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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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上，1941年6月15日出版。
宋庆龄再一次不让私人和家庭关系影响或模糊了她自己的立场。
这时，在新的国际和国内气候下，立即发生分裂和内战的危险有所减弱。虽然国民党当局减少玩弄对日投降的把戏，但并不意味着它现在愿意更积极地对日作战。随着英、美同日本开战的可能性增大，他们想让盟国去打败日本，而自己则乘机积聚武器和资金，以便将来摧毁国内的对手中国共产党，独享胜利的果实。
（六）为促进国际反法西斯联盟而努力
宋庆龄在香港期间有力地促进了国际和国内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在她初到香港时，在1938年3月2日《告英国民众书》中，她就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即：其他国家帮助中国就是帮助它们自己——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壁垒就是巩固世界和平。
3月7日，在一篇国际妇女节的文告①中，她重申了自20年代以来的一贯观点，即：“妇女解放和世界最大多数大众的解放有共同的命运”，并且两者都同当前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斗争紧密相连。法西斯已进攻西班牙和中国，如果中国和西班牙共和国得不到援助以进行抵抗和取得胜利，那么谁能担保更大范围的战争不会降临到别人头上！
①《告英国民众书》刊于1938年3月2日汉口《新华日报》，参阅《宋庆龄年谱》108页。《向全世界的妇女申诉》，载《宋庆龄选集》，第127—128页。
在那些年代里，中国和西班牙的抗战在宋庆龄和其他中国进步人士的言论中往往是相提并论的。人们几乎是同时喊出“保卫大武汉”和“保卫马德里”的口号。在延安，红布大横幅上写着“NOPasaran！”①
①这是当时国际上保卫马德里运动中通行的口号，西班牙文词义为“不许通过”，即不让法西斯军队进入马德里之意。——译者
她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苏联在世界事务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但她不认为中国只起附属的作用。在她看来，援助是相互的。6月6日，她在《苏联的和平政策和苏联的对华援助》①一文中说：
①载当天的汉口《新华日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110—111页。
“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国，是保障苏联、对付侵略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正如苏联以策安全的自卫武力，是中国抗日救国斗争的重要因素一样。……关键在于中国自己能否动员一切人力和物力，以奠定远东安全与世界和平的基础，争取苏联以及一切尊重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民族的合作。”
在上一年，为纪念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20周年，她在1937年11月6日发表的《两个“十月”》一文①中论述了中国革命和苏联革命的密切关系。她说，第一个“十月”即1911年10月10日的中国革命，推翻了帝制，但在那次革命中社会主义思想已经产生一定的作用。就在这一年，孙中山在日内瓦出版的《社会主义者》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里就指出，中国的进步必须以土地改革为基础。他后来认为工人农民必须成为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和建设新国家的基石。但是，六年以后俄国的十月革命远远超过了中国的1911年10月的革命。新生的苏联战胜了国内反动势力和多个外国列强的干涉，成了一个工农国家和维护和平的关键力量。中国要取得同样的成就，必须“铲除一切卖国贼，一切腐朽和自私自利的人们。”
①《为新中国奋斗》，第104—108页。
她高呼：“我们将不再是自己国内的封建奴隶，也不再是国外法西斯侵略者的奴隶。……我们将不仅在战场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且在这个战争的过程中，将建立起一个新的民主国家。到时候，孙中山的主义便完全实现了！”
她向任何方面谈话都是直言不讳的。1937年10月3日在上海当英国工党派调查日本侵略的代表团来华时，她在《致英国工党书》①中，批评了英国政府（及国际联盟）自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来无所作为的态度，因为日本的侵略撕碎了国际公约而英国及其他列强都是这些公约的签字国。现在，英国的畏葸苟安正在产生苦果——它自己的利益也已受到极大的损害和破坏。“日本轰炸机追击英国的大使，险些儿送了他的命旧本军舰拦阻英国的商船，坚持有权上船检查旅客和文件；他们故意扣留并破坏在香港领海中的海关巡逻艇。”同她对英政府的绥靖政策的抨击相对照，她热烈赞扬“香港商船‘塞文莱’号的英国水手曾经罢工抗议载运货物到日本去，因为这会增加日本的侵略力量……我们是何等地感激和欢欣啊！”
①《致英国工党书》原为英文，经上海《战时联合旬刊》译为中文，发表于该刊1937年10月1日第4期上。关于英国人民在三十年代对中国的支援。可参阅阿瑟·克莱格着《援助中国》，1937—1939：《一个被遗忘的伙伴的回忆》（英文），新世界出版社，北京，1989。
差不多在同一时候，她对美国人士发表了题为《中国走向民主的途中》的广播演说。①这篇演说谈的是中国国内的发展。她说，十年之前，“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之下，普及全国的伟大的国民革命运动，将全国统一起来，而成为伟大的团结的民族的开端”，但在其后的十年内，“孙先生遗教与三民主义，在连年的内战中销声匿迹，自相残杀的结果，使国家受到破坏，人民大众的生活日益贫困。”现在，内战终于停止了，团结抗战挡住了敌人的进攻。过去的中国红军改名为八路军，“第一次与敌军接触，就获得压倒一切的胜利”（指山西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精锐扳垣师团1000多人）。
①原载上海《大公报》，1937年10月21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106—107页。
宋庆龄再次指出，中国的战斗“不单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一切仍旧爱护自由民主的人们”。她表示相信美国对中国为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是真诚同情的。
在美国方面，有一个有关宋庆龄的报告，是1938年10月间专门呈交给罗斯福总统的。写报告的人是美国驻华助理海军武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少校（海军陆战队）。他是斯诺（后来又是史沫特莱）的朋友，通过斯诺的介绍，他深入在敌后作战的中共领导的部队，实地观察了几个月，看到士气高昂、作战技巧高超，并认为他们为中国抗战取得胜利具有极大的示范价值。他在香港曾同宋庆龄晤谈，这个报告就是在这次谈话后写的。他所以能够直接向罗斯福报告，是因为他曾是总统定期休假地乔治亚州温泉海军陆战队警卫队的指挥官，所以罗斯福总统认识他并且很喜欢他。他被派到中国来时，罗斯福要他把他的在华印象直接告诉他，不是通过军队系统逐级上报而是通过总统的私人秘书勒汉德“姑娘”。①
①这个报告的日期是1938年11月15日，存纽约海德公园富兰克林·D·罗斯福图书馆。旧金山的约翰·W·鲍威尔在进行其他研究工作时发现了报告原件，专为本书作者惠寄了一个复印件，供写作这本传记用。
卡尔逊给她写道（实际是给罗斯福看的）：
“在香港，我同孙逸仙夫人有一次愉快的晤谈……她是一位可爱的妇女，在宋氏三姐妹中最平易近人……她以为中国共产党是孙博士三民主义的真正的拥护者……她也认为——同我谈过话的大多数外国人也这样看——八路军所创造的进行抗战的模式是唯一能使中国取胜的模式……”
在下一段里，宋庆龄对于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表现得不像上面所引那篇对美广播演说中那么有信心——事实上远不如卡尔逊那样有信心，她特别担心美国政府和传播媒介长期宣传的反共主义。
“我告诉她，（蒋介石）委员长把一两位共产党领导人安排到政府中去的时机已经来到了。她反问道，如果采取这一步骤，美国的感觉将会怎么样。她指出，对美国人来说，共产主义仍然是一个妖魔，如果他们认为中国将‘共产化’，那末他们的同情恐怕就会减少了。我答道，我认为美国人对中国的共产主义有足够的了解，认识到这不是他们所熟悉其含义的那种共产主义。”
这次谈话的时间正好在日本占领广州和武汉之前，中国局势危急。卡尔逊的另外一些话反映了这种情况：
“我同孙夫人谈话是在10月20日，在此之前，就在那天上午，我同宋子文谈了话。他们都没有作出任何暗示，广州会在第二天陷落……
“从中国人的立场看来，目前的局势并不光明。但我仍然相信，中国有能力继续抗战。我持这个立场肯定属于少数派。但我的意见是以我对共产党领导人、（蒋）委员长及黄埔系军人的了解为基础的，他们谁也没有失去抵抗的意志。我的意见还以下述事实为基础，即：共产党人在北方成功地把抗战的意志以及为民族抗战的利益而自我牺牲的真诚精神灌输给了人民。”
卡尔逊虽然对蒋及国民党军队的核心力量仍然寄予一定希望，他从共产党进行的战斗中已经看到了中国不会半途而废或遭受失败的主要理由。
宋庆龄给卡尔逊的印象是如此深刻，在两年以后他写的一本关于这段时期的书中①，称这次同她的半日晤谈是他经历的中国的“伟大戏剧”中“非常合宜的最后一幕”。他写道：
①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着《中国的双子星》（英文），第316—318页。
“我在一间陈设非常简朴的房间里等她，从这里多少感觉到了一些这位妇女的精神。她不让自己有丝毫的奢华。一会儿，她出来了……我顿时感到轻松自如，因为她有那种我在八路军中常见的‘不要客气’的态度。但她还有更多的内涵——内心安静、绝端自信而毫不自负……她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爱，特别是对那些不幸的、被压迫的人们。
“她从不装模作样，她的面容安详，在沉静中显得很美丽。”
他像别人一样感受到她也喜欢找快乐：
“她一点也不缺乏幽默感。当我告诉她我在北方的一些经历时，她高兴地插进来解释我所描述的人们的反应。”
他也注意到她的坦率：“很明显，她认为国民党没有实行三民主义，共产党领袖们则实行了。她相信，蒋介石所鼓励的是对他本人、而不是对政府和国家的忠诚。应建立代议制政府的时间早过去了……”
最后，卡尔逊深感她对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的生活和受到的待遇是非常关切的。他引宋庆龄的话说：
“……最严重的是政府未能实行民生主义。相反，它满足了上海的银行家……而忽视了人民……特别是土地问题……”
在同卡尔逊谈话一年之后，1939年7月，在中国抗战两周年时，宋庆龄发表了《展望战后——抗战纪念日致美国友人》一文①。她在文中详述中国抗战所遇到的内部和外部危险并尖锐地指出两者的联系。
①《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55—63页。此文标题或作（抗战以后的中国——抗战二周年纪念告美国友人》，见《宋庆龄年谱》，第119—120页。
在一方面，她警告说：
“背叛统一战线和试图限制民主的发展，不仅威胁着我们的抗战，而且也威胁着外国在华利益的保障……”
在另一方面，她对在主要西方国家中出现的类似倾向也毫不放松：
“我要求你们密切注意民主国家中的保守派，他们期望迅速结束远东的战争（牺牲中国以谋对日妥协），因为他们害怕中国将‘赤化’。”
她奉劝西方政府不要作这样的胡思乱想，而是看看日本人在他们的占领区怎样肆无忌惮地破坏外国的利益。制造或强使中国接受“和平”，而让日本获得它的侵略果实，将是对西方国家本身贸易及其他利益的打击。
除了西方的本身利益之外，她提醒西方记住自身的民主传统：
“我们抗战爆发的周年纪念日是7月7日。这一天在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和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纪念日）之间……我们的民族革命，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开始的抗战的推动下，已有了新的发展。我们的革命兼有解脱美国殖民地地位的美国革命和摆脱旧政权的法国革命的成分。
“只有在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完全赢得了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之后，中国巨大的生产力才会解放出来，使整个世界受惠。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正在进行的民族革命，是全人类进步的必要和不可避免的一步。”
（七）西方的战争：对东方的初步影响
1939年9月，欧洲爆发战争，一方是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后来参加），另一方是英、法两国。战争爆发前夕，在香港已出现扰攘不安的情形。英国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潜水艇战争记忆犹新，因而担心航运的安全。
9月3日，在给纽约的友人格兰尼奇夫妇的信①中，宋庆龄叙述了当地的情势以及她自己（包括她那点有数的财物）的处境：
①宋庆龄自香港致纽约格雷斯·格雷尼奇函，1939年9月3日。
“香港的形势很紧张。人们纷纷逃离，以免遭封锁（或封锁的威胁）……英国是否宣战或接受意大利的调停很难说……我多么希望有一个无线电收音机！你们看，我的所有邻居都有……只有我听不到新闻广播。
“我们的所有朋友都预期发生各种可怕的事情，都在准备撤离……人们争着出头等舱的钱去买三等舱的票……
“货币的比价大跌，这对我们这些必须在这儿住下去的人是个大问题。现在要4元钱才能换1元港币，你可以想像到我们的境况多惨……
“我想去内地，但朋友们认为到我该出去的时候大概就出不去了……所以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这里现对函电实行严格检查，但还不至于影响到我现在为我的国家所做的工作……至少在B国（指英国）外交政策改变之前是这样……”
不论有无危机，她还是像通常一样的忙碌：
“我正在写《维吉尼亚季刊》要的文章，进度很慢，就同我随便写什么东西一样。刚收到（伦敦）冲国运动委员会’来电要我写一篇周年纪念的文章……NMt纽约《新群众》杂志发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