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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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正在排演中的、后来风靡一时的两出戏剧，即克利斯托弗·弗赖伊【著名英国剧作家。——译者】的《这女子不应处烙刑》和约翰·范德鲁顿的《教会的威力》都是有关女巫的事，那是有趣的巧合，因为美国就要进行史无前例的最大规模的政治迫害了。但这样难以逆料而又竟然出现的事，并不只限于百老汇的剧院。1949年，通俗歌曲作家也精心泡制一首名为“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中国去”的引人入胜的曲调。它在电台的最新流行歌曲节目中刚取代了另一支流行曲，即赫迪·莱德贝德的“晚安，艾琳”，局势就突然起了变化。由于亚洲大陆所发生的事件，美国人发现，他们不能再到中国去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这是美国两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外交失败。华盛顿的女主人们，也和首都其余的人一样，早就知道败局即将来临。但是，甚至她们也不知道后来的追究责任的攻讦会激烈到如此程度。但是，在杜鲁门第二任的头一年中，华盛顿的重要社交宴会，很明显地已经有了一种不祥的味道。大家都有大祸临头的予感；要躲也是躲不了的。怀疑一切的阴霾就要笼罩全城了。

1949年4月4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诸国在国务院新礼堂里在迪安·艾奇逊欣然的主持下签字结盟。与此同时，一个名叫朱德的共产党将军，开始把毛泽东的久经锻炼的百万大军，集结于长江北岸。长江是介于毛和仍忠于蒋介石的国民党的少数南方省份之间的最后的天然屏障。4月24日，朱德的身经百战的战士强渡长江，只遇到象征性的抵抗；蒋已把他最可靠的三十万部队撤退，在上海周围组成后卫防线。到了5月的第一周，朱德巳向上海的门户展开猛攻，而蒋则渡过海峡逃窜台湾，尽量把国民党人员带走。现在对他说来中国已经丢失了。剩下来只有一些过场形式：6月26日国民党炮舰开始封锁中国大陆的港口；9月21日毛宣布红色中国成立【原文如此。——译者】（同一天，西德也宣布成立国家）；12月8日蒋宣告在台北组成新政府。现在世界有了两个中国了。孙逸仙五十年前要建立民主中国的幻想破灭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指望蒋能成为非共产主义世界的东方支柱，现在也成泡影了。

美国的反应是缓慢的。自从1931年9月以来，中国一直在打仗，不是打着这面旗帜，就是打着那面旗帜。自抗日胜利以后，美国报纸经常登载中国共产党的攻势和蒋介石国民党日益瓦解的消息。但是中国幅员广阔，它的地理对美国又是那么陌生，军队又不是机械化。行动缓慢，因此美国人对这样遥远的战争已经不感兴趣。当然，他们都知道蒋介石的，报纸也不时登载毛的照片，夏季行军时光着上身，总是不停地抽烟或嗑瓜子。但战事非常错综复杂，而且对普通读者来说，又远在天涯。他们总认为如果有什么重要发展，政府总会向他们公布的。

它确是公布了。国民党崩溃后，艾奇逊就决定把全部真相向人民透露。1949年8月5日，国务院发表了一份长达一千零五十四页的《白皮书》，承认这个也界最大的国家已落入共产党之手，宣布停止援助国民党中国，并一一列举导致这个悲惨给局的一系列事件的经过。美国三个将军——史迪威、赫尔利和马歇尔——都曾劝说蒋削弱国民党军阀的权力，肃清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和失败情绪，但都徒劳无功。对日战争胜利以来，美国给蒋的援助已超过二十亿元。事实上这一切都是浪费弹药。送给国民党的美国武器，有百分之七十五最后落在毛的手里。艾奇逊的白皮书的导言中，直截了当地说蒋政权力不胜任、贪污腐败，不顾人民疾苦。他说：

『中国内战的不祥结局，非美国政府所能控制，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也是无可避免的。我国在合理的能力范围内已做的和可做的一切，都无法改变这个结局。……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设法左右这些力量，但都没有能做到。』

对于熟知内情的华盛顿人来说，这话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是多余的。但是，美国公众却感到大惑不解。所有这些国民党腐败无能的说法似乎颇为突然。他们所熟悉的中国——那些赛珍殊【赛珍珠（1892－1977）美国在华传教士家庭出身的小说家，著有《大地》等书。——译者】笔下的农民，在大地上过着太平日子——一直是可靠的、民主的、热情的，而更重要的是亲美的。整个世界大战期间，联合国的四大巨头就是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和蒋介石。后来斯大林背信弃义，固然可叹，但也并非出人意料。但这个蒋介石！艾奇逊要遏制共产党侵略的战略似乎破产了。他在自己的《白皮书》中也承认毛的政权或会“有助于苏俄帝国主义的目标。”美国外交官在欧洲所取得的成就，诸如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在亚洲这个灾难事件面前，似乎都被一笔抵消了。

还不止此。8月末，社论作者们还在消化《白皮书》内容，国民党最后一批残部从大陆港口坐帆船撒到台湾时，一架B－29轰炸机从亚洲飞行回来，飞机的飞行实验室带来令人十分惊慌失措的照片。本来B－29轰炸机的常规飞行，其使命是搜集气体应力材料。它的照片本来只有低级技术人员有兴趣。可是，照片冲洗出来以后，却显示出清晰的放射性物质迹象。解释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在俄国某地发生过原子爆炸。这个震动太厉害了。他们过去对美国人说苏联如果能搞成核武器的话，也要在五十年代后期。杜鲁门总统听到这消息时，一再摇头问道“真的么？真的么？”当他知道真有其事时，他沉重地说，“这就是说我们一刻也不能再耽误了。”

杜鲁门等了三个星期才向美国人公布。9月23日，他授权发布简短声明：“我们拿握了证据表明在苏联发生了一次原子爆炸。”在白宫采访的新闻记者一接到声明，就拚命赶去打电话。他们走后，总统就躲起来，估计公众必然有很强烈的反应。他的内阁成员也都悄然避开，只有一个例外，颇为引人注目。艾奇逊本已开始怀疑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患精神病，而约翰逊星期五那天的所作所为似乎也提供了证据。他接见了报界，向他们谈论部队的部署并毫不经意地谈论俄国的原子弹。“我们对这件事要平心静气，不要把事清夸大。”大多数注意影响的编辑，担心社会可能出现歇斯底里，已经在设法压低这个声明的重要性。但这个打击太大，要减少影响是不可能的。在芝加哥的物理学家哈罗德·尤里告诉记者们说，他觉得真是“晴天霹雳。”他说：“一个国家拥有原子弹已经够糟了，要更糟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两个国家同时拥有原子弹。”

现在，政府对总统在前一年竞选时的过火行动要付出代价了。那时共和党人提出的候选人是个正人君子，却被一个职业打手所击败。11月2日以后，他们把社鲁门当时经过的城镇的小报上有关竞选的报道进行研究，发现杜鲁门确是不择手段。现在他们要毫不留情地谴责这一届政府，而这个亚洲危机和美国失却核垄断都是要害问题。人们愈来愈多地听到参议院共和党议员的谴责，说政府“丢了”中国——说蒋的失败，责任在于华盛顿，有些狡猾的叛徒和国外共产党人勾结，使毛获得政权。人们百口一词，说这完全是共产党阴谋，罗斯福在雅尔塔时，活动就开始了。

对坚决反共的卫道士来说，这阴谋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政府中的共产党人问题，在战前就有了，而且他们还有一批忠实支持者。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自从成立以来，在盖洛普民意测验中，一直威信很高。固然，对于什么是共产党人，意见很不一致。对有些人来说，指的是苏联间谍；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指的是缴党费的美国共产党党员，而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的政治主张的无数死敌说来，共产主义是一个含混的词，一切社会改革都包括在内。

对第一个定义谁都没有争议。俄国的间谍活动显然就是威协国家安全。在这点上，美国人是团结一致的、而在这个定义上做文章，却只能破坏团结。但是，极端保守主义者【在战后的美国，“极端保守主义”和“右派”的名词，同传统的保守主义毫无关系，就象新左派同战前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毫无关系一样。他们都是不满世界现状的。谁要是为这种人重断定名，只不过是加深混乱而已。因此，作者在这里和在本书各处，不得不采用当时的习惯用法。】赖以为生的，就是对共产主义作含混其词的解释。对他们来说，任何人要把他们青年时代就熟悉的世界改变一下，就是个可疑分子。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能在新政派身上贴上赤党标签，不掉下来，他们就可以一下子把中间偏左的东西全部否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这个忠诚问题就开始出现了。就象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所处理的一切事情一样，所谓《美亚》杂志的案件搞得一团糟。这是一份享有声誉的学术性刊物。1945年初，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研究人员，在翻阅这杂志1月26日那期时，发现其中一篇文章载有一些情报，来源于战略情报局的内部报告，有些还是原文引用。其实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战略情报局也和许多政府机构一样，几乎所有公文一般都盖上“机密”的图章，包括这次在内，这是国务院前一时期对美国驻中国记者所作的无关重要的简况介绍。尽管这样，战略情报局一个横暴的官员突然搜查《美亚》杂志的办公室，又搜出了另一些所谓“机密”材料：如关于若干省份的水稻产量、地面水位、畜牧数字的报告等。但是大陪审团拒绝对任何人起诉，司法部的官司就打不起来。可是那些要把《美亚》杂志案起诉的人们决不会就此罢手的。有人提出这是叛国大罪，而这些保密资料又是有关中国的，从以后来看，这似乎预示凶兆。

那个“无所作为”的第八十届国会对民主党为害之大，当时谁都没有真正认识。共和党控制国会以后，它的头头们策划迸行一些重要的忠诚调查，为数不下三十五次。《美亚》杂志事件搞到舆论沸腾，杜鲁门也为之忐忑不安。1946年末，他指定一个委员会研究可能会出现的对国内安全威胁问题。1947年3月21日，在该委员会的建议下，他发布了第9835号行政命令，制订《联邦雇员忠诚调查方案》。但是，人们还是议论纷纷。国务院没办法，同意众议院的调查人员来检查有关人事档案，这是很失策的。领导调查的人是个共和党人和坚决反共分子，名字颇为引人注目，叫罗伯特·E·李【与美国内战时南部名将同名。——译者】。李把一百零八名过去、现在或未来可能在国务院服务的人的档案带走。档案内容完全未经审查，包括一些没有证据的指控、未经核实的提法，恶意中伤的闲言蜚语和后来证明是伪造的材料等等。有些连材料来源也还没有注明。另一些材料则往往反映罗伯特·李的小组的偏见。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被列为共产党外围组织，一个工会领袖仅仅因为他搞罢工那个厂的厂主提出指控就被列为共产党人。过了一段长时间之后，另一个众院小组又要国务院把李提出的名单根据新的情况补充一下。国务院回答说，原有的一百零八名中，现仍在职的只有五十七人。于是，这份名单和有关卷宗又回到档案架上，不了了之。但是五十七名这个数字，后来又再会有人提到的。

1948年初，众院又有一个委员会向联邦政府要全国标准量具局局长爱德华·康登博士的档案，杜鲁门知道康登受到流言蜚语的中伤，就声称他对共和党这样查根问底感到厌烦透了。3月13日，他指示所有政府机关把人事档案作为绝密材料保管，对国会提出任何要求或传讯都予以拒绝。不顾上下文内容，从档案中抽出个别章节，使政府无从辩白，无形中助长了这种诽谤。这使总统的处境十分难堪。但杜鲁门的指示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现在坚决反共分子既然没有官方材料和他们对证，更加不负责任乱说了。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尼克松就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共产党阴谋之所以层出不穷”，民主党应负其责。民主党领袖人物竭力否认，但是有些民主党后座议员也和共和党一唱一和。2月21日，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约翰·肯尼迪说，在雅尔塔，“重病缠身”的罗斯福听从马歇尔将军和其他参谋长的意见，把千岛群岛和其他战路要地“给了”苏联。他说，政府曾试图迫使蒋介石和毛泽东联合。杜鲁门总统对待蒋夫人，如果不是“轻视”，也是“很冷淡”。国务院由于听信诸如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欧文·拉铁摩尔之类的顾问的意见，把美国战时的收获都糟踏掉了。肯尼迪得出结论说，“中国悲剧的经过就是如此，而我们曾为了保护它的自由而战斗过的。美国青年人辛苦得来的果实，却被我们外交家和总统浪费掉了。”

肯尼迪曾一度和坚决反共分子走在一起，这个事实早已被人忘却了，这可能和他后来的历史有关。其他争论中国问题的人则更加有煽动性。旱在1947年10月，前驻法大使威廉·布利特这个坚决反共分子，在《生活》周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报告》，谴责华盛顿官僚们停止向蒋介石提供武器，束缚了蒋的手脚。卢斯报系的报刊在这问题上态度激烈。亨利·卢斯本人生于中国山东省，是一个传教士的儿子。现在他就成为后来所谓“院外援华集团”的一个关键人物。这些人似乎要不顾一切，对国民党极力支持，连他们对美国应有的忠诚也不顾了。1948年9月6日的《生活》周刊声称，雅尔塔会议是姑息政策的“高潮”。不久以后，攻击的水平就越来越低。共和党开始把他们在国会的对手称为“叛国党”的党员——雷伯恩认为这个诽谤出自尼克松，从此对他永远怀恨在心。南达科他州的蒙特要求总统在政府雇员中，把那些“由于有亲苏倾向从而使我们外交政策陷入一片可怕混乱”的人“清查”出来。【在共产党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