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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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埂⒋蟊榷ずＮ榈隆居冉稹さ虏妓梗�1855－1926年）和大比尔（威廉）·海伍德（1869－1928）均为美国社会党领导人。——译者】的信徒，崇信社会正义。当红头发的沃尔特和兄弟维克托从弗吉尼亚州西部惠灵市来到底特律市时，就已经走上了要与汽车制造工业巨头们互相对立的道路了。
他们白天在工厂工作，晚上在中学读书，毕业后考进韦恩大学。在大学里领导过一次学生运动，抗议后备军官训练队问题，获得成功。1932年诺曼·托马斯参加总统竞选，沃尔特为他演说，被福特解雇。于是，兄弟俩便拿出全部积蓄，买了统舱票去欧洲。他们在德国反抗纳粹，又在俄国一家工厂工作了两年，然后坐西伯利亚铁路来到亚洲，在“胡佛总统”号轮中当船员，横渡太平洋，回到底特律。正好赶上那里的静坐罢工。
在头一批的静坐罢工中，沃尔特就担任了领导。他当时已是产联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第一七四地方分会的主席。他借了三百美元，雇了一辆宣传车，租了一间办公室，坐在电话机旁指导工作。维克托则在凯尔西－海斯工厂开冲床，每小时挣三角六分半。在维克托的煽动下，制动器装配线的工人静坐罢工。一个人事处职员惊惶失措，哀求维克托把工人叫来开工。维克托说：“那只有求沃尔特·鲁瑟才行。”这个职员没考虑可能产生什么后果还问他：“谁是沃尔特·鲁瑟？”沃尔特接电话后来到，站在一个包装箱上，号召工人们参加第一七四分会。那个焦急不安的人事处职员说：“请你来是要叫他们复工，不是把他们组织起来。”沃尔特双眼闪闪有光说：“如果不把他们组织起来，又怎能叫他们复工呢？”
最后签订了一个协议，规定最低工资为七角五分。于是六个月内，这个分会的会员一下子从七十八人激增到二千四百人。霎时到处可见这个红发佬活动，满城吸收汽车工人入会，为罢工出谋献策。这样他就成了受人注意的人。1947年5月26日他站在迪尔本市福特的红漆厂外的跨桥上散发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传单。汽车公司雇用的暴徒用橡皮管和皮包的铝棍向他袭击，把他和另一个工会领导人打瘫在地。一年之后，福特雇用的持枪歹徒又闯进鲁瑟在拉萨尔大街的公寓，威胁要他的命。
这样做唯一的结果是：红发佬在底特律工人中声望更高了。1939年他成为联合汽车工人工会通用汽车公司总部的主任，1946年他当上了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两年以后，在4月的一个清爽夜晚，沃尔特在厨房和他的妻子梅伊谈话，一个受雇的凶手，站在离他几尺远的地方，拿着装有“○○”铅弹的10号双筒散弹枪向他射击。沃尔特倒在地板上，他的右臂几乎断掉，伤势十分严重。在他住院期间，一个凶手又把维克托的右眼射瞎。还有人携炸药企图把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总部炸掉。
凶手始终没有抓到，但是他们未必就是资方雇用的。沃尔特还树了不少其他敌人。他把共产党人赶出工会，把股票掮客赶出车间。在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社交场合里，他又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也得罪了顽固派。他的名字惹人攻击，有如富兰克林的避雷针引摄雷电一样。吉米·霍法说他是一个扒手；约翰·刘易斯说他是个“笨蛋，假知识分子”，亨利·华莱士说他是进步党的“最大的绊脚石”。另一方面，他在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世界联邦推进者联合会都担任领导工作，使他赢得很多自由派的爱戴。1952年他成为产联的主席，英国工党的知识界人士认为他是美国最能鼓动人的人。在鲁瑟的崇拜者中，有切斯特·鲍尔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埃莉诺·罗斯福。埃莉诺认为鲁瑟当总统也够条件。
工会领袖很容易生活腐化，但沃尔特却被公认是个真正的禁欲主义者——对寻欢作乐不沾边，有时连正常的宴乐也不参加，而且从来不好出风头。在几次几乎丧命之后，他承认该有保镖。可是工会要帕卡德汽车厂给他制造一部价值一万二千元的漂亮防弹车，供他外出时用，他却反对说“我不能让人家看见我坐小轿车。”这点他真的做到了。他到市中心去看电影，总是不顾最起码的安全警戒措施，坚持在偏街小巷下车，使保卫他的人很伤脑筋。后来他的车子在加拿大发生故障，把别人的车撞坏，他从车里跳出来，不由分辩地说：“行了，我无论如何再不乘它了。”他改坐公共汽车来完成了这次旅程，以后，再也没有坐那辆小轿车。
工会为鲁瑟一家提供安全的住宅，倒是做到了。在郊外找到一所单间的避暑用家屋，和别的房子不挨着，容易保卫。沃尔特既然是沃尔特，他马上就考虑加以改进。他的医生告诉他，要避免受伤的手成为爪形手，就有必要经常使它运动。于是他花了四年功夫，把那家屋搞得适宜居住。他首先添盖了几间：这边加个厨房，那边加间卧室和书房，又加盖一层二楼，把走廊围上纱窗。他甚至自己做家具，还自制了精致的高传真度收音机。最后，他的手全好了，他的家也应有尽有了。除了起坐间那几根用手工劈出来的横梁和屋内的水落管还可以看出是原来的房子的以外，其余都是新的。
他的精力旺盛，尽人皆知。他也以思想新颖而闻名。别人从密友，烈酒和烟中得到欢乐，他对这些却一无所好，而总是从思维活动中取得乐趣。他对任何题目都可以谈起来没完。默里·肯普顿说他认识的人中，沃尔特是唯一对未来了如指掌的人。《圣路易邮讯》的斯潘塞·麦卡洛克说：“你要是问沃尔特几点钟，他就会告诉你怎么制造钟表。”有时他谈得兴起，会突然冒出一些完全乱扯在一起的隐喻。有一次，沃尔特指责霍法、戴夫·贝克和约·麦卡锡是“睡在一张床上，互相勾结”。又一次他把一个公司谈判代表说成为“他的心脏就象个计算机，喷出来的都是冰水。”
那个谈判代表自然不觉得好笑。因为在谈判桌上，红发佬喋喋不休的发言就是他的有力武器。他那工会在市内不同的地点，同时和福特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特公司进行谈判。这又是沃尔特的“个别对付”的策略的运用。他这个策略的根据，是三大公司之间的竞争比他们与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对立不信任还要强烈。把三大公司中一家分化出来就好对付，没有哪一家愿意冒罢工的危险而让其他两家夺去它的市场的。这个策略果然奏效。当沃尔特把公文包和牙刷收起放在一张桌子下面时，就说明谈判对他有利，猎物己经到手了。他那滔滔不绝的口才，是使他致胜的一个因素。他鼓起下巴上强有力的肌肉，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说着，提出这个建议，那个建议，时而详细论述，时而愤然驳斥，时而后悔表示歉意，接着又转而谴责对方，用干巴巴的单音调告戒别人。总之，搞到对方无言以对为止。
有时，他们给他气得说不出话。工会里霍法和贝克的信徒们认为工会的任务是为工人多争点钱，至于是由股东还是由公众来付，应由资方决定。沃尔特不同意。他争辩说，如果公司提高汽车价格，刺激通货膨胀，提高生活费用，那么，就算在工资袋里增加五分钱，对工人是没有好处的。他要求三大公司在不提高产品价格的情况下增加工资。对于公司的董事会说来，这简直就是要夺老板的传统特权。而更坏的是他还要求查公司的帐簙，说这样就可以证明他的论点是对的。（用鲁瑟低音悦耳的声调说，这叫“经济领域的民主”）他没有达到目的，可是他还是把劳资关系这个概念改变了。
这是因为：尽管其他工会领袖嘲讽他是个“书呆子”，寻求“天上掉馅饼”，尽管资方的代言人嘲笑他说的尽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东西，这个来自惠灵市的红发佬却成功地指出了一个问题，工会工作决不仅仅是底特律工人所说的要卡迪亚克的钱而已。沃尔特·鲁瑟在劳资协议中取得年薪的底限，工资按生活费用升降的伸缩条款以后——在蓝领无产者已上升到中层阶级以后，他就发动他那个“团结大厦”里的工会工作人员，为意义广泛得多的问题去斗争——例如消除贫民窟，让老年人有文娱活动的权利，在广播中有定期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广播时间，工会出版报纸，组织不分种族界线的滚木球球队等等。工人们也真地跟着他这个领导人走。他们往往感到莫名其妙，有时甚至是不满，可是他们还是朝着沃尔特父亲所说的“人皆兄弟”的方向前进。
1970年5月9日沃尔特和梅伊乘坐一架包机，在密执安州佩尔逊市附近失事身死。沃尔特的灵柩上覆盖着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会旗——蓝底和一个白色齿轮。马丁·路德·金夫人致悼词。丧礼结束时，送葬人都唱起那首最扣人心弦的工会歌曲：
『在每个矿山和工厂，
从缅因到圣地亚哥，
哪里劳动人民保卫自己的权利，
哪里就会找到乔·希尔。
也会找到一个红发佬。』
第十三章 开始凋敝的胜利旗帜
1945年的晚秋季节。
哈里·杜鲁门每天在天还未亮以前总要打开特别放在他白宫总统卧室附近的装满食物的冰箱光顾一番，因此他在六点不到就起床，洗淋浴，刮胡子，穿上白衬衣，打上蝴蝶领结，着上一套双排扣的衣服，干净利落，不离服饰商人的本色。按惯例，总统可以有个贴身男仆照顾穿着，但他不屑这样做，还是自己照顾自己。接着他身子挺得笔直，一本正经，摆出他在小学里学写字时就养成的那种架势，坐在办公桌前，一边翻阅当天早报，一边匆匆给工作人员写几道指示。7时正，他走出白宫，在人行道上作早餐前的保健散步。陪同他的有几个特工处的保镖，几个上气不接下气的记者，而他则以每分钟一百二十步的速度，精神抖擞地穿过拉斐特广场，沿康涅狄格大道向北至K街，向东转到第十五号街，又往南到纽约大道，然后走过财政部大楼，走过约翰·斯奈德未来的办公室。前财政部长弗雷德·文森提升到最高法院以后，杜鲁门就想让斯奈德继任。他的顾问们认为斯奈德太保守，一再说他不适宜参加民主党政府的内阁。杜鲁门不以为然，说斯奈德和他的军事武官哈里·沃恩将军一样，都是老朋友。这位新总统是主张依靠老朋友，信赖老朋友的。
总统府里8时进早餐，内容有水果，烤面包片，腌熏肉，牛奶，咖啡，此外，这位一家之长还在谈话里给早餐加些胡椒粉。他会对贝丝和玛格丽特说，最好吉米·贝尔纳斯不要再把他当作初出茅庐的参议员，亨利·华莱士不要轻易上俄国的当，麦克阿瑟不要在东京俨然以总督自居，而那些该死的海军上将们，特别是那个婊子养的雷德福，不要让部下公然对抗政府统一武装部队的计划。
当时总统还没有谈到的话题有：爱闹事的学生、黑人权力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总统所得税申报、劫持飞机、交换老婆、吸毒风气、心脏移植、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胡说八道、太空飞船、取消种族隔离、国内动乱、赤裸裸的色情书刊、冒风险的经济计划、爆炸办公楼、中央情报局、中东问题、红色中国问题、印度支那问题、克里比亚申、法律与秩序问题，音障问题、满嘴粗话的女大学生、难于管理的城市、共生派解放军，避孕丸、生态学与领袖人物的天生魅力——这两个词当时还只在《星期六评论》的字谜栏中出现——还有约翰·伯奇协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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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塞尔学院1939年毕业生，二十七岁的约翰·伯奇上尉的残缺尸体那天早上安葬在俯瞰中国苏州城的绿树成荫的山旁。他是个浸礼会圣经原义派信徒，勇敢的美国战略悄报处的军官。他所遭到的结局使那些原来了解他的许多熟人认为几乎是命定的一样。事情发生前，他的上级古斯塔夫·克芬斯少校，就在日记里写道：“伯奇是个好军官，但我担心他太卤莽，会闯祸。”1945年8月25日，这个过分热心的上尉碰上了一支中国共产党巡逻队，和他们的队长发生激烈的争吵，巡逻队就扑上前来。克劳斯事后说：“我本来指示他在遇到混乱情况时要用外交手腕处理问题。但伯奇却使那个共军少尉在部下面前丢脸。从军事上说，约翰·伯奇是自己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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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年秋天，贝蒂·戈尔特施坦对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从事心理学研究感到了失望。她原是史密斯女子学院1942年毕业的高材生，在校的时候就把贝蒂的名字改为贝德。她主张女性独立，如果有个男人替她开门让她先行，她就会睬他一脚。现在她回到东海岸来，嫁给一个名叫卡尔·弗里登的夏季旅行剧团的班主。这个人又做广告生意，在赫德逊河畔买了座漂亮房子，雇一批佣人，生了三个漂亮的孩子，夫妇两人都高兴异常把她们当作宝贝。在邻居们看来，照郊区太太和母亲的标准来说，贝蒂——现在不再叫自己是贝德了——可算是生活过得很美满了。在操劳家务之余，贝蒂·弗里登还开始动手为一些妇女杂志写短篇小说，都以女性为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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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金斯伯格已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同时在布鲁克林海军船坞当焊接工，半工半读，想成为市场研究专家。他很少出口骂娘，每天总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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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政治事务处处长阿尔杰·希斯，在弗吉尼亚大道新建的国务院大厦里，搬进了一间较大的办公室。他刚刚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会议完成了秘书长的工作，现在是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的首席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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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玛·琼·贝克，一边因为战争做了工人，获得了优异奖状；一边又让《扬基》周刊拍摄和刊登她的照片。那张照片引起了蓝皮书模特儿介绍所的注意，到对日战争胜利时，她就在所里参加模特儿训练班。她的丈夫还在海外服役，对此事一无所知。她一面保住那份战时工作，一面又每月请十天病假当女招待来赚回训练班那一百元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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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麦卡锡从海军陆战队退役，于1945年重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