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时代-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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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亟需这样的复兴，因为，它首当其冲，创巨痛深。法国及其所占
领各国只不过是“传教区”而已。在德意志，新的灾难迫在眉睫：巴塞尔条
约和坎波福米奥条约宣告了一项普遍的世俗化运动的来临，而甚至反对革命
的新教徒也都热心地盼望“把黑袍军赶出来因河地区”。另一方面，开明专
制一直把教会置于自己的监19
护之下。在德意志和奥国，国家在大学里培养僧侣，并把教区神甫更多地视
为小学教师而不是教士；在西班牙，戈多伊的继任者萨尔维拉和乌尔基霍，
从1798 年以来就一直以哲学家自命；1799 年，禁止向罗马教皇法庭上诉，
要开辟财源时就想攫取教会的产业庇护六世作为督政府的俘虏刚刚死去，奥
国几乎不掩饰它想和那不勒斯王国一起瓜分罗马教皇世俗领地的愿望。可是
同敌人的期望相反，教会的不幸反而变得对它有利，因为不幸引起了同情。
英国热情地迎接了被放逐的法国神甫，这些人后来为英国天主教的复兴播下
了第一批种子。伯克为了同爱尔兰人妥协，也一直不停地主张他们应享有宗
教自由。在德意志，明斯特一个叫做“神圣族家”的热心的小组聚集在菲尔
斯滕贝格和奥韦尔贝格的周围，哥里津郡主和蒙塔居侯爵夫人（拉法叶特夫
人的姊妹）这样的人物也活跃在这个小团体里。对于他们来说，施托尔贝格
在1800 年的改变信仰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喜讯。俄国皇帝保罗一世也激起了
很大的希望。约瑟夫·德·梅斯特和格律贝尔神甫已经说服他要求重建耶稣
会，而且他已经把马耳他骑士团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被选为骑士团的首
领。
直到这时几乎还没有受到法国革命触动的新教，从宗教的恢复中得到的
全是好处。在德意志，施莱尔马歇在他1799 年出版的《论宗教》一书中，
重新激发了新教的神秘的热情，而威廉·瓦肯罗德和浪漫主义者正在通过美
学直观的方法寻找他们返回宗教的道路。在荷尔斯泰因的恩肯多夫，雷文特
洛是一个虏诚的团体的领导人，这个团体和明斯特的“神圣家族”很相似。
施托尔贝格在改变信仰之前曾在这里面呆过，甚至天主教徒波塔利斯也和这
个团体有联系，他在签订教务专约后出任宗教大臣。在英国，卫斯理已于1791
年逝世；他既建立世俗传教士制度，又创立了一个互选补充成员的教阶组
织，从而使循道教派更加接近英国国教。①这种情况在1797 年引起了循道
会派内部的第一次分裂，可是这个教派由于在群众中煽动神秘主义而继续得
到发展。循道教派对“非英国国教信徒”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浸礼会派③
由于效仿循道教派的做法而得到了进展，而普利斯特利的索西教④的长老派
和普顿斯的理性主义的长老派却在迅速衰亡中。甚至在英国国教中也形成了
一个福音派的小核心，其中最出名的是威尔伯福斯，他们想使国教恢复生
气，但是没有成功。复振后的非英国国教信徒抛弃了对法国革命的同情，他
们对于人民群众的保守的影响即使有被夸大之处，但这种影响的存在也是无
可争辩的。
法国似乎依然是世界上理性主义的堡垒，至少是在批判的形式下，反对
传统和基督教，就象十八世纪所采取的形式一样。理性主义的代言人德斯
蒂·德·特拉西、卡巴尼斯、多努和沃尔内，都固守在国民公会设立的科学
总院和高等学校的重要机构里。他们通过然格内控制着《哲学旬刊》，他们
的门徒在各个中心学校里任教，这种学校几乎在所有的郡里都成立了。然而
理性主义正在起变化。“空论家”中少数仍然是唯物主义者，大多数也不再
留意形而上学，而在科学的影响下，只注意对现象的研究，日趋倾向于经验
实证主义。因为法国革命在公共教育中给科学以显著的地位，所以科学在法
国很兴盛。德斯蒂·德·特拉西和卡巴尼斯打算建立一种思想的科学，一种
从形而上学分离开来，却和生理学联系起来的心理学。加尼埃和萨伊研究政
治经济学也想发展成为实验科学，但是基础不够。这是一个内容丰富多采的
运动，但是直到很久以后它才充分展开。此外，这种实证主义由于反映了百
科全书派的精神，因此与英国的经验主义大不相同。这种实证主义也出现在
拉普拉斯的《宇宙体系解说》中，出现在拉马克攻击生机论的著作中，以及
迪皮伊的《一切宗教的起源》中。虽然从社会观点看来，政府和共和派资产
阶级日益变成保守派，但他们却仍然敌视基督教。在人民群众中，宗教习惯
的确大大淡薄了，因为红衣主教孔萨尔维在签订教务专约时写道：“大多数
人民都是冷漠的”。
然而，不应该忘记，在十八世纪，理性主义哲学不但远没有被所有法国
人接受而且遭到许多通常缺乏才能却并不缺乏读者的作家的攻击。在革命大
动荡的高潮中，传统的卫道士不仅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反而变得更加顽固
了。他们的队伍由于一部分老资产阶级分子的参加而扩大了，这些人被通货
膨胀搞得破了产，因而产生了对新思想的厌恶。法国也没有免于受到神秘的
和情感的直觉主义的影响。神灵学在法国拥有一批忠实信徒，到1800 年左
右特别是在里昂和阿尔萨斯最盛行；在里昂是以韦雷尔莫兹为中心人物，在
阿尔萨斯，奥贝兰把神灵学和德意志的影响结合在一起。事实上，感情的哲
学只是在法国才找到了它的最优秀和最有影响的首领；因为卢梭的吸引力一
直没有消失，相反，摈弃他的政治理论的人恰恰是那些最热衷于在文学和宗
教方面把感情置于首位的人，夏托勃里昂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最后，象在
其它各地一样，有些法国人重新皈依天主教是象儒贝尔一样由于感情的缘
故；或者是象丰塔内一样出于保守思想；或者是象罗兰夫人的朋友邦卡
尔·德·伊萨尔一样，仅仅是为了寻求一种慰藉。后来，当波拿巴改弦易辙
而和教皇订立教务专约的时候，这些人都支持他，尽管遭到那些原来拥戴他
上台的人的反对，甚至也违背了他自己军队的意志。
如果理性主义的传播因此而达到了它的极限的话，那并不是由于反革命
的实用主义起了作用，因为博纳尔和德·梅斯特的著作是在国外出版的，还
没有输入法国；德意志的思想也没有什么影响。法国的浪漫主义没有它的哲
学；甚至在艺术上也没有取代古典主义。人们阅读北方文学只是为了要发现
可以利用的主题，或者为了欣赏它生动的描绘，或者观摩它刻划感情的笔
法。当时最流行的是“奥西安”的诗，玛利—约瑟夫·谢尼埃把它译成了法
文。在“奥西安”著作的影响下，阿尔诺写了《奥斯卡》和《高卢人之歌》。
波拿巴也和别人一样喜爱“奥西安”的著作。但在1800 年，当斯塔埃尔夫
人第一次把北方文学和南方文学加以对照时，她只奉劝法国古典主义者从北
方文学那里摹仿那种忧郁伤感的情调。法国公众中的大多数对哲学上的理性
主义与传统的冲突仍然漠不关心，而这种重要情况的确最能说明波拿巴的成
就了。那些从出售国有产业中、靠投机和政府合同而发财致富的、不学无术
的新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很少关心伯尼奥所说的“原则病”。政府中那些出身
旧贵族的人，象巴拉斯和塔列朗等，都是公认不讳的贪污腐化分子和叛卖的
专家，他们对此表现了冷嘲热讽的蔑视态度。经常出入于塔利昂夫人、阿姆
兰夫人或者雷卡米埃夫人的时髦沙龙的上层人物所想的只是寻欢作乐。更为
严重的是，在动乱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学浅识少还不以为忧；这一代人
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只想出人头地的发迹问题；战争为他们开辟了一条成功
之路，而勇气则是一个足够的条件。只要波拿巴无往而不胜，这些现实主义
者就听任波拿巴为所欲为，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决不愿恢复旧制度。他们对
各种思想都漠不关心，把法国革命的成就当作既成事实来接受下来，因为他
们从革命成就中或多或少也得到好处。因此，全国大多数人始终忠于革命事
业，而法国和欧洲之间的鸿沟则继续存在下去。
三、民族的觉醒
法国革命和旧制度之间的斗争具有普遍性，它是阶级对阶级的战争，民
族情绪起初似乎还没有起作用。而且在十八世纪里，人们并不认为这种感情
是重要的。君主们和各个分支的贵族构成了一个统治者的世界性的社会；他
们不考虑各民族的起源特性，把各族人民当作交他们看管的羊群一样地彼此
瓜分；当时有国家而没有民族。尽管有见识的资产阶级很明白人类可以分为
各种不同的种族，但他们基本上把人类看成是能够具有共同文明的一个整
体；而且，虽然理性主义使基督教世界的概念世俗化了，但却也使这个概念
延续长存下去。法国革命一开始，路易十六就呼吁各国君主团结一致，而且
法国亡命者也向所有贵族发出了同样的呼吁。这种呼吁并不是毫无效果的。
1790 年以来，伯克就鼓吹建立反对法国革命的十字军，1800 年左右弗朗索
瓦·德·伊韦尔努瓦也这样地鼓吹过。同样，对革命者来说，所有的人都是
兄弟，所有的暴君都是他们的敌人。直到1815 年，斗争大致都保持着这种
特性；法国在国外始终有一些朋友，而在国内，也始终存在着一些不可调和
的敌人。
法国革命号召人民起来治理自己，根据同样的原则，它确实也唤起了民
族的意识。革命党人自豪地把自己称做“爱国者”；对他们说来，法国是“民
族”。然而，当革命一开始他们深信一切民族都会欢迎法国的福音，并且深
信，这样一来，文明就会保持它的普遍性。他们从没有想到各民族会变成敌
人，他们深信只是暴君才挑起了战争，民主能给所有的人带来和平与博爱。
相反地，君主和贵族都敌视民族这个概念，因为它好象是与人民主权和公民
平等联系在一起——“民族这个词，听起来象雅各宾”。在尼德兰，贵族和
僧侣宁可回到奥国的奴役之下，也不愿意丧失他们的特权。在波兰，同样的
恐惧削弱了民族反抗的事业。在匈牙利，豪绅们仍旧忠于哈布斯堡皇室，这
些人一旦被允许对农民为所欲为时，他们甚至自愿局部日耳曼化。至于君主
们，他们除了自己的利益以外，仍然什么也不考虑。他们完成了瓜分波兰。
匈牙利议会要求维也纳作出一些让步：以匈牙利语为官方语言，给以关税的
优惠待遇，以及通过合并达尔马提亚或阜姆以便取得出海的通道，可是这一
切都毫无结果。尽管匈牙利摄政王约瑟夫大公多次提出建议，但皇帝弗兰茨
二世却对这些要求置若罔闻。爱尔兰在1798 年爆发了起义，皮特决心摧毁
爱尔兰还残存的独立地位，取消了都柏林的政府和议会。此后，一百名爱尔
兰议员和三十二名爱尔兰勋爵便参加了英国议会。这个岛屿保留了它的债务
和国内税收，但要负担帝国的开支十七分之二。英国答应向爱尔兰开放英国
市场，更重要的是皮特在康华里总督和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国务
大臣的支持下，透露了他的企图，即要废除禁止天主教徒参加议会的“宣誓
条例”；①他甚至还暗示把天主教“树立”为爱尔兰国教的可能性，如果政
府有权对主教的选择进行监督的话。对这一点，有十个主教表示同意。而只
是这一点，就足以使很多爱尔兰的新教徒起来反对合并，这些人起初由于害
怕曾拥护过这个合并计划。皮特无奈，只好采取分封爵位和奉送大量金钱进
行贿赂，不过这些钱还是出自爱尔兰身上。合并问题终于在1800 年2 月5
日在都柏林表决通过，5 月间在伦敦得到了批准。
逐渐引起从世界主义转变到民族主义的是战争。受到各方面攻击的法国
人，首先从自己的思想上倒退了。他们蔑视那些仍然处于“奴隶”地位的外
国人，而以自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而自高自大起来。共和国在转向对
外征服的时候，利用这种感情来激发自豪感和自利心；然而，这种感情同时
也就开始背离革命的理想主义，从而失去了它的纯洁性。波拿巴从一开始就
喜欢这种大大有利于他准备执掌政权的演变。与此同时，英国由于对法国作
战，最后也染上了民族狂热症。起初，仍留在辉格党内的人士在福克斯的领
导下附和了民众各阶级的情绪，认为战争只是皮特和托利党的事。但是当法
国准备入侵爱尔兰，并且去征服埃及的时候，情绪就开始转变了。对瑞士的
入侵改变了科尔里奇的态度，他在《法兰西咏歌》中斥责背信弃义与不敬神
奉教的敌人是轻浮与残酷的民族。从这时起，皮特就能要求全国作出努力
了，但在公众情绪改变以前，他慎重地还没有这样做。
同时，法国在荷兰、西沙尔平共和国①和瑞士根除了旧制度，从而实现
了领土统一和国家统一；这就促进了这些地方民族情绪的觉醒和发展。法国
的干预特别有利于意大利，那里的民族统一派比通常人们所想像的要多得
多，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但是，法国迫于战争的需要，把这些国度
当做前哨阵地来对待，而它们由于担负了供应法国军需的重担，不久就体会
到独立的价值。于是，罗伯斯庇尔曾预见到的一种致命的逆转局面出现了：
法国引起了这些国家的仇视。1799 年当俄国人和奥国人侵入意大利的时候，
他们被当做解放者而受到了欢迎。这种危险还不太大，因为德意志还没有受
到影响。虽然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以及浪漫主义所激起的“回到过去”的
思潮，都在知识界大大激发了民族情感，但这种民族情感还没有采取政治的
形式。同政治上已经组织起来的民族，及这些民族之间的野蛮厮杀相对照，
德意志是个“文化之邦”；德意志人甚至从自己弱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