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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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朗，支持造反的士兵。参院也派了一个小组委员会飞往菲律宾，听取梅齐中士及其他肇事分子的证词。
《纽约时报》着了慌，对于“军纪荡然无存”在国外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心。它指出：示威者“还未复员，他们还是军人。”社论里不客气地点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辩解的，应当让他们明白这点。”在《纽约时报》看来，国会有罪，不该怂恿“一个不顾我国的国际责任、鼓励在马尼拉和勒阿弗尔发生的那样丢人的事的所谓让孩子们回家的运动。”
从政府的观点来看，没有比在这个时际发生这样骚乱再糟不过的了。杜鲁门总统正要争取国会同意他把陆海空三军合并为国防部的计划。高级军官们本来已很难对付了。他们对白宫早已不信任。如果在这个新问题上政府又不支持他们，那么这整个改组计划就会趋于失败。因此，总统就宣布，说他已对陆军海军的复员措施检查过，他“深信各军种执行复员计划很有效率，值得嘉许，对各方面都不偏不倚。”他所得到的结果只是转移了国会指责的目标，从陆军部和海军部转到他自己身上。
杜鲁门本人象前任罗斯福一样，是大力支持进行普遍军事训练的。现在，一夜之间，这个希望已成泡影。不但如此，现在能否在国外保持一支空有骨千的部队，也很值得怀疑。军队实力已下降了百分之八十。曾一度是世界最强大的空军，现在已从二百三十八万五千人减至十六万五千人。海军每月遣散二十四万五千人。尼米兹提出警告，说已经没有一支舰队可以进行作战。由于征兵法将于5月15日失效，参谋长联席会议已在考虑把占领军从朝鲜全部撤走。这时，有五百万训练有素的士兵己经脱下戎装。将军们算来算去，愈算愈头痛。德国至少要有三十五万人，太平洋至少要有三十七万五千人，至于其他各地，艾森豪威尔认为至少要有七十二万五千人，杜鲁门则认为至少要有一百三十七万五千人。但志愿服役人数，现在只有四十万。延长服役的人愈来愈少，艾森豪威尔对国会领袖们说，美国“兵源枯绝”的危险是十分现实的。
这位将军是在国会图书馆后面一间平时没有用的房间和国会领袖们见面的。现在公开的听证会已经无法进行。政治火气太大了。他是从背后马路来到国会山的，心里很不安地意识到，士兵在闹事时高声叫“我们喜欢艾克”是因为他们以为艾克那句含混其词的表态就是赞成他们造反。他对国会议员们说，他无论如何得有一百五十五万人。他引用驻日的第八集团军参谋长的话说：“如果日本人认为时机成熟要造反的话，那么他们选择起事的时机，必然是他们以为美国军队内部存在不满的时候。看来有些颠复的势力在有意起作用，要破坏我军士气，原因还没有弄清。”艾森豪威尔补充说，在他看来，由于美国“自动放弃”，也许不得不让美国在欧洲的影响落在“某一其他国家手中”了。
他没有点明是哪个国家。在日本投降后那几个月里，把无论哪一个国家说成是潜在敌人，是不流行的。但有力量能与美国为敌的，只有一个国家。战争结束时，红军有一千万，这一干万人现在还在那里。俄国的驻在苏联境外的部队没有发生“要回家”的骚动。斯大林在整个东欧都可以为所欲为。由于国会偏听选民的要求，而不顾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的反对，到了1946年夏季，美国的军力只剩下两个半师，而且大部份是换防的新兵，其战斗力只达战争高潮时的一半。在丘吉尔唤起人们注意苏联的铁幕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一直廷伸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后，有很大一部分舆论却转过来狠狠地攻击杜鲁门。曾经游行示威的复员军人，曾把婴孩的小鞋子寄给国会议员的军人妻子，竟把造成国外这个局面的责任推在总统、国务院、知识分子和同路人身上。就已知情况来说，他们没有一个人照一照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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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海特爵士有一次曾把同克里姆林宫谈判比做面对一台老式的自动售货机。你要的东西它总不出来，但一般你总会得到些什么东西。“有时你得把机器摇几下，出货就会快些”。可是“和它讲道理却毫无用处”。罗斯福在雅尔塔同它讲了道理，但他还未来得及向国会汇报俄国作出了什么承诺，他们就已公开不认帐。在斯大林看来，他肯和这些西方盟国打交道，就已经够宽宏大量的了。他说，打赢德国，英国只是为战胜希特勒赢得了时间，美国提供了供应品，而俄国则有六百万人战死，“付出了血的代价”。从莫斯科看来，杜鲁门看上去象个脓包，美国正在分崩离析。苏联的经济学家向他们的这位领袖保证：美国快要陷入大萧条，行将一片混乱。因此，斯大林提出要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割占土耳其一块领土，中东石油分杯羹，割占里海一块领士做巴库油田的屏障，由铁托控制的里雅斯特，由奥国管理卡林西亚，参加占领日本，甚至要驻军鲁尔。
杜鲁门在1945年4月23日痛斥莫洛托夫。这是第一个迹象，说明这位新总统并不打算在上述任何问题作出让步。俄国人震动之下，正式邀请杜鲁门参加波茨坦会议。会议本来是要讨论如何将雅尔塔协定付诸实施。杜鲁门对参加这次会议有些顾忌，但他有很多原因要参加。后来他写道，“在我心里最迫切的一个原因是要斯大林本人重申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这也是我们军事首脑最急于要抓住的问题。”其实，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乘美国军舰“奥古斯特”号作一次远洋航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还没出过国。我们从他给“亲爱的妈妈”和玛丽那些东拉西扯的家信中，就可以看出他那副快乐高兴的情景。他身穿敞领短袖衫，头戴水手帽，在舰上到处跑，个个角落都要看看，还在水手中认个远亲，和水手们一起进餐而冷落了军官。旅程结束后就是波茨坦会议。这次会议对他颇有启发，但使他非常沮丧。现在他毫不怀疑：“俄国人只懂实力”，他们的“计划是要征服全世界”。会议以后他“很高兴走上回家的道路”了。
波茨坦会议开完以后，以前轴心国的卫星国的命运并无变化。这就是说，它们在模棱两可的纸上条文的掩盖下，被俄国占领着。会议确如杜鲁门所预料的那样毫无意义。在会议期间，他有一阵子很心灰意冷，竟然向艾森豪威尔将军表示要把白宫让给他。历史上常有这种令历史学家揣测纷纭的着迷的时刻，这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们两人在巡视劫后的柏林，见到一片瓦砾，总统突然转过头来说：“将军，凡是你想要的什么东西，我无不努力帮你弄到。我具体而肯定地对你说，这包括1948年的职位。”艾森豪威尔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就把总统的这个表示当作开玩笑：“总统先生，我不知道谁会是你的竞选对手，但绝不会是我。”
几个月过去了，俄国人的态度愈来愈恶劣。以奥本海默为首的美国科学家经过艰巨努力才制订了一个通情合理的控制原子武器的计划，但安德烈·葛罗米柯却随口加以拒绝。苏联的许多外围组织只要一有机会，表现尤为恶劣。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百忙中抽空去参加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苏美友好全国委员会大会。他发表讲话，希望国写国间的分歧能够和解，而不要发展到“半夜一敲门，人心尽惶惶”的地步。听众嘘声四起，尖声怪叫，使他不得不离开会场。他后来说“我常常觉得奇怪，不知是谁使共产党国家的外交部认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一条基本要求是，态度一定要粗暴无礼，是马克思，还是思格斯？不管是谁，都可说是不幸之至。”【攻击艾奇逊的人，后来将他这次参加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集会，说成是他同情共产主义的证据。】
在政府成员中，只有商务部长华莱士还对苏联存有幻想。他是个幻想家、空想家，长期以来就不相信美国的沙文主义者。亨利·卢斯称未来世界为“美国世纪”，华莱士对之反驳说，战后“只能是普通老百姓的世纪”。现在他坐在内阁会议席上，冷眼观察杜鲁门，就得出一个结论：这位总统是个地地道道的战争贩子。他认为绝不能听之任之。必须向人民提出警告，而这要由他来提出。
现在回过头看，奇怪的倒不是华菜士公开反对美国外交政策，而是他怎会在内阁里呆得那么久。由贝尔纳斯和华莱士分别主持国务院和商务部，杜鲁门的内阁中就有两个人认为总统的宝座本该是他们的。如果杜鲁门能象罗斯福那样有魅力，他也许能克服两个性格倔强的人之间的分歧。可是他全无策略，当然就一定和新政派一个个地闹翻。贝尔纳斯早就和他发生冲突。他有一次在莫斯科开完会后，就去电白宫，说他一返国内，就准备以炉边谈话的广播形式，对全国人民进行一次详尽汇报。杜鲁门提醒他说，按职责他首先是要向总统汇报。如果有发表炉边谈话的必要，那应由总统来发表。过后不久，杜鲁门又和哈罗德·伊克斯在用人问题上发生纠纷。伊克斯在1946年2月12日提出辞呈，建议于3月31日生效。杜鲁门毫不留情批复，于2月15日就生效。于是伊克斯公开攻击他在白宫收集了：“一批不三不四的政治侏儒。”记者们议论说，总统和一位内阁阁员发生这样尖锐对骂，在华盛顿极其少见。
但是，这一年还没有过完，又发生一次这样的争吵。丘吉尔为了对杜鲁门表示敬意，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市的小小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内发表“铁幕”演说。他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批评并未得到好评。这个人总是走在时代前头，这次也是如此。但听了这次讲话后，在华盛顿暴跳知雷的，首推商务部长。他下定决心，只要时机一到，就要使所有这些恐苏病患者都俯首贴耳。9月，时机到了。贝尔纳斯那时正在巴黎参加一次重要外长会议，9月10日华莱士把他在美苏友协的群众大会上准备发表的讲话稿呈报总统。杜鲁门没时间看，他一边翻着讲稿，一边听华菜士将内容讲给他听。华莱土说，他这次会对苏联会采取比过去更加批判的态度。总统心里惦念着别的事，随便点了一下头，并说他希望这篇演说，会使参加国会竞选的自由派和左翼人士和参加纽约州州长竞选的民主党有利。记者们在外面走廊等候，问华莱士和总统谈了些什么。他请他们好好听听他的演说。
华莱士的确批评了克里姆林宫，在这点上他是信守诺言的。但他也同样严厉地批评英国外交部，接着还激烈攻击杜鲁门和贝尔纳斯的外交政策。他说，华盛顿根本不应干涉苏联在东欧驻军，那是斯大林的势力范围。接着他说美国应将原子弹计划通知各国政府，不管它们的政治制度如何。最后，他要美国裁军，不管其他各国采取什么态度。他认为同英国和西欧国家签订集体安全条约，这种想法就显然存心不良。“在我看来，把英国作为我们外交政策的枢纽，真是愚不可及。”他说，“可以肯定，光是英国在近东的帝国主义政策，和俄国的报复行动，就会直接把美国引向战争。”接着那两句话，是他离开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以后才加进去的。“我既不反英，也不亲英；既不反俄，也不亲俄。两天前总统看到这几句话时就说，这代表我们政府的政策。”
事先看了讲稿的记者在下午4时、也就是在演说前三个小时就来到白宫，参加总统记者招持会。有人向总统是否已同意商务部长的讲话，他点点头。它准确地反映政府政策么？他也说是的。接着他就去克拉克·克里福德家里参加一个只有男宾参加的宴会，满以为华莱士会支持既定的政策。闪电发作的时候，他还在那里。第一阵隆隆雷声是下午6时传来的。当时华莱士的一份预发的发言稿传到了代理国务卿威尔·克莱顿那里。他立即用直通电话线和白宫的查尔斯·罗斯接话，提出抗议说“这必然使吉米在巴黎会议上处境困难。”他要求总统公开否认。但罗斯说杜鲁门已经批准了华莱士发言，否认已经太迟了，第二天，报纸出现令人惊惶的特大标题，说美国政策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变”。在巴黎的参议员范登堡对记者说，“我不能同时和两个国务卿一起工作。”贝尔纳斯从一位英国记者那里听到这个晴天霹雳。他憋了一肚子气有四天之久，然后打电报给总统说，“华莱士先生是您内阁的一位成员，如果您为了某种原因不能制止他在外交问题发言的话……我就只能请您立即同意我辞职。”
迪安·艾奇逊认为“杜鲁门总统简直是幼稚。这样说并非过分责难。首先，对于美国总统的繁重责任，他当时还不十分熟悉。在他看来，亨利·华莱士是个经验丰富、地位很高的政府负责官员，讲稿又经认真准备，为什么不能让他公开发表呢？”如果杜鲁门这么说了，人们就会对他谅解。可是，他却想用“一个笨拙的谎言”（《时代》周刊语）来使事件平息。他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声称要把这次来得很“自然的误解”“澄清”一下。他解释说，他一点也没有赞成这篇演说的意思，他只是想维护华莱士发表意见的权利而已。特别是，他并没有把这篇演说当作是一篇“代表我国外交政策的声明”而予以批准过。接着就是一场尖锐的提问。记者们提醒杜鲁门，说华莱士事实上等于对听众说，他对英俄两国所持的不偏不袒的态度，是经过总统的赞许，认为是“现政府的政策”。接着的一段对答，真是狼狈异常。
『总统；这话不错。
记者：想问的是，你指的光是那段，还是演说全文？
总统：整篇演说我都同意。
记者：总统先生，你认为华莱土的演说有没有背离贝尔纳斯的——
总统；没有。
记者：——对俄国的政策？
总统；他们完全一致。』
第二天，詹姆斯·赖斯顿就在《纽约时报》上尖锐指出：“在首都，认为华莱士先生的建议同杜鲁门先生或贝尔纳斯先生的建议是‘一致’的，似乎只有杜鲁门先生一人。”他想讨好英国人，却激怒了记者。接着事情愈弄愈糟，因为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