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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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作风是搞新派政治的。当时巴尔的摩市的市长小托马斯·达历山德罗，还是住在小意大利区的房子里，来标榜他的美籍意人的背景。阿格纽本人也出身于市中心外裔聚居区，但他对这点却讳莫如深。他到主教派教堂做礼拜。他最喜爱的音乐家是劳伦斯·韦尔克。他的业余兴趣，都是中产阶级文化：在电视里看巴尔的摩科尔特球队比赛，收听曼托瓦尼的音乐和阅续《读者文摘》喜欢压缩的那类文章。他喜欢一切有条不紊，事事随俗从流。每逢星期六早晨，他就和洛克·雷文村的人们一起给他们的1948型雪佛利车、1949型别克车和奥尔兹莫比尔88型车冲洗上蜡。每逢星期一他就穿上他的双排扣全套衣服——后来又是单排三粒扣的——把他的呢帽方方正正地戴在头上，8点45分准时到达他的施赖伯食品商店办公室工作。9点以后到来的人都听到是这样的。阿格纽经理坚决主张行动要准时、做事要及时、干活要勤快。
如果他和比他大一岁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小威廉·怀特认识的话，他就会引起怀特的职业兴趣的。怀特是《幸福》杂志的撰稿人，他已把阿格纽这类型的人称为“组织人”。他们可能会说工作单调，或者说竞争激烈，但他们是属于公司的——属于他们的职业脐带另一头的不论什么组织的，因为住在这些新郊区的各种人物中，小经理们不过是其中的一种类型罢了。此外，还有那些正在医院实习，准备合伙开业的年轻内科医生、牙科实习医生、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在著名律师事务所工作而仅拿薪金的年轻律师、在参谋学校进修的年青有为的少校、大公司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在药物实验室工作的什么哲学博士、在普拉特和惠特尼公司的见习工程师；甚至还有最后能混到一个主教职位的教区牧师。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很意识到他们彼此之间有些共同东西维系着他们的关系。正如有些人所爱说的，他们“都是在一条船上的”。这条“船”会驶到那里，他们是毫无疑问的。在四分之一的世纪内，到了他们出头的时候，他们和其他象他们那徉的人，就会左右全国的社会风尚，成为《时代》周刊后来所称的“指挥的一代”。那时他们就会忙个不了。现在呢，趁还可以享受家庭之乐的时候尽情享受一下家庭之乐，在社交场合和同辈们交际交际，参加新郊区的公共娱乐——比如玩玩坎内斯塔牌戏、乒乓球、中国象棋等。还有，在那个他们所拥护的人竞选总统失败的那一年，悄俏地低声议论一下后来以所谓“金西报告”名闻世界的印第安纳大学的一份调查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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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年的彼得·阿诺的漫画中，有一个十分震骇的妻子放下那份“报告”（《男子的性行为》，八o四页，售价六元五角，1948年销售二十七万五千册以上），抬头问她的丈夫，“金西有没有太太？”有的，而且他们还有三个孩子，都是在他从事这件重要工作之前生下来的。并不是说他在这以前闲着没干活。他对自然分类学的爱好，早在他在新泽西州南奥兰奇市上学的时候就有了。当时他向一家自然杂志投了一篇记述飞禽在雨中的活动情况的文章，这家杂志登了这篇文章。从那时起，他就努力搜集详细资料。在他对印第安纳大学学生某些课外活动发生兴趣之前，和他一起工作的动物学家对他的印象是，他对中美洲东部一种无害的五倍子蚜所进行的大量研究，将使他的名声留传后代。他旅行了八万英里搜集各种标本，他测定、分类、保存了三百五十万个标本，说明他们之间的差异。他透过显微镜观察，记下了每种标本的二十八种不同的测定数据，《下午报》称之为“昆虫学史上的里程碑”。作为一个科学家，他自然是无所偏爱的。每一个五倍子蚜时他来说都是一样；他对它们的活动不作任何评价。后来事实证明，这种态度对他甚至更有用，而且也使全国为之惊奇。
直到三十年代后期，艾尔弗雷德·金西的生涯，和他的成千成万的同事们完全是一模一样。哈佛大学毕业，入研究院学习、在大学担任年青教员多年，受聘担任教授，还有那些五倍子蚜等等。在布卢明顿的校园里，人们都熟悉这个人物：身材高大，结实粗壮、黄中带红的头发，专心致志的神情。他的耐心和克制，赢得学生的钦佩。一个教授的典型癖好，他无不应有尽有，比如园艺、远足、陶器、古典音乐等等。任何丑闻都碰不到他身上，甚至传不到他的耳边。总之，如有老成持重的教务长要请一位教授讲述婚姻问题，他就是适当不过的人选。毫无疑问，印第安纳大学的教务长从来没有想到他这样的人会引起问题——而且，还使这所大学竟然成为色情作品搜集家朝拜顶礼的圣地。
金西认为，他要对婚姻上发生的困难问题有个初步看法之前，必先掌握关于人类配偶的生物学上的关系的大量材料。他到该大学图书馆去，这使他吃了一惊。无论印第安纳大学或在别处，都没有什么材料可言。令人惊奇的是，男人和女人间的互相了解，远不及他们对五倍子蚜的了解。人类对自己同一性别的成员的性行为也一无所知。因此，当然没可能知道他们自己是否是正常的了。对于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来说，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他下定决心，要将情况扭转过来，就是这种决心在他内心燃起的火焰支持着他进行长期的透彻研究，至死方休。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金西夫人说，“自从他研究性行为问题以后，我晚上就几乎没有见到他了。”
他的友人们倒见到他，不过不是在社交场合里。在工作时他是不把他们当作朋友的。他是个客观的研究人员，把他们看作是无数样本中的一种，要进行测定，按其差异进行分类。他在他们身上工作，搞出一套历时两小时半包括三百到五百个问题的基本调查内容。它包括性生活的各个方面。
研究对象有银行家、流浪汉、罪犯、作家、外交官、诗人、拉皮条的、编辑、牧童、牧师、出租汽车司机、出版代理商、医院护理员，闲居的寓公——他们的反应都用密码录下，编档保存，后来还馈入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计算机。到了完成数千人的调查时，金西就有了一个工作班子。除了大学研究基金而外，还有国家科研委员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助。到关于男子性行为的第一卷材料达到手稿阶段时，金西和他的三个主要调查人员己花了四十个工年的工作量，编纂了一万二千个病例材料。现在，他们又对女子的材料进行分类。第一卷定于1948年1月在书店出售。
从那以后就看腻了关于交换配偶或者关于圣路易斯市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实验室——那里的护士和医生们的妻子以科学的名义，自愿和素不相识的人性交——的书笈的美国人可能会发现，要在性的方面恢复到金西报告以前的单纯无知状态，己不再可能了。十三、四岁的青年和其他的青年低声议论性问题时，不过是互相传播愚昧无知。成年人只会对他们的配偶谈论，而他们也只是以讹传讹。金西向数以千计的婚后夫妇做过调查，他们说他们从未有过性交的经验，对那些妇女进行妇科检查，也证明她们所说属实。有一个金西的调查人员发现，有一千个已婚妇女还是处女，而她们对为什么婚后一直没有子女却不知究竟。（她们的丈夫也同样困惑不解。）对数以百万计的这样的人来说，有关生命的问题，就象尚未考察过的巴西内陆一样，同样是神秘莫测。
对受过教育的美国人来说，除了哈夫洛克·埃利斯【埃利斯（1859－1939年）英国心理学家，专研究性行为。——译者】的不足徵信的研究结果而外，就没有其他合格的指导。而在埃利斯的对象中，有三分之一说他们是在父母家中被异性仆人诱奸的，这就说明他的调查对象的社会基础并不广泛。对其他美国人来说，根本就谈不到什么指导问题。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纪的奥维德时代【奥维德（公元前43－17年）罗马诗人。——译者】的那些什么结婚指南的书籍，都是谬误百出。既然知识贫乏，迷信也就到处流行。也许使人最难理解的是，社会上强有力的机构都认为，宣传这种隐秘的恐惧心理，是它们的神圣职责。教俗领袖们都认为只有把孩子吓到发呆，才有可能指望他（她）们来到祭坛举行婚礼时，还是童男处女。（至于初婚之夜他们怎样克服难以解释的恐怖，就没有提了，而且，这也象其余的事一样，是无法启齿的。）除了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在仓促中毫不解决问题地交代一下而外，大人也就不去管那些神秘害怕的事了。总的感觉有如参加秘密社团的人将要履行入会仪式那样。他们那时如坠五里雾中，自然他们的子孙们也该如此。
所有这一切都是从这一假设出发：这个办法是可行的——那些受过正当教养的男孩于把“自己留给”那些还是“纯沽”——因此新娘穿白纱礼服——的有教养的女孩子。而在婚后，他们都会彼此忠贞不二，白头偕老。搞同性关系的男人，一般称为屁精或有怪癖的，都被认为精神错乱，丧失人性。
但是这时，金西却对美国人透露他们自己的实际情况。
对于金西的报告，没有人能够保持中立的。整袋整袋的邮件送到布卢明顿的古老的动物学大楼二楼那位教授的办公室里。金西立即成了社会最知名的人士之一。他的面目全非的脸部画像，刊登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而使他大吃一惊的是，有些素未谋面的人特别要找他，向他吐露他们的性生活的隐秘——对他们来说，这固然是从来秘而不宣的。但对他说来却不过是重叙千百万人做过的老一套事情而已。四十年代后期，青少年性俱乐部的狂热席卷全国。当这种浪潮波及印第安纳州时，一个记者请金西发表评论。这位动物学家用他讲求实际的态度指出——对那些认为性问题是神圣的人说来，这种态度最使他们恼火——根据他的研究，在印第安纳州，每周有四十五万次私通的行为。他说“因此看到报上报道三、四个青少年有这种事情，我感到毫不惊奇。”1948年12月31日，《纽约时报》报道有些人冒充金西调查人员打电话给一些正派的夫妇，骚扰她们。在金西的统计发表一年以后，人们逐渐怀疑，究竟人间还有没有羞耻事。当《纽约时报》的总机老接到纽约市妇女电话，要求和真正的金西调查人员取得联系，这个问题就更令人疑虑重重了。
关于金西这个调查和人们对它的态度，可说是有些典型美国味道。“从没有哪个民族，对自己是这样好奇的，”克菜德·克拉克洪说，“也没有哪个民族这样愿意把自己作为科学分析对象，或者那样废寝忘食地阅读国外那怕是最轻蔑和最肤浅的评论的……。这个金西调查报告最足以证明美国人认为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是个人与社会进步的杠杆，继续对此有一种近乎幼稚的信仰。”在一代人的二三十年时间里，这些统计数字看来已向全国提出一个挑战；如果促进性欲亢进是时髦的玩意儿，那美国是准备独占鳌头的。1970年，有两本最畅销的非小说读物就告诉读者，怎样根据金西的资料，使自己更能纵欲。真的，到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上一代的人感到性冲动太过是一种罪过，但他们的孩子则反而担心他们性欲是否还不够强烈。路易斯·克罗南伯格写道，“美国还没有来得及摆脱性欲可耻的心理，就一变而认为性欲不足反而可耻。”在尼克松年代，新女性运动的狂热鼓吹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不断论战，究竟妇女们献身事业是使她们男子化，还是使她们得到更多的性满足。双方都认为金西的统计数字是符合事实的。更重要的是，双方都认为性欲得到满足无论对个人甚至对社会都是重要的。
这方面也象其他方面一样，杜鲁门年代和尼克松年代似乎不仅是两代人的不同。在1972年，年青妇女要有人陪同外出，或者男子见青年妇女行近时就轻触帽沿表示礼貌的现象，就会被认为不合时宜，就象1948年你如果在附近的电影院的银幕上看见超短裙和“操他娘的”这些下流话一样。回想起来也奇怪，当诺曼·梅勒那年出版《裸者与死者》时，他要表达士兵的脏话只能自己制造一个新动词“fug”（fugging，fugger，motherfugger等等）。1949年，负责决定《纽约时报》那些广告用词是否宜于刊登的约瑟夫·甘农，一共修改、删节或退回一千四百五十六份广告稿，主要理由是因为他认为它们是诲盗诲淫的。甘农真有遣词造句的天才。他的办法总是把不合适的词删掉。一份宣传女内衣广告，说这种内衣“不甚雅观，但很美丽”，就被改成“巴黎时尚，但美丽绝伦”。一所夜总会的广告稿以“五十个热情似火的女郎，人间尤物”为号召，在甘农的笔下，成了“五十个柔情似水的少女，天仙化人。”穿着内裤展览的模特儿所露出的曲线，给他涂成不男不女的怪样子，使人怀疑究竟还要这些束腰紧裤干什么。在《时报》的修改下，萨利·兰德像片，从锁骨到股骨都裹上了衣服。
对萨利说来，那可是走投无路的日子。她在密尔沃基市跳裸体舞时，不知被女警长杰拉尔丁·桑普森拘留多少次了。警长桑普森作证说，被告在嘉年华会的游艺演出中裤子也不穿，“简直是一丝不挂”。萨利愤怒抗议，说她不名一文，连一条裤子也买不起。由于没有一个保卫公民权利的律师为她辩护，她被判罪送进了牢房。警察褫夺了她的一切，连妇女们不透露年龄的权利也被褫夺了。“对不起，我就是不说”她抗议说，但警察们还是千方百计摸到她的年龄。于是全国报纸都把它登出来了。她原来已四十六岁，生不逢时，造化太早。在西海岸，有个较她年轻的爱好出卖色相的女人，在1946年把名字从诺玛·琼·贝克改为玛丽琳·门罗。她在1948年9月，首次参加拍片后，就被哥伦比亚影片公司解雇。（制片厂认为她“不能演戏”，“声音绷紧，尖声刺耳”、“完全没有自信”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