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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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烟杆的脸上中了一枪。子弹从耳朵旁边打进去、又从嘴巴里面飞出来，枪弹进去的时候撕掉了半边耳廓，出来的时候扯掉了一块嘴唇，搞得罗烟杆破了相。不过，这个伤势虽然会使得他今后吃饭喝汤、或者娶媳妇相亲出现重大困难，却不影响他当兵打仗，所以，罗烟杆伤愈之后，还必须继续扛枪上前线。　

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普通士兵并没有正规的档案，所以伤兵痊愈之后也许回到原部队、也许就不回去了。一般情况下，受过伤的老兵具有战斗经验，各个部队都是抢着要的。　

医院的门口摆着好几张桌子，各路人马都在那里招揽老兵。有的喊：“到这里画押啦！见面发一个月军饷！”，有的嚷嚷：“伤兵补助！当场兑现！”……就象吆喝买卖的一样。　

第八军的部队中，只有荣誉第一师的经费最为充足，既不拖欠军饷、也能兑现伤兵抚恤，他们的桌子上码放着一摞摞的钞票，十分具有诱惑力，引得有些伤员伤口还没有痊愈就跑去领钱了。103师没有那么多现钱，军饷是“分期付款”的、战伤补助也需要用实物替代，所以时常可以看见一些出院的伤兵背着半麻袋大米沿街叫卖，活象个二道贩子。最惨的是82师，要啥没啥，他们的办事人员只好扯着嗓子乱许愿：“老兵归队，官升一级！”，咋呼了老半天也没有几个人愿意投奔他们。

当兵吃粮，天经地义。按道理，只要穿上二尺半就应该领军饷，只要在战场上受了伤就可以得到抚恤金，可事实上却做不到这样。不同等级的国军部队有不同的拨款标准，杂牌部队的经费似乎永远也不够用，在这些部队服役，伤愈之后能够继续扛枪打仗的军人还勉强可以挣到几个钱，而那些因伤致残、无法复役的伤兵就惨了。　

后方医院的旁边有一些低矮破烂的平房，那里被称做“陆军某医院某某组”，里面住的全都是伤残的荣军。　

这些荣军伤员的“标准装束”就是一件病号服——那时候的“病号服”并不是现在电影里演的“竖条纹的两件套”，而是一条薄薄的棉毛毯，中间挖三个洞，把脑袋和胳膊伸进去就成了一件“无袖披肩”，在病号服的胸口位置用小布条缝着一个红十字，表示该病员是一位光荣的伤兵——无论其腿部是否有残疾，荣军的胳臂底下永远都夹着一根三角拐杖，那是他们的标志也是他们的武器。伤兵闹事的时候，满大街的拐杖如林，再加上“老子们早就不想活了！”的叫骂声，的确是气氛悲壮、声势慑人。　

说起来，这些伤残荣军真是既可怜又可恨。可怜的是，他们住在潮湿阴冷的土屋里，医院方面除了按日子送去一点糙米、隔几周去喷洒一遍消毒药水，就没有人理睬他们了。这些伤兵与原先的部队失去了联系，抚恤费和军饷都没有着落，他们的生活难以自理，手脚伤残的人连洗衣服做饭都很成问题，有的人躺在床上什么时候死掉了都不知道……可恨的是，这些人却把自己的痛苦转嫁到无辜的平民身上，经常祸害老百姓，不是偷鸡摸狗、就是调戏妇女。有的伤兵手里拿着瓶红药水守在路边，看见有人经过就撞上去，瓶子一掉地，就说人家“打翻了贵重药品”，非要赔偿多少多少钱不可，说不通就开打，还嚷嚷着“要不是老子们在前方卖命，哪里有你们的太平日子！”，老百姓对他们真是避之不及。

说起来，管理正规、服务周到的荣军医院也是有的，比如昆明的陆军总医院。那里窗明几净、设备完善，男医生女护士来往穿梭、细心周到，社会各界的慰问团络绎不绝，就连蒋宋美龄女士也多次造访、问寒问暖。不过，那个地方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进去的，要具备一定的资历和资格，起码要立过战功、有勋章的军人才行。

勋章这东西，有的人打了一辈子仗也没有见到过，可蔡智诚刚上阵不久就弄到了一枚。　

十月份的时候，有消息说第八军要从保山转到陆良去休整，蔡智诚就想借这个机会离开103师，转投当时正在组建的青年军。谁都知道，国军的部队是“后来居上”，越晚筹建的越吃香，地方老牌部队不如中央军、先前的中央军又比不上“驻印军”和“远征军”，而现在的这个“青年军”号称是“太子军”，无论装备还是兵员素质都高人一等，更加是嫡系中的嫡系。　

于是，蔡智诚就跑到军部去找王光炜，请他兑现当初的诺言。　

王上校这时已经升为了少将，一颗金星照得面孔神采奕奕，见了小蔡，王少将乐滋滋地说：“别急别急，想去青年军那还不简单么？先等着参加表彰大会，把你的勋章领到手再说”……一席话，搞得蔡新兵又惊又喜。

松山战役，第八军大出风头，所以中央政府除了奖励“大功锦旗”，还要给表现优异的参战人员授勋。　

第八军共有四个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头一个是军长何绍周，另外三个是荣1师荣3团团长赵发毕、82师244团的营长谢梦熊（已阵亡），再就是王光炜。　

要知道，这“青天白日勋章”可不一般，它是中华民国最高荣誉勋章，相当于古时候的“免死金牌”，从1929年到现在总共只颁发了209枚（001号的得主是张学良，209号由陈水扁发给了李杰）。“青天白日”不分等级，但一般情况下很少授予师级以下军官，除了马歇尔、史迪威这样的老外，在驻印军和远征军中，能得到这种勋章的都是孙立人、戴安澜和宋希濂之类的人物。王光炜的这枚“青天白日”是130号，从编号上看，比胡宗南、杜聿明、蒋宋美龄等猛人还要早一些。　

有趣的是，王光炜此时并没有在第八军担任职务，严格的说，他还属于贵州的遵义师管区，根本不是第八军的人。所以何绍周军长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只好把他写成是“309团代理团长”，可这么一来，以后介绍松山战斗的材料就出现了混乱，在有的文章里，309团在战场上同时出现了团长和代理团长，让人莫名其妙；有的文章又把王光炜说成是“103师补1团团长”，其实103师哪里有什么补1团，补1团在遵义，王光炜是跑到松山前线临时客串“前敌指挥”的，可惜这个“前敌指挥”的差事又被李弥副军长中途收回去了，王团长也就变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人物。

同样“不伦不类”的还有蔡智诚，这位大学生也是自己跑来“客串”喷火兵的。王光炜觉得不能亏待了自己的小兄弟，决定也给他弄枚勋章挂一挂，可填写材料的时候却又犯了难——军衔填成什么？说他是个小兵吧，好象太委屈了一点，说他是个军官吧，又没有任何凭据。想来想去，最后写了个“技术准尉”，正好介于官和兵的中间。　

这份请功材料给蔡智诚带来了一枚六等云麾勋章，虽然比不上“青天白日”和“宝鼎勋章”，但仍然算得上是很高的荣誉，毕竟，当时的国军官兵中能得到这种奖励的人并不多。　

奖章一时半会的还不能到手，要等到召开表彰大会的时候才能颁发。这当然无关紧要，大家依然很高兴。　

最高兴的莫过于王光炜了，得了“青天白日”、又荣升为少将，103师师长的位置看来已经是十拿九稳。王少将虽然一再叮嘱大家“不许胡说”，但终究还是掩饰不住满脸的得意。　

这时候，有传闻说，第八军的某位首脑将要调任昆明警备司令——底下的军官们普遍猜测那一定是李副军长，因为李弥是云南人，由他出任云南省会的警备司令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不过，在云南这个地界，地方大权掌握在龙云手里，军队调派控制在杜聿明手上，所谓“警备司令”根本是有名无实，远没有在部队担任主官来得痛快——以李弥的性格，如果到了那个位置上，一定是够难受的。

蔡智诚暂时留在了103师，他在营房里盼望着自己的勋章，同时也等待着新任师长王光炜的到来。　

谁晓得，等到11月份，忽然从军部传来消息，调任昆明警备司令的居然是何绍周，李弥升任第八军军长。这么一来，王光炜的师长职务就泡汤了。　

12月初，盼望已久的授勋表彰大会终于召开了，即将离任的何绍周军长在昆明给第八军的立功人员颁发勋章。蔡智诚穿着崭新的制服，云麾勋章在胸前闪闪发亮——按照规定，准尉阶级的军人最高只能颁发第六等的勋章，“六等云麾”虽然个头小一点，只能“襟授”、没有绶带，但它同时配发勋标，即便是穿常服的时候也能在衣领下边别起一个小牌牌，随时告诉别人自己是个有战功的英雄，还真是挺威风的。　

王光炜没有参加表彰会。李弥升任军长以后，不仅没有让他当师长，反而宣布他为“荣誉军部附员”，意思是不承认他是第八军的正式军官。这可把王少将气坏了，他连“青天白日”也懒得领，径自回贵州享清闲去了。　

不过，李弥军长对陈永思团长还是挺不错的，把他提升为103师的副师长，弄得老陈十分开心。可是，王光炜少将临走的时候却恶狠狠地说：“别高兴得太早，等他稳定好部队，早晚会来收拾你们的！”，果不其然，一年以后，包括陈永思、王景渊在内的一帮师长副师长全都被解除了职务，直接赶出军队、打发回家去了……　

（直到1948年底，“嫡系将领”们在各个战场或被击毙或被俘虏，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国民政府才赶紧重新起用这批“赋闲人员”，给他们升官加爵、让他们招兵买马。然而，这些“临危受命”的将领们早就对“党国”寒透了心，手握兵权之后，要做的事情就是——起义）　　

长官们的这些事，蔡智诚管不着、也不十分关心。表彰大会之后，他没有返回103师的营地，而是留在昆明等着军部给他出具推荐信，以便能够参加当时正在组建的青年军207师。　

12月中旬，推荐信终于到手了。信里面把蔡智诚吹捧得天花乱坠，夸奖他是个身家清白、忠于党国、品德高尚、智勇双全的大好青年——凭着这份鉴定，别说去青年军，估计进国防部都没有多大问题。

蔡青年高兴极了，于是就请送信的师部副官喝酒。　

吃饭的时候，103师的这位副官突然问他：“小蔡，如果有比207师更好的部队，你愿不愿意去？”　

“哦？更好的部队？在什么地方？”　

103师的这位副官姓王，说起来，他已经是第二次给蔡智诚送信了。　

上次送来的是蔡智仁的便条。二哥蔡智仁已经随戴之奇将军去青年军201师上任了（201师当时驻扎在四川璧山，戴之奇由十八军副军长改任201师师长），二哥邀请弟弟到他那里去。信上说，201师是“青年第一师”（青年军各师的番号由201至209），兵源素质和武器装备都可以得到优先保证，完全能够满足三弟的从军愿望。二哥还说，他已经和103师方面通了气，弟弟用不着开具“推荐信”，只要搭乘交通二团的军车去四川就行了。交通二团是蔡二哥的老部队，当时正承担着西南地区各兵站之间的长途运输任务，只要向兵站站长提起一连长蔡智仁的名号，搭个便车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二哥安排得很周到，可蔡智诚却不想去201师。

在103师的这段经历使蔡智诚有了一个体会：在部队里，熟人多了有好处也有坏处。比如，他原本并不想介入长官之间的纠葛，但却因为熟人和家庭背景的关系，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派系斗争的旋涡之中——蔡智诚投身行伍的志向是希望“建设一支纯洁的、高尚的新式国防军”，而这种充满了封建旧习气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裙带之风正是他这个饱受民主自由思想熏陶的大学生极端厌恶的东西——所以，他不愿意再去依附哥哥，再去享受那些亲属关系庇护之下的特殊照顾。　

在103师的经历也使蔡智诚感觉到：军队的种种陋习并不象他原来预想的那样简单。不良现象的根源，并不仅仅在于士兵的愚昧无知，更主要的还在于领导阶层中遗存着的旧军阀传统——以第八军为例，虽然手里操纵着现代化的美式装备，可干部的思想却仍然停留在半封建的状态，信奉的依旧是满清时候的曾国藩的教条。在这些军人的观念里，忠于“国家”和“主义”的口号其实是虚幻的，效忠于某一位长官或者某一类势力才是最实际的行为准则——在这样的观念的指导下，军队不可能真正成为国家和民族的保卫者，只能沦为极少数“精英”表现其个人声望、谋取小团体私利的工具。　

蔡智诚虽然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但他却不知道如何去改变这个状况。对于一个入伍不久的小兵而言，一切都显得无能为力，他只得期望自己能够通过改换门庭、找到一个新型的“好的”部队，能够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努力、真正实现军队和国家的进步。

蔡智诚的这些想法，103师的那位副官并不理解，或者并不关心。　

吃饭闲聊的时候，王副官更多的是羡慕“蔡兄弟”有那么好的家庭关系，并且抱怨自己的命运不济。　

按照王副官的说法，云南、广西、四川等西南各省，都有属于本地方的集团军，而惟独贵州，自从王家烈倒台以后，部队就被拆得七零八落。国军里头虽然有十多个“贵州师”，在抗战中的表现也不坏，却总是在各个军之间调来调去、无法捏到一起。第八军原本是贵州籍军人唯一的希望，现在何军长调走了、换了个云南人李弥，各师的师长也调来调去，再也形不成气候……王副官悲伤地感叹道：“何老总在中央有那么大的权势，怎么就连家乡的一支军队也保不住呢？”　

然而，蔡智诚却比较赞同何应钦的豁达大度。他认为，以地方势力为基础的建军方式根本就属于封建陋习，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象以往“湘勇”、“淮军”那样的做法是不符合民主社会的要求的，军人的理想，归根到底应该是为国家和全民族而战斗，是否编成同乡团体、或者由谁来领导其实并不重要。蔡智诚说：“你看，我们贵州人在云南打了胜仗，还不是一样能够得到全体民众的褒奖？黔军不黔军的又有什么区别”　

“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痛”，王副官有点急了：“你是个大学生，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