权力可能太大，而太平洋战争主要是海战，要由尼米兹海军上将来打赢。但并没有人怀疑，罗斯福从1943年起就是盟国陆海军司令。早在1942年11月，罗斯福的一个特别助理威廉·哈西特就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总统越来越成了这场全球战争的中心人物，提出创议，决定采取什么行动，当然，所有责任都落在他身上。”路易斯·约翰逊从新德里拍出电报说：“在这里，罗斯福的名字具有魔力。”大多数职业军人都钦佩他的领袖才能。艾森豪威尔写道：“罗斯福先生的某些政治措施，我是永远不会赞同的。但是他是战时国家统帅，我完全是从他这个身份认识他的，——而且从这个身份来看，我觉得他是完全满足了大家对他的期望。”史汀生则说：“陆军从来没有一个比他更优秀的统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