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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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离现实的重庆的和平气氛中，很难想象一场猛烈的生死搏斗正在到处进行——在陆上、海上、空中，还有在险恶的丛林中……我如果现在是在前线积极参加战斗一定会好受得多……你要为我多打几个（敌人）。没有什么比干坐在这里、对这场为一切值得活下去的东西而作的严酷斗争作壁上观，更令人泄气的了。
“你不在的时候，我写了几篇争取支援救济工作的文章，其中给美国劳工的一篇惹得这里的大官们火冒三丈，为它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们闭眼不看事实，一个劲儿地责备我呼吁解除对游击区的封锁……”①
①摘自宋庆龄自重庆致格雷斯·格兰尼奇，1942年10月6日和11月7日，1943年7月16日。
这里所说的那篇引起风波的文章就是《致美国工人们》，1944年2月8日由“联合劳工新闻社”发表，这个社专向美、英及其他国家的工会报刊发稿，本书作者当时是该社驻中国记者。在这篇文章里最使国民党恼火的可能是这样几段尖锐的话：
“美国工人要表示他们对中国抗战的关心，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求把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生产品和礼物平等分配给一切积极抗日的中国军队，不论它在什么地区；凡是不积极抗日的军队，就不予分配。
“他们要表示对中国民主的关心，只要公开声明反对中国发生内战。中国反动派正在准备这种战争，企图消灭我们斗争中的民主力量。这些力量就在陕北和敌后的根据地。在那些地方，工人运动得到了扶持和鼓励，许多矿工和铁路工人武装起来与游击战士通力合作，以割断日本与它在华北、华中的主要大陆基地的联系。”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少校，1944年3月11日。
在另外一封给杨少校的信中，她写道：
“我不能到前线去工作——至少可以护理一下伤员——真叫我生气！战争和它造成的痛苦变得如此遥远！应该让我更接近一些。当人们在7月7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抗日战争由此开始）捐出几元钱时，他们不应该认为他们已经尽了责任！”
她把前线的紧张和危险同重庆的腐败空气作了尖刻的对照，对她的亲属（杨少校认识他们）也毫不宽假：
“上星期天我的姊姊和妹妹乘C—54（一种运输机）去里约热内卢（巴西最大海港及政经中心）。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飞机，就像是一节普尔门式卧车车厢（普尔门设计，设备特别舒适）。我希望她们的荨麻疹能治好，到秋天就回来。这件事当然又引来了一大堆谣传，尽管‘大元帅’（指蒋介石）请了不少大官、记者和教士参加一个招待会，用以驳斥这些谣传。”
这里最后一句话说的是蒋介石夫妇举行的一次盛大聚会，专门为了辟谣——谣传宋美龄出国是因为蒋又有了一个情妇。
宋庆龄接着在信上又提到苏联的战况——对纳粹侵略者的反攻正在加强，而在国民党中国，则前线正在崩溃：“顺便提一下，你一定听到了苏联红军近来取得的迅速进展。我预料他们在1945年之前就可以欢庆胜利。”①
①《为新中国奋斗》，第142—144页。
她全心全意地为击败法西斯轴心国而努力，所以一直怀着同情和希望，注视着苏联对德国侵略者的战斗以及美国对日本主要在海上进行的战斗。她在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热切地希望在苏、中、美三国之间能够建立联盟。我奇怪为什么我们的领导人害怕采取这一步骤。除了卖国贼和反动分子以外，全国人民都会赞成。”
同时，对于英国在全球的作战及其目标，她的看法不那么乐观，认为英国主要是想恢复和保留它的殖民帝国，这个帝国“他们是永远不会体面地放弃的。”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少校，1944年7月16日。
（六）史迪威时期
前面提到过美军运输机把“保盟”募集的一台X光机运往延安的事情，这是宋庆龄通过理查德·杨少校向史迪威将军提出的请求。史迪威不但同意，并且在得知机舱门太小、X光机进不去时，甚至下令——当时人们都这样传说——“用喷灯”把舱门弄大。
即使在美军观察组（称为“迪克西代表团”）派驻延安之前，史迪威就派遣陆军军医梅尔文·C·卡斯伯格陪同第一批外国记者（本书作者是其中之一）到八路军前线去访问。卡斯伯格在他的报告①中完全否定了国民党的说法（中共领导的部队不打日本人、没有伤亡，也没有抓到过日本俘虏）。他写道：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42年11月7日。
“根据我的观察，我深信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说法）更不符合事实……士兵们……几乎完全是用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武器弹药装备起来的。我自己亲眼目睹，在一夜交战中，缴获的军用物资足够装备八路军的一个连。……我也见到过被抓来的日本兵……我看到（八路军）许多伤兵。……士气……极高，我相信这就是他们在开展游击战争中能够取得胜利的秘密。”
卡斯伯格医生注意到了抗日根据地民兵——他用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后备民兵（“Minute Men”）来与之相比——所用的地道战、地雷战和其他战术以及军民一条心的种种表现。
在他自己的医疗专业方面，他赞扬八路军的医务工作人员在几乎完全没有现代设施的条件下对伤病员的医疗和看护。
在另一个报告中，他这样描述延安的国际和平医院：它坐落在“一排排窑洞里”，但管理得出人意外地良好，如果我们考虑到它的困难情况。“器械和用品的消毒是在灶火上进行的……绷带、纱布、毛巾和其他布制品都是自制的，由医院职工和还能做些劳动的病人就地自纺自织。器械……都已过了使用期限……只有一台小X光机，已旧得几乎不堪使用了……（外科缝合用的）肠线完全没有。”但输血所需的血液却很充足，“过去一年里本院职工就有34人献血”——这表现了士气的高昂。
尽管物资极端缺乏，这所医院还是做了相当复杂的手术，开办了卫生学校，培养出200多名医生。医院里有一些老师和医生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中国最著名大学的毕业生。
卡斯伯格写道，“我不能不赞佩这些人面对巨大困难所取得的进步……人们如果去分析一下这些困难，那末极大多数是由于国民党的封锁……”
关于美国将来可能给予的援助（像史迪威等人所主张的那样），他建议说，“如果向这些军队供应军火去打日本，我们务必也要供应他们医疗用品。”
同史迪威一样，在美国国内问题上，卡斯伯格的立场是右而不是左的。但他访问八路军归来后，对于国民党拒不发给中共领导的部队以医药供应品，极为愤怒，并且后来在史迪威将军的支持下，送了一些进去。
自从埃德加·斯诺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1937年出版以来，1944年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对延安的先后访问第一次向外部世界提供了关于中共领导的地区的亲见亲历的充分资料。对现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地区已发展成为一支力量，它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以及战后中国及世界的局面都有其重要作用。
关于记者团的访问，宋庆龄在1944年9月的一封信中写道：
“大约4个月前去访问延安的记者们已经回来了。他们都为在那里所看到的伟大行动而热情高涨，还有那里丰衣足食和进行大生产（虽然使用的是原始的方法）的情形。所以我们该改变看法了……他们已不再仅仅是些游击队员，而是生气勃勃的九千万人口……为抵抗日本而组织起来。确实，他们不用惧怕任何国内或其他敌人——这是个解放了的区域。在党的大会之后，他们将会发表一些令人大吃一惊的宣言，也可能使全世界震动……”①
①《美国军医M·S·卡斯伯格少校给司令官（史迪威将军）的报告》，多年后她公开发表。见《在中国失去的机会——谢伟思战时报告集》（英文）。另一个报告是《一位美国医生1944年夏访问中国游击区后关于游击区医疗服务的报告》，作者卡斯伯格的名字没有写明，由纽约美国援华会油印后自行散发。
当美军观察组继记者团之后出发赴延安时，她评论道：“两星期前，由戴夫·包瑞德上校率领的一组20名军官启程前往‘禁城’（指延安）。谢伟思也在这兴奋的人群之中。由于Y城的地面非常泥泞、天气又不好，飞机撞到了地面上，幸好没人受伤……我真是高兴，因为有200多磅医疗供应品送到了我们支援的医院，还有3架显微镜和磺胺药品。”①
①宋庆龄由重庆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44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45年4月举行的，关于召开这次大会她可能早有所闻。
宋庆龄同史迪威及其僚属、还有外国外交官（特别是一些同清中国、有民主思想的年轻外交官）的接触，无疑有助于不少人了解和赞赏中国进步人士的观点和情绪。这一点由于中国国内局势的恶化而更显突出。对于其他国家参加对日作战，国民党不是把这一发展看作加紧抗日的良好时机，而是表现得越来越倾向于让别人替它打仗，自己则尽量保存军队和军需供应品（包括来自国外的日见增加的供应），以便将来进行反共内战。
谢伟思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记载了他同宋庆龄的重要谈话。谢伟思在中国出生、性格直爽、当时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一个年轻秘书，被派到史迪威将军总部任政治助理。
1944年2月14日的报告中说，宋庆龄在这次谈话中表现得比过去四五次谈话的任何一次都来得“更坦率，并且显然已经近乎激烈的程度”。“有好几个组织”来邀请她去访问美国，她也已表示接受，但接着国民党“却干脆对她说，不准她出国。”她认为，这一禁令是出于“她的家族和国民党高官”对她发给美国救济团体的一封信件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工因为她在信中揭露了国民党对中共领导的区域实行封锁，要求国外援助的医药用品平等地分配给所有对日作战的中国军队。这事发生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国防部长何应钦和张治中将军一个接一个地来拜访她。这些人——用她自己的话说——都来对她蝶碟不休地进行“幼稚可笑的说教”，说“中国的家丑不可外扬”。她的家族也“很生气”。①
①宋庆龄由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少校，1944年8月5日。
她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WTC（吴铁城）让自己担起了当面申斥我的任务。他还不满足……又让H将军（何应钦）的代表……帮他来围攻我。他们不承认事实，只是一个劲地责备我呼吁解除对游击区的封锁。”①
①谢伟思书，见本章注12，第108—109页。
谢伟思把宋庆龄同她的家属及国民党权贵的关系看作是衡量国民党同开明人士之间关系的标尺。这种看法肯定更符合事实，不像近来有人把宋庆龄同她的家属的关系情绪化，似乎他们之间的骨肉之情胜过政治上的分歧。亲人之间的感情当然是存在的，但对宋庆龄来说，原则决定一切。
让我们再来引几段谢伟思的话：
“我不能不得到这样的印象：孙夫人现在的处境极为窘迫和艰难，她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了一个囚徒。这一点她在谈到关于她为解除反共封锁而努力所引起的不快时所说的一句愤愤不平的话语中流露了出来。她说，‘他们所能够做的无非是不让我出去旅行。’”
国民党不但限制她出国旅行，连在国内旅行也有限制。她在1943年4月7日给格雷斯·格雷尼奇的信中说，“我希望能去一趟兰州和西安，但能否成行要看警备司令是否批准。我渴望亲自去看看。”但她到底没有去成。
在谢伟思上面谈到的那次访问以后三个星期，在1944年3月5日，他又去看望她并且发现她更加愤懑：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正好在拜访她。（我一到）他就走了。我表示歉意，她笑着说，这是一次很令人难以忍受的谈话，而且谈得太长了……这位部长的意思是她在一个中国国内问题上，向国外散布不真实的情况和无稽之谈。
“部长来找她还有另外一件事，那就是为了她已同意在孙中山诞辰纪念会上发表广播演说，关于演说的内容要求她接受妥协的方案。这一演说是美国纪念活动的一项内容……是赛珍珠和其他有影响的美国人士向宋庆龄发出邀请的。……她拟的演说稿……在送审中被作了大量删改，因此她表示要取消这次演说……她绝对不能在原则问题上妥协。她原先已同意美方的邀请，如果后来又取消了，中方主管宣传的部门很难交待，所以部长赶来同她谈判，希望双方能够妥协，但没有成功。她毫不对他觉得抱歉。”①
①宋庆龄由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少校，1944年3月11日。
她后来于1944年3月12日为在美国举行的孙中山纪念日所作的广播演说《孙中山与中国的民主》①中，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
①谢伟思书，第109—110页。
“孙中山在反对满清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决不会认为国外朋友对于我们人民的运动的支持是有损国家主权的一种干涉行为。今天我们人民也不会那样想。对于像美国的孤立主义和压制印度独立之类的现象，我们认为有权加以批评，同时我们也承认别人有权分析我们国家中的情势并提出批评。
“有人批评我们有依赖外国的倾向。我要指出，固然所有中国爱国人士都认为我们的抗日军队应该得到一切可能的援助，但是，只有那些采取观望态度，不积极参加我们民族斗争的中国人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