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第2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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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和法家，是不可调和的。

宋神宗从熙宁元年四月召见王安石，到第二年的二月时，才有了变法的实际举动。任命富弼为首相，王安石参知政事，组建自己的班底，变法开始。

历代史书接着就开始介绍各个具体法令的内容，颁布的时间，以及遇到的困难。如果我也这样写下去，就根本没法剖析出这段历史的真相。

试问这样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只在神宗和王安石达成法家治国的理念后，就直接上了马，是不是太儿戏了呢？神宗真的成了毛头小子，王安石真成了不学无术的傻大胆？

开玩笑，这期间有１０个月的时间，宋神宗和王安石朝夕相处，从他们后来所做的事业有多大来看，他们的讨论肯定多方多面，涉及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作为后世人，我潜心静思，推算出他们至少有三个重点必须详细考虑。第一，那是个大秘密，是这次变法的大宗旨，所有的举措如果不建立在这个大前提之下，那么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不过可惜的是，查遍千年史书，不论是古人的，还是近现代的，对此都一字不提。

或许是他们没看到，或许就是别有用心地给删除了。

第二，变法的速度。是急进还是缓变，这是个大问题。要比具体的变法措施更重要，我们清楚，一件事的成功与否，不仅与它的立意有关，更与它的做法有关。怎么做更多地决定了它的成功。

聪明博学如王安石，谨慎小心如宋神宗，这个最起码的前提，一定会考虑到。只是出于对第一点，那个大秘密大宗旨的遵从，才不得己选择了实际操作中的急燥。这是无可奈何的，可也是热血沸腾，不得不做的！

第三，变法的涉及层面、具体法令。

环环相扣，每一个条件都为上一个服务，这是一整条互动互补，一荣俱荣，一损百损的利益链条，哪一点出了错，都会让帝国承受不可估量的打击。具体到第三条，它得服从前两个前提，国家必须迅速富强，极快地增加国库厚度。

得有钱，才能去做那些事。至于说事后怎样，只要那个大秘密大宗旨胜利了，一切都好说。

这三点讨论过之后，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心里，变法己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宏观的蓝图，到了这时，才能进行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让王安石全面躲在幕后，首相是富弼，以富弼的威望来镇抚局势，安定人心。王安石组建的变法班底更有讲究。

成立一个全新的部门，名叫“制置三司条例司”。故名思议，它是以国家的财政总署三司省为根基，研究怎样生财的特殊部门。以现代的名词来叫，可以称作“财政税收设计委员会”。

这个部门平空出现，直接把改革变法的事务都揽了过去，什么东府西府两制内侍，都没你们的份儿，一边儿呆着去。为了保险起见，同样让王安石当副手，名义上的负责人是副相陈升之。接下来王安石的班底成员们，就成了一个被争议了近千年的问题。

王安石此前所拥有的只是名声，名声的成分里最大一部分是好奇。人们不理解他为什么总是放弃高官厚禄，安于贫贱做基层工作，多了不起啊。因为自己做不到而敬佩，只此一点。

这和大圣大贤什么的都不靠边，如果非要说他的文章多好，对不起，真的好，可也远远没到欧阳修的影响程度。世间就是这样，就算你到了同一水平，也别总想着有一样的影响。

所以他不可能有什么亲信集团。那么开始做事了，谁来帮他呢？只能从日常交际中去选，这样的前提就决定了人才的质量和数量。比如说吕惠卿。这个人在后来骂名天下，举世皆知，一臭万年，历代所有君子都摇头。甚至直接把他的问题加在王安石的头上。

亲信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领袖服务。他的罪过，就是你的问题！只是非常遗憾，吕惠卿之所以进入王安石的视线，完全是君子中的君子欧阳修的推荐。

吕惠卿，字吉甫，生于公元１０３２年，泉州晋江人。出身于官吏世家。宋史里说他考中了进士，分配到真州做推官，调进京城，和王安石偶然见面，两个谈论经文，非常投机，就此进入变法集团。

依此说来，王安石简直就是饥不择食，哪怕从不认识，只要稍微投缘，就会结成死党。至于吕惠卿真正进入王安石视线的历史真相，就被宋史选择性失明了。

只因为那个人是“君子”。

可惜在欧阳修自己的文集里露了馅，有一篇上报于朝廷的奏章，名叫《举惠卿充馆职札子》，把吕惠卿说成是“材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私下里更在很早之前，就给王安石写过私人信件推荐。

当时王安石在常州作知州，吕惠卿是州府里一个普通的属吏，欧阳修的信里称赞吕惠卿这样不凡，那样奇妙，要王安石特别对待，才有了两人初步的接触。说到这里，就要谈一下历代大事件的参与者之谜。那些貌似与众不同的人，在历史里留下了印迹的人，都是因为自己出类拔萃的能力、高雅脱俗的品行，才脱颖而出的吗？

公开的结论是对，真实的答案是错。

以吕惠卿为例，他到王安石身边时，他本人、欧阳修，甚至王安石自己都不可能知道后来会有如此波澜壮阔、无所不至的变法，那么何来有意为之？

再举一例，当王安石不久前从江宁府到京城的路上，曾经回临川老家一次，在那儿了解到当地县太爷谢卿材组织百姓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效果非常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于是后来实施农田水利法时，谢卿材被破格重用。

还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证明历史发展的大规律涵盖一切，只是推动这个大规律的，却往往是一件件突发的小事情。其中领导们近乎偶然性质的赏识，更是一大因素。

吕惠卿之后，王安石最初的几个主要助手，分别是苏辙、程颢、章惇、薛向、吕嘉问等人。分别简单介绍一下。

苏辙是苏轼的弟弟，前面说过苏轼在东京城的夜晚里迷醉流连，可惜时光非常短暂。没多久，他们的母亲在老家去世，父子三人只好回乡奔丧。守孝三年之后，举族进京。

这是三苏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他们就选择了终生为官，浪迹神州的命运。进京后，三苏分别考试，老苏成为一个小小的京官，负责为国家编史。大苏和小苏分别考中了制科的三等、四等，被任命为凤翔府判官、商州推官。

特别说明下，制科不同于每三年一试的进士科。它不常设，考的内容通常是对策，这需要真材实学，说出自己对国家时政的见解主张。有宋一代，制科取得三等是最高得分。在苏轼之前，只有一个人得到过，那就是被前宰相张士逊讥笑为失心疯的吴育。

到熙宁二年，变法开始起步时，老苏己经去世，二苏再次守孝服丧，回到了京城。这时，苏轼任职史馆，有自己的变法主张。注意，他是主张变法的，只是怎样变，有他的一套理论，我们以后细讲。这时有另一件事己经发生，它与北宋的历史进程无关，对中华诗词史有一定的影响。

苏轼的原配夫人王弗己经故去，他娶了王弗的妹妹王闰之为妻。王闰之很贤惠，无才之女天性仁厚，对他很好。只是王弗的影子陪伴了苏轼一生，是他哪怕天天谈笑度日，也没法在夜深时抹去的隐痛。１０年之后，终于凝聚成了一首传唱千古，痛入心髓的悼亡妻《江城子》。

小苏是个奇特的人，说实话，他的文采在唐宋八大家之中可能要退居末席，更有说法，三苏中只有东坡才名符其实，其余两位都只是因东坡而显。但要是论到政治才能，小苏才是最强的一位。他清宁安静，不浮不燥，具备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心性极其坚忍，并且能让人忽视他。

这一点与老苏、大苏截然不同。以官场成就论，苏轼比弟弟差太远了。熙宁二年，苏辙的官场生涯，就从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成为王安石的亲信手下开始。

章惇，字子厚，福建浦城人，说来是吕惠卿的同乡。这是个让人提起来，就掩卷长叹的人。他太有争议了。前面我提过，从神宗时起王安石、司马光直到北宋亡国，还有一位决定国家命运的人。

他是章惇吗？差一点点，如果他真的像宋史里说的那样坏的话，他就一定是！

章惇，生于公元１０３５年，比苏轼大一岁。在熙宁变法之前，是官场中一个默默无闻，缓缓上升的小人物，留下的印迹只有三件事。第一件，他曾和自己的侄子一起赶考，考中了，却宁愿放弃。为什么呢？只因为他的侄子是当年进士第一名。

身为叔叔，居于侄儿名下，他无法忍受。但要注意的是，他的侄子比他大１０岁。

后两件事都与苏轼有关。他们一生都纠缠在一起，说来章惇的恶名，有很大程度上与苏轼有关，嘿嘿，谁让对方是人见人爱的苏东坡呢，有宋三百年间第一大才子怎么会有错？这都是后话了，在他们相遇时，都是才气纵横，爽俊一时的青年。

章、苏曾结伴游玩，地点在凤翔府仙游潭。仙游潭下有万仞绝壁，只有一根小横木连接对岸。章惇用手推了推苏轼，请子瞻先行。苏轼摇头，珍爱生命，这事儿算了。却见章惇从容举步，走上横木。到对岸之后，他攀山藤上绝壁，以漆墨在石上大书一行字。

——章惇、苏轼来游。

回到岸边，面不改色，神采依然。这时苏轼拍了拍了他的肩膀，说，你日后一定会杀人的。章惇不解，你怎么知道？苏轼说，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别人的命怎么会放在心上？

章惇哈哈大笑。

第三件事也发生在山林里。两人游玩，偶然在一座小庙里喝酒，突然间有人说山里来了老虎，就在不远处。两人借着酒劲上马就迎了过去。

真遇到虎了，数十步远，马吓得再也不敢往前走。这时苏轼勒马就回，章惇却叫从人拿来一面铜锣，在山石上砸响，跑的是老虎。

这两件事出自宋人笔记。我们现在看来，会欣赏章惇的勇气，攀绝壁退猛虎，意气激越，这是一位胆气豪壮的爷们！

可是在古代士大夫阶层，他们认可的是苏轼的“理智”，那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苏子瞻生来的雍容华贵之气，怎能是章惇那样的亡命徒可比？更何况以苏轼的理论，漠视自己生命的人，敢于冒险的人，比如说现在敢于攀登珠穆郎玛峰的人，都是潜在的杀人犯的话，是不是像苏轼这样珍爱自己的人，也会同样珍爱别人呢？

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就像我小时候总能听到的一句名言——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怎么能爱别人？说这种话的人真该买张逻辑卡去充值，一个人要是太爱自己了，绝不会再去爱别人，那是典型的自私！

章惇先介绍到这里，他的事会随着变法的深入逐渐浮出水面，真假善恶，大家有目共睹。现在只想说一句话，他是个好朋友，一个实干家，什么都好，只是不能惹他。

他是个情绪激动，好走极端的人。他会是你最好的朋友，面临生死之难时都敢为你出头，可当他愤怒之后，他会赶尽杀绝，无所不用其极，动用一切手段，去干掉他所认定的敌人。

接下来说程颢。这可真是太了不得的一位空前绝后型的大人物，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神像被越造越高，直到后来变成反对王安石，否定熙宁新法的根基。要说他，得从另一个人，一个理论的奠基者说起。

周敦颐。

这个人名大家都不会陌生，我们在学生时代都读过一篇清丽高雅的小文章《爱莲说》，就是他写的。俗话说文如其人，想来他也是一位“不蔓不枝，中通外直，香远益清，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君子。

不，他不是君子，那不足以涵盖他，他是位教主。甚至在当时就流传着一些说法，他的名望学识比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加起来都高，高到无以名状，没法形容，神乎其神的地步。

比如说，王安石少年的时候，曾经带着自己的名片，到周敦颐的家去拜访。可是拜访三次，被拒绝三次，连面都不让见。王安石愤怒了，说难道我不能自学成材吗？

于是后来才有了王安石“荒诞不经”的一系列变法，这都是由于当年没受过高人的教育啊！其实哪儿跟哪儿，无论是少年时，还是后来大家都老了，直到周敦颐死去，王安石都不会把他放在眼里，甚至当时的学术界，也没把周、程两人当盘菜。

周敦颐，生于公元１０１７年，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人，原名敦实。因为宋英宗曾经叫赵宗实，所以才改名“敦颐”。

他幼年丧父，五周岁时随母亲投奔舅舅郑向。郑向是龙图阁直学士，有一定的影响。在舅舅地推荐下，他走上了官场。

这种开端决定了他一生的官职走向，永远都只是些小官，甚至被派到广东那种半开化的地区去管犯人。同时也反映出周敦颐本人学识的“高”度。前面所说的王安石三次求见而不得的事，一眼就瞧出真假了，和王安石一样，他也是个自学成材的人，甚至还没有经过科场，自学到彻底……凭什么在王相公面前那样骄傲？

更何况两人只相差四五岁，王安石是少年，他也是少年，求学期间就摆出了大宗师的架子，简直不知所谓。

那么他为什么会变得那样了不起呢？就要看人家学的是什么。从南宋时起，元、明、清、民国甚至现在，一直都有市场，不断被拔高的理学，就由他奠定根基，而根基就要从他对道教的不凡理解说起。

理学又叫道学，虽然道可道，非常道，与老子所创的黄老之说不一样，但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周敦颐教主吸取营养时从来不挑食。他的理论根基《太极图》，就源自于宋初时华山著名的睡神道士陈抟的《无极图》。从那里确立了天人感应，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等理学主张的源头。

号称中兴儒家的人，居然从道家吸取主张，不知所宣扬的“纯”儒、“大”儒、圣人是从何而来的。

话说几十年的钻研之路是枯燥寂寞的，周敦颐的旷世才华并不为人所知。在当时，人们只是知道在合州府有一位小官，政事精绝，决断出众，大事小情的不经他之手，其余的官吏们不敢决断。别的嘛，就泯然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