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时代-第1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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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忿懑和敌意所取代。某些公开发表的政见是很有名的，如施莱尔马歇在
哈勒和柏林的讲道，这些讲道结果引起了法国当局的怀疑；1808 年，阿尼姆
的《隐士报》问世；而最著名的则是费希特1807 年于柏林发表的《对德意志
民族的演说》。
普鲁士的不幸，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突出的反响，他们的出身和事业都
与普鲁士密切相关；同时，一些北德意志人把浪漫主义和民族自豪感移植到
德累斯顿和维也纳，浪漫主义和民族自豪感正在变为两位一体，不可分割。
亚当·米勒，原籍普鲁士人，改信了天主教，他是根茨的朋友，成功地设法
为根茨在奥地利政府机构里谋得一个职位。1806 年春，亚当·米勒在德累斯
顿开始举行一些有关保证国家生存及维护的原则的讨论会；1807 年他在那里
跟克莱斯特合作出版《太阳神》杂志，其宗旨是“维护德意志科学及艺术”，
奥古斯特·施莱格尔作为斯塔埃尔夫人的儿子的家庭教师在科佩久居之后，
随同这位夫人周游了德意志，他在维也纳获准开讲文学课程，在讲课中，他
表明了比在柏林时更为鲜明尖锐的观点；卡洛琳娜·皮希勒的沙龙则成为一
个传播浪漫主义的中心。
这些文人到处跟主战派建立密切关系。由于不得不小心对付外国人和谨
防政府的猜疑，他们不能号召听众武装起来，而只能继续突出强调说明日耳
曼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特别是费希特，他重新讲述并发展了施莱格尔的
下述论点：每一个民族都通过其特有的一种艺术去展示自己的灵魂；但是，
在所有的民族当中，德意志民族得天独厚，使用一种从最初就不断发展起来
而本质上没有受到外来语言混杂影响的语言，一种“原始语言”；因此，它
存在的实体和表达的方式构成一个很和谐的整体。相反，各种罗曼语只是一
种死语言的残余，英语是一种混杂土语；而法兰西人古典文学的体裁与规格，
则沿袭自古代；由于拉丁民族和盎格罗…萨克逊民族没有创立他们自己的表达
方式，因此只能通过人为的方法去表达他们的思想，这种人为的方法窒息了
他们语言的生命力和自发性；唯有德意志文学确是很独特，在精神领域里是
首屈一指的，这种文学所体现的文化是上帝向人类传递的讯息。神圣罗马帝
国要统治全世界的抱负，特别是对几百万波罗的海人及斯拉夫人的征服和压
迫，已经使得德意志人自视为统治民族；自从路德以来，神秘主义已使德意
志人的灵魂如醉似狂，而今费希特的《演讲》既以神秘主义为德意志人民族
自豪感的依据，便必然成为大日耳曼主义的福音书之一。就对国家的观念而
言，亚当·米勒没有费希特那么激动人心，然而或许更为新颖。事实上，费
希特继续把国家看作是有利于保障个人进步的一种工具，而一旦把法国人赶
走，他保留给予他本国人民以一种如同法国人那样进行民主和共和革命的权
利。相反，真正的浪漫主义者米勒却把国家视为一个自在的，追求它特定目
标的物体，而个人必须使其命运从属于这些特定目标，因此，当他在一群贵
族听众面前讲话的时候，他在捍卫德意志独立的同时，也捍卫着反对新思想
的封建社会。
这些通过口头来表达的学说，最初只能够产生一种相当有限的影响，即
使印成书似乎也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将其传播出去。然而，这些学说可
能促进了共济会和秘密结社的活动，因而传播得会比人们起初想象的更为迅
速。不管怎样，人们夸大了这些学说的直接影响，没有充分考虑法国征服所
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后果，直接激起了各阶级的仇外情绪，并不是一定
需要借助于这些学说的影响。在作家本身中间，担心法语将会重新推翻德语
作为一种文学语言，从而削弱德意志的文化遗产，这种恐惧心理在不断地产
生着影响。克莱斯特写道：“有谁会知道，一百年以后，在这个国度里，是
否还会有人讲德语呢？”
除东普鲁士外，战争的破坏并不很大；但是，军税和征用似乎过于繁重，
而军事占领带来暴行和流弊以及各种负担，如占住民宅、运输、防务劳役等，
则更激起人们的愤恨；从战事象1807 年时那样连绵不断之日起，拿破仑的战
争方式就在这里得到了意外的反响。可是，拿破仑的财政政策和政治上的大
变动似乎产生了更重大的后果。在他控制的国家里，拿破仑象对敌国一样征
收军税，连缪拉和热罗姆统治的国家也不放过；同时，为了使这些国家能够
供养军队，拿破仑通过勾销国债、中止年金和津贴的支付，以及毫无补偿地
解雇大批政府官员和军官等方式，重新稳定了它们的财政。尽管普鲁士已陷
于破产，它也不得不照此办理，由于裁减军队以及丢掉那么多的省份，至少
就普鲁士来说前景暗淡。民族的苦难引起了1806 年12 月黑森的起义，促成
了在波美拉尼亚与普鲁士发生个别袭击法国军队的事件；但是，贵族和资产
阶级的变穷、被革职的军官和政府官员的忿怒，以及就业困难的青年大学生
的忧虑不安情绪，这些情况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痛苦和激情在民族感情中
找到了使这些人感到崇高的理由。然而，正是从这些社会成分中间，才能找
到抗法运动的领袖，也正是在他们中间才出现了例如“道德协会”这样的组
织。1808 年4 月这个组织在科尼希斯贝克建立，到1809 年计有二十五个分
会，七百多成员，其活动并不限于普鲁士王国，因为我们知道，卡尔·米勒
使来比锡的爱国者与这个组织建立了联系。表面上，这个组织也是属于文化
性质的组织：它是一个“为了提高公民道德的团体”；其实，它试图监督国
家官吏和公民，揭露和惩罚那些私通外国的人；它尽管得到国王的批准，然
而，大臣们却视之为敌对势力，施泰因斥之为“帝国秘密法庭”①的重现。
不难相信，这个组织最后可能成为人民起义反对拿破仑的核心。全民抗
战的思想导源于浪漫主义的激发；导源于歌颂原始的日耳曼战士，在赫尔曼②
率领下，在荒野的森林中抗击作为专制工具的罗马军团的文学作品中；导源
于通过席勒于1805 年写的关于威廉·特尔和属于日耳曼族的瑞士人的起义的
作品，《威廉·特尔》这一最优秀的作品已经成为民族遗产。这种思想还从
法国最近的历史中吸取了养分，它一方面使人回忆起旺代人叛乱的榜样；另
一方面又使人回忆起志愿军和救国委员会的榜样。然而，主要是西班牙的起
义使这种思想变得非常激昂，从1808 年7 月开始，报纸、小册子以及演讲都
在描述这一起义，争先恐后地加以称赞，并且得到各地政府的默许。由于渊
源复杂，这一起义受到各方面的赞同：贵族把西班牙人看作是忠诚的臣民，
民主派把他们看作是起来反抗压迫者的自由战士，而政治家则把他们看作是
赶来援助正规军的善良公民。
可是，全民抗战不可避免地与法国革命所传播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它唤
起人民参加政治生活，它鼓动人民要求把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授予他们将为
祖国战斗的人作为回报，它是作为新兴力量的象征出现的，如果国家通过取
消特权，解放了个人能力，并且借助大革命领袖拿破仑自己的武器来反对他，
那么国家就会取得这股力量。正因为如此，所以贵族和旧制度的各国政府终
于拒绝公开求助于民众。也因为如此，在德意志民族运动的历史上又一次出
现了奥地利跟普鲁士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从一开始，爱国者按照他们各人
的出身，经历和宗教信仰，同时也按照他们的政治倾向，转向奥地利或者转
向普鲁士。具有天主教传统的奥地利，窒息了全部文化生活，蒙昧主义剥夺
了改革和群众运动的任何希望。相反，普鲁士总是自诩为准许一定的思想自
由，它已经公正地吸收一定数目的人参加政府工作，这些人来自德意志各地、
① “帝国秘密法庭”（Sainte Vehme）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惩治封建主和“土匪骑士”的法庭，到十五世
纪造成很大恐怖。西班牙的查理第五为皇帝时废除了这个法庭。——译者
② 赫尔曼（德语Hermann）即阿尔明（Armin，Arminius），约公元前17 年——公元21 年，后称阿尔明为
舍罗斯克（今汉诺威附近）人赫尔曼。赫尔曼曾率领日耳曼部落反抗罗马异族统治。公元9 年条陀堡森林
一役，予敌重创，歼灭三个罗马军团。——译者
接受西方的影响，并决心使社会和政府现代化。然而，浪漫主义激情却是在
奥地利找到了施塔迪翁伯爵那样的实践者，而在普鲁士，爱国运动的首领最
后竟为国王所屏弃。因此，非常激动人心的1809 年危机证实了德意志二元状
态社会矛盾所产生的令人沮丧的影响。
二、普鲁士
古老的普鲁士是由官僚统治的，它的军队则由贵族率领：要是换在别的
这类国家里，遇到1806 年的灾难，会归罪于官僚和贵族，很可能会引起一场
革命。的确，拿破仑是不会容忍发生这样一场革命的，因为，剥削被征服国
家的最简单方式是保留它的旧统治机构。由于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普鲁士
人不可能起来反抗；改革派就是从高级官僚之中产生的，并得到少数贵族和
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协助。其特点是这些贵族既是保守主义者又是自由主义
者，他们相当明白事理，察觉到必须进行国家改革，他们也有足够的道义力
量来贯彻他们的观点。假如说创立现代的普鲁士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一直延
续到整个十九世纪，那么他们至少是开了一个头。
提尔西特的第二天，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又定居科尼希斯贝克。在沙恩
霍斯特和格奈森诺的领导下，一个委员会负责清洗整顿军队的指挥机关，他
们两个慢慢地又取得格罗尔曼、戈特曾和博于恩的帮助。另一个委员会的任
务首先是改组整个东普鲁士，在该委员会主席施勒特尔主持下，舍恩、尼布
尔和阿尔滕施泰因参加了这项工作。自从7 月10 日起，施泰因在拿破仑本人
的推荐下被召回来了，大概是因为拿破仑知道了他在被解职后路经柏林回来
因地区时，给法国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于9 月30 日才抵达科尼希斯贝克，
随身带了他在夏天拟就的一项改革方案，就是著名的“纳索备忘录”。这些
改革家中有些人，如舍恩、施勒特尔、克劳塞维茨和博于恩等都出生于普鲁
士，但是，最有名的人物都来自德意志的其他地区：格罗尔曼是威斯特法利
亚一个地方官吏的儿子；戈特曾是弗兰科尼亚的伯爵；沙恩霍斯特原籍汉诺
威；格奈森诺原籍萨克森；施泰因出身于来因地区的帝国骑士。他们中间也
有一些出身普通家庭的人物，如：沙恩霍斯特的父亲是个副官；格奈森诺是
一个军官的儿子，在冒险事业中成长起来。普鲁士没有奥地利那么死板，又
被1806 年的激荡所解体，因而形成了德意志的一股民族活力。
由于出身和气质不同，这些人物相互之间差别很大，因此对于鼓舞着他
们的精神是什么，他们的事业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意见不完全一致也就不
足为奇。一些人只把他们看成是开明专制的普鲁士传统的继承人；可是，由
于他们决心通过使人民参加革新事业来创建一个民族国家，他们显然已突破
了这种传统的框框。不要忘记，容克们是激烈地反对他们的，国王本人也并
不喜欢他们。另外一些人却把他们视为德意志道德和宗教文化的代表，热衷
于把改革和民族历史联系起来；但是，如果说哲学的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对
他们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话，那么，同样确实的是他们的计划的某些特点更自
然地表明了西欧的影响。事实上，没有人会怀疑已经谈到的关于英国的影响；
也没有人否认施泰因阅读过孟德斯鸠的著作，并且大概了解重农学派的思想
及杜尔果与杜邦·德·内木尔①的计划。相反，在法国革命影响的问题上却引
① 杜尔果（1721—1781 年），路易十六时任过财务大臣，推行改革受到特权阶级反对而失败。杜邦·德·内
起了争论。我们至少可以说，在普鲁士，有些人对法国革命是很熟悉的：科
尼希斯贝克的警察总监弗雷在1808 年拟订整顿市政府的条令时，肯定已经读
过法国制宪议会的法律；而曾经递呈一份宪法计划给施泰因的西里西亚贵族
雷丁杰，也通晓西哀耶斯的著作。格奈森诺看来最明白可以从法国经验中吸
取什么东西。他说过：
“多少无穷的力量蕴藏在这个民族内部而没有得到发展和利用啊！当一
个帝国在虚弱和耻辱之中苟且度日的时候，一个恺撒或许正在最贫困的农村
推犁，而一个伊巴密农达②正在辛勤劳动，依靠双手糊口度日。”
不论他们对英国和法国多么注意，人们还是毫不困难地一致认为：他们
从来没有打算效法英国采用议会制度，他们也屏弃了法国大革命的精华，即
平等主义精神。在现代普鲁士，资产阶级和农民应该参与国家生活，但是，
权力仍将留在国王手里；社会等级应该废除，但是，容克的社会权势仍将保
持。这是介于西欧国家和旧制度君主政体之间的一种独特的创造，尽管它与
后者的关系比前者更为密切。
科尼希斯贝克政府的任务并不是令人羡慕的，一方面要跟达 律商讨安排
赔款的偿付，另一方面还要忙于恢复劫余的乡村，这样，农业改革就提上日
程。重建农庄，重新扶持饲养牲畜，为农民提供种子，甚至在象现在遭灾时
为他们提供食物，这副担子落到了封建领主身上。但是，领主自己的日子也
不好过。于是，对于他的抵押债务不得不给予宽限或者延期。在领主的心目
中，最简便的办法是把遭到蹂躏的农民的份地和他自己的领地重新连成一
片，而使这些农民沦为短工。由于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