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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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白宫发表了一份详细报告，把总统的建议和国会的抵制作了个对比。在同一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对这个“无所事事”的国会所开的“无所事事”的会议，表示遗憾。他说以前他对国会的各种说法证明都是有道理的，它已自行证明是历史上“最糟的”国会。
一个华盛顿记者却想追踪另一条新闻。他在散会前问总统：大约两个星期前有一个结实而貌不惊人、35岁左右的妇女伊丽莎白·本特莉，开始在参议院行政部门经费委员会作证。她和一名曾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证人、《时代》周刊的编辑惠特克·钱伯斯，现已指控一些政府雇员充当苏联间谍。被告人包括阿尔杰·希斯、威廉·T·雷明顿和劳克林·柯里。总统是否愿意就这些间谍问题的听证会发表什么意见呢？
“这些只是转移目标的手段而已。”杜鲁门厉声说，他想的还是那第80届国会。他说：“他们利用这个问题转移目标，想为他们该做而不做的事情找借口。是的，我的话你可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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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星期天下午3时40分，“杜鲁门专列”的司机在司机室里把汽笛拉了两下，离开联邦车站去和600万选民们会面。这次由党内筹措经费的民主党的竞选运动终于动了起来了。这个计划包括有两次重要的横越全国的旅行，每次为期十天，一次去东北各州，以及到哥伦比亚特区附近各州的短程旅行。在这第一次进军中，总统要乘车走3。2万英里，发表250次演说。在当时的竞选中是创纪录的。每天从早上在农村看日出，到18小时后最后一个火车小站止，都有小镇居民集在“费迪南德·麦哲伦”号车厢周围，眼睛睁得大大的，高举电筒，来看火车平台上的这个小个子爱争论的人物，而杜鲁门也总是斗志昂扬，而且说的话都可以发表。
他按照6月份的预演如法炮制，在多数情况下总是和颜悦色，赞扬一下当地的乐队，介绍一下贝丝和玛格丽特，在结束非正式的闲谈时，要求大家：“11月2日去投票站，投民主党的票，那么，我可以再在白宫多待四年。”或者说，“做正确的选择，免得我在1949年1月20日缺房子住。”每次停车到点，火车司机就会拉一下警笛，这个江湖卖药的班子就又继续走上征途。
各城市里人群愈来愈大，印第安纳波利斯市有5万，丹佛有5万，波士顿有25万，底特律有25万。“没有人跳舞、欢呼或吹口哨来欢迎杜鲁门，”理查德·罗维尔在1948年10月9日《纽约人》上写道，“大家都鼓掌。据我看，掌声强度，和一个传教士关于在北罗得西亚战胜异教的一篇差强人意的报告，所获掌声差不多少。这并不一定是说听他讲话的人准备不投他的票，虽然我个人的感觉是，其中多数人是不会投他的票的。”
杜鲁门讲的话，很多是荒谬的、不负责的，有些还是带有恶意的。他备受攻击，孤军作战，全国报纸只有15％对他支持，各方面的人都说他白浪费时间，也浪费大家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大讲煽动性台辞。“共和党人贪婪成性，”他说，“抬高物价，把美国消费者逼到走投无路。”还说他们“迷恋特权”，把杜威称做“法西斯分子”，比之于希特勒。在艾奥瓦州德克斯特市全国耕作赛会上，他对8万名听众讲话，攻击说“这届共和党国会，在农场主背后刺进了一把禾叉”。
9月过去，10月已到，白天变短，黑夜漫漫。超级市场里开始有苹果汁出售，孩子们挖空南瓜，制作鬼脸儿灯笼。初霜才现，候雁南飞，鹑鸟和檐燕接着也随之南去。松鼠开始储备橡树子过冬。杜鲁门的专列还在来往奔驰。田野上草垛棕黄，排列成行。机车蜿蜒穿进森林，只见枫树上金黄的树冠闪闪，鹿角漆树一片绯红，一声汽笛长鸣，似在呼叫人们来听那生气勃勃的人介绍他老婆和女儿，摆明他的观点，开几句玩笑，然后挥手告别。
按照克利福德的说法，临近10月中，这列竞选专车进入了低潮。当他们在中西部一个小城镇停下来时，一个工作人员跳下车来买了一份10月11日出版的《新闻周刊》。一条黑体大标题写道：“50名专业政治评论员一致预言杜威将胜。”“一致！”有人随口说了一句，引来长时间的沉默。其中一人拖着沉重脚步回来，拿给杜鲁门看。他眨了一下眼睛，笑了一下，轻松地说：“呵，这批该死的家伙！这些人总是错的。别管他们，伙计们，咱们继续干吧。”克利福德认为，那时连贝丝和玛格丽特两人都不相信总统有任何可能获胜。但是，他自己倒认为有希望，而且后来竟能证明他是正确的。10月13日下午，在德卢斯去圣保罗途中，他把一份在德卢斯的讲话稿翻过来，写上对各州票数的分析预测，交给乔治·埃尔西。埃尔西封好收起来，等到选举后第二天才拆开。原来杜鲁门预言他得340张选举人票，杜威108票，瑟蒙德42票，另有37票则列为“未定”。不能说分析完全准确，有四张选举人票没有计到。但以分析选举为职业的人，如果能像他这样预测选举结果，恐怕是付出任何代价也会在所不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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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那个跟着哈里之后进行全国巡回竞选的人，却继续进行得很顺利。托马斯·E·杜威这列“胜利专车”，组织得很好，严格正点，各地都有联络人员到站接待，有各种设备可以及时把讲话稿预发给随行的98名记者，还有高度传真的扩音装置能把这位候选人的深沉的男中音声调从车后的平台传送到新闻界的酒吧车厢。专列上设有最新的通讯装备，不管他想说什么，都可以传送、播发到各地去。
但他什么也不想说。9月末，利奥·埃根在《纽约时报》报道说：“杜威州长好像已经当选，现在只是就地踏步，等候上任。他的言谈举止，显示出他认为选举只会证实早已决定了的事……杜威州长有意避免同在职的民主党总统进行任何激烈争论。”
这两部列车在中西部和加利福尼亚州曾先后两次只相隔一两天的路程。杜鲁门总是注意到这一点，并向他的对手提出一连串棘手的问题。杜威拒绝上钩。他宁愿畅谈落基山的“无限风光”，谈他所经过的“柔和而绵延起伏的树林茂密的乡村”，谈那些“繁华的城市”和“肥沃的平原”——总之，谈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无比壮丽”。
杜鲁门则谈论住房问题、最低工资限额、老年人的医疗和庄稼。杜威为水辩护起来。“只要充分保持土壤，”他在丹佛市响亮地说，“我们就能采取很多措施来保障我们的前途。我们对现有的水必须善加利用。河里的水，我们要用来耕作，还要用来发电……应从最大限度地保持水源、发电、航行、防洪、垦荒和灌溉的角度，来开发西部各条大河。”
杜鲁门所谓“在背后刺进一把禾叉”的讲话发表后两天，全国都在等候共和党领导人表态时，杜威在得梅因市却只说：“到了1月20日，我们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我们准备在华盛顿成立的新政府，对美国人民有信心，对其需要有深切了解，并有能力予以实现。我们将重新实现我国人民不可缺少的团结以及使美国成为伟大国家的那种精神力量。我们全国又将肩并肩地向着更伟大的未来前进，使每个美国人生活得更美好，卓有成效地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
杜威发表的正式讲话内容这样枯燥乏味，有办法的记者就开始追求某件趣闻乐事、某个轻松的特点来点缀一下那些苍白无色的段落。10月12日在伊利诺伊州的博库普城，列车突然向后面一堆人群倒溜。倒退几英尺以后，它又刹住了，没有造成伤亡，但这位州长的情绪却受到影响，发了脾气。他当时怎样说的，那就看你听的是哪种说法了。反正他不是说“我没见过这样的白痴司机”，就是说“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疯子司机。他大概该在黎明时枪毙，但由于没有造成伤亡，我看可以免予追究”。也许他难得讲出什么有实质内容的话，于是这句话就不胫而走，在全国各个工会礼堂和铁路的圆形机车库内，竟成了反对杜威的口号。
其他共和党人则在战斗。休·斯科特当时是全国委员会主席，他抓住了本特利－钱伯斯的证词，认为这个问题涉及面广，不能轻易当成是“转移目标”。但是杜威对此只略提一下，又马上转而高谈阔论：“我们有时不能按我们的信仰行事，而且经常缺乏信仰。但在我们内心中，我们相信而且知道，每个人都是信神的，每个个人都是最为宝贵的。”说句公道话，在竞选运动快结束前那几周，杜威也开始怀疑自己的策略。听他讲话人少了，而他从报纸了解到，听杜鲁门讲话的则多起来了。他的策略委员会——布劳内尔，斯科特、埃利奥特·贝尔和拉塞尔·斯普拉格——决定在工业发达的西北部，来个最后攻势；至于中西部的农场主们，他们生来就是共和党人，可以不必为他们操心。杜鲁门的冷嘲热讽使他按捺不住，他要回击，于是在四个居民点放手干了起来。他说，举个例说，杜鲁门否决塔夫脱－哈特利法的咨文，乃是“160年来白宫所发出的最错误、最失策、最不符事实的文件”。群众听了觉得蛮有味道，他自己也很得意，但他的顾问们则有所警惕。哈格蒂探听新闻记者们的反应，并向杜威报告说，记者们都认为相互攻击是个错误，只是承认自己软弱无能。为了保证杜威广泛听取意见，布劳内尔安排了一连串的电话会议，让杜威和共和党各州委会的委员们交换意见，96名男女委员中有90人参加。除了一人以外，大家都劝州长采取高姿态，让杜鲁门继续走他的低下的路子，失尽人心。只有堪萨斯州的哈里·达比是个例外，他警告说，农业地带现在难以驾驭。人们认为他是杞人忧天，未予理睬。于是杜威又继续他的圣战，呼吁为团结、廉洁、管好水利和维护信仰而奋斗。
一直到最后时刻，杜鲁门在列车里不断收到账单，因为服务行业的经理们生怕将来成为烂账。但是，自从《新闻周刊》那一期登了使人沮丧的消息以后，专列上的情绪已开始略有好转。在列车里晚上的漫谈中，年轻的工作人员们反复争论，究竟总统获胜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是，只要他们稍为乐观一些，就会有人提出，国内各种民意测验，都做出相反的预测。到了最后几天，克利福德认为有些迹象表明杜鲁门影响有所加强。杜鲁门按照传统习惯，在选举前的星期五晚，在布鲁克林音乐学院向群众大会发表讲话。人们起立，向他欢呼达12分钟。而在这些支持者中，有些人在费城代表大会之前，还曾经是“倒杜鲁门”运动的头头。克利福德于是想到，如果再有两个星期竞选时间，他们也许会有点儿希望的。
在芝加哥市，艾德莱·史蒂文森和保罗·道格拉斯并肩站在一辆敞篷车上，去体育场参加支持杜鲁门的群众集会。人行道上站满人群，有四五层之多，可是都默不作声。15年前，这些人都是在经济结构最底层的被遗忘的男女，是饿着肚子的教师和衣着褴褛的工人，英萨尔使他们陷入了困境，罗斯福则使他们得了救。史蒂文森见到人那么多感到惊讶。似乎整个芝加哥市的人都来了，但是几乎听不到什么欢呼，简直是哑然无声。道格拉斯说：“今天他们是来看看他们美梦的幻灭。”
《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总编辑汉密尔顿·欧文来到一位年轻记者的办公桌前。他说：“我已把祝贺新总统的社论写好。已经排版，准备付印。”他停了一下把眼睛一眨说：“要是杜鲁门获胜，那我就得另写一篇，不是吗？”他很欣赏自己这句俏皮话，乐呵呵地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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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周刊的订户在10月最后一个星期，就收到提前出版的11月1日的一期。在第37页上，有一幅整版那么大的杜威州长和夫人的照片，图片说明是“下届总统乘渡轮在旧金山湾的开阔海面上游弋”。同时登了一篇长达八页的关于竞选的综合报道。编辑们的结论是，美国“将抛弃杜鲁门而选择杜威”，理由既涉及“感情也涉及智力问题”。威拉德·基普林格主编的《变动的时代》周刊11月1日号封面刊登一条一英寸高的大字标题，说本期透露“杜威将有何作为”。10月31日星期天，《纽约时报》登出一篇报道，那是该报庞大的工作人员在全国各地进行长达一月之久的调查报告，反映各州选民的思想感情动向。其结论是：杜威会在29州获胜，得选举人票345张（有266张就可当选），杜鲁门则在11个州获胜，得选举人票105张，瑟蒙德4个州，选举人票38张。另有43张选举人票待决。调查报告还发现，共和党将继续控制国会两院。为了肯定调查报告的准确性，《时报》向报道杜威的47名最敏锐的记者征询意见。他们在一次秘密表决中一致认为这位州长将轻而易举获得胜利。
《底特律自由报》在准备11月3日（即选举后第一天）发表的社论中，请国务卿马歇尔辞职，并劝杜鲁门委任杜威的外事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取代他的职位。这家报纸编辑们的理由是：“这样就会使国内外对我们的对外政策恢复信心。”（还是那个杜鲁门主义，其时正在使希腊平静下来，马歇尔计划正在全面贯彻，而柏林的空运补给也已进入第五个月。）《自由报》承认：“这当然是对杜鲁门要求过高。然而，为了团结和国家利益，我们有时还要对千百万的美国人要求多得多呢”。这些编辑们对美国这位“落选”的总统倒是手下留情，说他“是个勇敢的小人物，从未追求过总统宝座，就任后不知所措，但却倾其全力战斗到失败”。《自由报》还对读者们说，杜鲁门生活上不成问题：“首先作为前任总统，他每年有希望得到2。5万元的退休金，还可以指望有广播电台和他签订合同、杂志约他撰文，还可以写书，这样加起来使他捞到一笔可观的收入，人们认为可以近达100万元。他的前途，还不至于是由白宫通向贫民收容所。”
但是新闻界论述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