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回归线-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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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客厅里我的史前书桌前坐下来的时候，怎么可能使用这种强Jian与谋杀的代用语言呢？我孤身一人在这伟大的暴力半球中，但是就人类而言，我不是孤身一人。我在由闪着磷光的残酷之火所照亮的物的世界中很孤独。我让一种无法释放的能量搞得神志不清，要释放能量除非是用来造成死亡和做无益之事。我不能上来就作一个详尽的声明——这意味着穿拘束衣或者上电椅。我就像一个在地牢中监禁了太久的人——不得不缓慢地、踉踉跄跄地摸索着走路，免得跌倒，被人踩上；我不得不逐渐习惯于自由所包含的惩罚；我不得不长出一层新表皮，保护我不受天上这种燃烧一般的光线伤害。
那个卵巢世界是生命节奏的产物。小孩子一生下来，他就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上不仅有生命节奏，而且有死亡节奏。活着，不惜一切代价活着的狂热愿望，不是我们身上的生命节奏的结果，而是死亡节奏的结果。不仅没有必要不惜一切代价来继续活着，而且如果生活令人讨厌，那它就是绝对错误的。这种出于战胜死亡的盲目冲动而要使自己继续活下去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播种死亡的手段。每一个没有充分接受生活，不增长生命的人都在帮着以死亡充满世界。做最简单的手势可以传达最高的生命意识；以全身心说出的一个词可以赋予生命。活动本身没有意义：它常常是一个死亡标志。由于简单的外部压力，由于环境和榜样的力量，由于活动造成的社会趋势，人们会成为可怕的死亡机器的一部分，例如，像美国。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关于生活、和平、现实等知道些什么？美国任何一个精力充沛的个人关于智慧、能量，关于一个衣衫褴褛、正坐在树下沉思的乞丐知道些什么？什么是能量？什么是生活？人们只须读一读科学课本和哲学课本那些愚蠢的废话，就能明白，这些精力充沛的美国人其智慧多么一钱不值。听着，他们让我运转，这些疯狂的马力恶魔；为了打破他们的疯狂节奏，他们的死亡节奏，我不得不采取一种波长，在我在自己内部找到真正的支持以前，这种波长至少可以破坏他们定下的节奏。当然，我不需要我放在客厅里的这张笨重而奇形怪状的古老书桌；当然，我不需要成半圆形摆在周围的十二把空椅子；我只需要可以在其中写作的小天地，以及第十三把椅子，把我带出他们使用的黄道十二宫图，将我放在天外天里。但是，当你逼得一个人几乎发疯的时候，当他自己很惊奇地发现他仍然有某种抵抗力，某种他自己的力量时，你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人的行为非常像原始人。这样一个人不仅容易变得冥顽不化，而且迷信，相信魔术，施行魔术。这样一个人已经超越了宗教——他吃苦头就吃在他的笃信宗教上。这样一个人成为一个单狂者，只专心于做一件事，这就是冲破施于他的邪术。这样一个人已经超越了扔炸弹，超越了反叛；他要停止做出反应，无论是惰性的反应还是凶猛的反应。这个世上的人中之人要使行为成为生命的显示。如果在实现他的可怕需求的过程中，他倒行逆施起来，变得孤僻，说话结结巴巴，证明完全不适应社会，因而无法挣钱活命，那么，你知道，这个人已经找到了回到子宫去，回到生命之源去的方法；明天，他不是作为一个你使他成为的那种可鄙的嘲笑对像，而是作为一个凭自己真本事的人站出来，这时候，世界上的所有力量都将对付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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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十七章（3）
从他在史前书桌上用来同世界上的古人交流的原始密码，产生了一种新的语言，它穿过当时的死亡语言，就像无线电穿过暴风雨。在这个波长中没有魔术，就像子宫中没有魔术一样。人们很寂寞，无法相互交流，因为他们的所有发明只表达死亡。死亡是统治行为世界的自动机。死亡是沉默的，因为它没有嘴。死亡从不表达任何事。死亡也是神奇的——在生命之后。只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才张开嘴说话，只有一个说“是”，“是”，“是”，一个一再说“是”的人才能张开双臂，拥抱死亡而不知害怕。死亡是一种报偿，是的！死亡是完成的结果，是的！死亡是冠与盾，是的！但是，使人孤立，使他们痛苦、恐惧、寂寞，给他们没有结果的能量，让他们充满只能说“不”的意志，这却根本不是死亡。任何人在发现了自己，发现了他自己的节奏，也就是生命节奏的时候写下的第一个字就是“是”！他此后写的一切都是“是”，“是”，“是”——以亿万种方法表达的“是”。没有一种精力，无论有多么巨大——甚至一亿死魂灵的精力——可以同一个说“是”的人相对抗。
战争在进行，人们正被屠杀，一百万，两百万，五百万，一千万，两千万，最终一亿，然后十亿，每一个人，男女老少，直到最后一人。“不！”他们在喊。“不！他们不准通行！”然而每一个人都通行无阻；每一个人都有一条自由通道，无论他喊“是”还是“不”。在这种精神上的破坏性渗透作用的成功显示当中，我坐在大书桌旁边，脚翘在上面，试图同亚特兰蒂之父宙斯，同他失去的后代交谈，一点儿也不知道，阿波利奈尔阿波利奈尔（1880—1918）：法国现代主义诗人。——译者在停战前一天将死在一所陆军医院，一点儿不知道在他的“新作”中，他已经写下了这几句不可磨灭的诗行：
“宽容吧！当你将我们，
同代表完美秩序的人们相比。
我们到处寻找冒险，
我们并非你的仇敌。
我们将给你一大片陌生领地，
在那里神秘之花正等人来摘取。“
我一点儿不知道，在这同一首诗中，他还写道：
“同情我们吧！我们始终战斗在
无垠未来的边陲，
同情我们的过失，同情我们的罪。“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当时活着一些叫做布莱兹·桑德拉尔、雅克·瓦舍雅克·瓦舍（1895—1919）：法国文坛上不太出名的怪人，但对超现实主义很有影响。——译者、路易·阿拉贡路易·阿拉贡（1897—1982）：法国诗人、小说家。——译者、特利斯坦·查拉特利斯坦·查拉（1896—1963）：法国诗人，曾倡导达达主义。——译者、勒内·克莱威尔勒内·克莱威尔（1900—1935）：法国作家。——译者、昂利·德·蒙特朗昂利·德·蒙特朗（1896—1972）：法国小说家、剧作家。——译者、安德烈·布勒东安德烈·布勒东（1896—1966）：法国诗人、超现实主义运动创始人之一。——译者、麦克斯·恩斯特麦克斯·恩斯特（1891—1976）：德裔法国画家、雕刻家、超现实主义真实派创始人。——译者、乔治·格罗茨等稀奇古怪名字的人；一点儿也不知道，1916年7月14日在苏黎世的瓦格礼堂发表了第一份达达宣言——“安替比林先生的宣言”——在这份奇怪的文件里这样说道：“达达是没有拖鞋或类似物的生活……没有纪律或道德的纯必然，我们唾弃人性。”一点儿也不知道1918年的达达宣言包含这些词句：“我正在写一份宣言，我什么也不想要，而我还是说某些事情，我反对作为原则的宣言，因为我也反对原则……我写这个宣言来说明，单单做一次呼吸，人们就是做了两个相反的动作；我反对动作；赞成连续的矛盾，也赞成肯定，我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我不做解释，因为我恨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有一种文学，它到不了贪得无厌的大众那里。创作者的作品来自作者方面的真正需要，是为他自己而创作的。一种最高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意识，在它面前，星星也暗淡无光……每一页都必然要爆炸，不是塞满十分严肃、沉重的东西，旋风，令人头昏眼花的东西，新事物，永恒的事物，就是塞满绝对的欺骗，塞满对原则的热情，塞满排印方式。一方面，一个摇摇晃晃消失的世界和整个地狱的钟声相伴；另一方面：新的存在……”
三十二年后，我仍然说着：“是！是，安替比林先生！是，特利斯坦·布斯坦诺比·查拉这里作者又在一些人的名字中间任意加了一个词。——译者先生！是，麦克斯·恩斯特·格布尔特先生！是！勒内·克莱威尔先生，你自杀而死，是，世界疯了，你很对。是，布莱兹·桑德拉尔先生，你杀人杀得对。是在停战那天，你发表了你的小书——《我杀了人》吗？是，接着干，小伙子们，人性……是，雅克·瓦舍，完全正确——艺术应该是有趣的东西，有一点儿烦人。”是，我亲爱的死瓦舍，你多么正确、动人，柔情的、真实的东西是多么有趣又多么烦人：“具有象征性是象征的本质。”请从另一个世界里对我们再说一遍！你在那里有麦克风吗？你找到了混战中炸飞的所有那些腿和胳膊吗？你能把它们再安到一起吗？你记得1916年在南特同安德烈·布勒东的会晤吗？你们一起庆祝了歇斯底里的诞生吗？他，布勒东，是否告诉你，只有各种不可思议的东西，除了不可思议的东西外什么也没有，而不可思议的东西始终是不可思议的——又听到这样的话不是不可思议吗？尽管你的耳朵已经堵住。在继续说下去以前，我要在这里为我的布鲁克林的朋友们加上爱弥儿·布维耶对你作的一番小小描述，他们也许当时从中认不出我来，但我相信，他们现在能……
“……他没有全疯，必要时还能解释他的行为，但他的行为仍然像杰瑞最糟糕的怪癖一样令人难堪。例如，他刚出医院，就去当码头搬运工，于是他每天下午就在卢瓦尔河沿岸的码头上卸煤。而晚上，他会穿着入时，不断更换行头，逛遍咖啡馆、电影院。而且，在战时，他会有时穿着轻骑兵中尉的制服，有时穿着英国军官、飞行员、外科军医的制服，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在平时，他十分自由自在，对借用安德烈·沙蒙安德烈·沙蒙（1881—1969）：法国诗人、小说家、艺术批评家。——译者的名字来介绍布勒东不以为然，同时他又毫无虚荣心地给自己加上了最了不起的称号，自称从事过最了不起的冒险活动。他从来不说”早上好“，也不说”晚上好“，也不说”再见“，从来不注意来往信件，除非是在向母亲要钱的时候留意母亲的来信。他隔了一天就不认识最好的朋友……”
你们认出我了吗，小伙子们？不过是一个在同祖尼人祖尼人：居住在美国新墨西哥州西部的印第安人。——译者地区的红头发白化病患者交谈的布鲁克林男孩。脚翘在书桌上，准备写“强烈的作品，永远不被人理解的作品”，这是我死去的朋友们所断言的。这些“强烈的作品”——如果你看见，你会认出这些作品吗？你知道，被杀死的成百万人中，没有一个人的死必然会产生“强烈的作品”吗？新的存在，是！我们仍然需要新的存在。我们可以不要电话，不要汽车，不要高级轰炸机——但是我们不能没有新的存在。如果亚特兰蒂斯被淹没在海底，如果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仍然是永恒的谜，这是因为不再有新的存在诞生。把机器停一会儿！倒回去！倒回到1914年，回到骑在马上的德皇陛下那里。让他用干枯的胳膊抓住缰绳骑在马上呆一会儿吧。看他的小胡子！看他神气活现的傲慢样子！看他的以最严格的纪律整好队列的炮灰，全准备好服从口令，被击毙，被炸飞肠子，被生石灰烧死。现在停一下，看另一方面：我们伟大、光荣的文明的捍卫者，那些以战争消灭战争的人。换掉他们的衣服，换掉制服，换掉马，换掉旗帜，换掉场所。哎呀，那就是我看见骑在白马上的那位德皇陛下吗？那些就是那可怕的德国兵吗？贝尔塔巨炮在哪里？哦，我明白了——我原以为它正对准了巴黎圣母院呢！人性，我的伙伴们，总是冲锋在前的人性……而我们正在谈论的强烈的作品呢？强烈的作品在哪里？打电话给西方联合公司，派一个快腿的送信人——不要瘸子或八十多岁的老人，要一个年轻的！让他去找到那伟大的作品，把它带回来。我们需要它。我们有一个崭新的博物馆，准备好收藏它——还有玻璃纸和杜威十进分类法将它归类存放。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便是作者的名字。即使他没有名字，即使这是一部匿名作品，我们也无所谓。即使它有一点儿芥子气在里面，我们也不在乎。死活把它取回来——谁取回来就得25 000元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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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十七章（4）
如果他们告诉你，这些事情必然这样，事情不可能有另外的样子，法国尽了最大努力，德国尽了最大努力，小利比里亚、小厄瓜多尔和所有其他联盟也都尽了最大努力；自从战争以来每一个人都在尽最大努力做弥补或忘却，那你就告诉他们，他们的最大努力还不够好，我们不想再听到“尽最大努力”这样的逻辑；告诉他们，我们不要劣质便宜货中最好的东西，我们不相信便宜货，无论好坏，我们也不相信战争纪念碑。我们不要听到事情的逻辑——或任何一种逻辑。“Je ne parle pas logique，”蒙特朗说，“je parle générosité。”我认为你没有听清楚，因为这是法语。我将用女王陛下的御用语言向你重复：“我不谈逻辑，我谈慷慨。”这是拙劣的英语，女王陛下也许就是这样说话的，但是它很清楚。慷慨——你们听到了吗？你们从不施行慷慨，你们任何人，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中。你们不知道这个词的意义。你们认为向胜利一方提供枪支弹药就是慷慨；你们认为派红十字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