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第3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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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我在巡洋舰上的时候，还常常到外国去访问。

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我觉得到哪里我都抬不起头来！你不到外国，不知道中

国的可爱，离中国越远，就对她越亲。但是我们中国多么可怜呵，不振兴起来，就会被人家

瓜分了去。可是我们现在难关多得很，上头腐败得……”

他忽然停住了，注视着我，仿佛要在他眼里把我缩小了似的。他站起身来，拉起我说，

“不早了，我们回去吧！”

一般父亲带我出去，活动的时候多，像那天这么长的谈话，还是第一次！在这长长的谈

话中，我记得最牢，印象最深的，就是“烟台是我们的”这一句。

许多年以后，除了威海卫之外，青岛，大连，我都去过。

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的港口，我也到过，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并没有觉

得抬不起头来。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是光荣的！

但是，“烟台是我们的”，这“我们”二字，除了十亿我们的人民之外，还特别包括我

和我的父亲！一九八一年四月《记事珠》自序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一系列作家谈创作的书，也向我索稿。我这几十年来，随着时光的

推移、环境的改变，心有所感，兴之所至，断断续续地随意写些短文、小诗、书信和短篇小

说，尽是零敲碎打，随写随交了出去，从来没有写过大块文章，也从来没有写作计划，根本

谈不上创作道路！而且几十年来东迁西移，即使有些著作、手稿，也遗失殆尽，要追溯追踪

这条零碎断续的痕迹、线索，也要花许多时间和精力，今天的我，是办不到的了。

在这里，我要感谢卓如同志——我很喜欢佩服这位耐心认真的年轻人——她从不同时

代、不同刊物里搜寻出许许多多我零敲碎打的、散落在各个角落的竹头木屑，而且搜集得十

分齐全！当她把这本书目拿来给我看的时候，使我感到意外的喜悦。比如说，我在一九四二

年也曾写过《我的童年》这篇短文，我的脑海中就没有一点印迹！

书名为《记事珠》，也是我临时想起的。美其名曰“珠”，并不是说这些短文有什么

“珠光宝气”。其实就是说明每一段文字都像一串珠中的一颗，互不相干，只是用“我”这

一根细线，把它们穿在一起而已。是为序。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清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１年第３期，《记事珠》，人民文学

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１月初版。）致谢为楫①

亲爱的楫弟：

得来信，知你还好，教学也能努力干下去，很好。我现在到底老了，生活不能自理，走

路也得人扶，真是风烛残年，不说也罢。

知道大小弟都来看过你（叫他们给我来信吧），那就很好。

听说大弟就在兰州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工作，就近有事还可以联系。现在只有靠他们

了，跟他们要搞好关系。

二哥常出差，每次出去回来，必给我打电话，他还好。不说了，自己保重吧。姐姐五、

十八

①谢为楫，冰心的三弟，１９１０年生于山东烟台。１９２９年以“冰季”为笔名发表

小说，相继出版了《温柔》、《幻醉及其他》。后到英国利物浦海上学校学习航海。１９３

４年回国后在海关缉私船上工作。５０年代末到甘肃武威中学教书。７０年代末到兰州大学

教英语。

献给我们挚爱的宋奶奶——记一个小学生的话现在，马蹄表上的长短针笔直地正是“六

一”早晨的六点钟。

窗外的天空还是灰白色的，和我心里的天空一样，

还没有现出灿烂的阳光！这本是自有“六一”以来我们的党中央

号召社会、学校和家庭，

从四面八方，尽上一切的力量来鼓励我们健康成长。我们天天快乐地

我们更是天天忧虑地注意着公报上您的病情的消息。

宋奶奶！今天，我们自己的节日，我们只听得见您的伟大的心，在人民大会堂里

在党的红旗下

和我们一起轻轻地跳动。宋奶奶，我不止一次地我不止一次站得

和您很近、很近，但是我不敢越众上前，向伟大慈祥的您说出

我自己渺小平凡的名字。

更不敢拉过您柔软温暖的手按在我狂跳的心上。

我只是三亿儿童中的一个，

我从来又是一个腼腆的姑娘。

宋奶奶，您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您的伟大的心永远和我一起跳动。

我决不会忘记您的关怀和热爱，我也决不会忘记您殷切的希望。

您伟大的业绩我都铭记在心，我心里永远竖立着您光辉的形象。

到了二○○○年我就会长成一个大人，那时，您看我用实际的行动，在为祖国四化的成

绩表上

把您颂扬！一九八一年六一国际儿童节致巴金

巴金老弟：

今天早晨有两个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带着你的侄子李致同志的信来看我（信上称我为

“阿姨”，才看时不知道这称呼是从哪里来的！）吴青同那两位四川人大讲起四川话，谈得

非常起劲。送客回来就收到你寄来的书《探索集》，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你还是真能写！

而且写得痛快。我不知道你近体如何？杂事能够推掉一点否？我现在行动不便，索性哪儿也

不去了，本来也可以写点小玩意儿，只是安不下心来。每天都收到一两本文艺刊物，再加上

四份报纸，看看一天就过去了。你告诉小林，我写回忆之三《我到了北京》，已有几千字，

已写了好几天了，还没有写到上中学，怕她嫌短，但又总续不下去，天天有人来。现在吴青

一家搬回来住，我们更挤了。我和文藻和小学生一样，一男一女，共用一张两屉桌！希望早

点能多分一个单元，让吴青他们也舒坦一点。我每次写信，都让你代我亲小林和端端，但小

林抱怨说，你从来不亲他们，那么就请你打他们各一下吧！打也是“疼”。一笑。

这信写得够长了，请转小林一阅，并问她一家好。祝笔健。冰心六、十我到了北京

大概是在一九一三年初秋，我到了北京。

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军部长黄钟瑛打电报把我父亲召到北京，来担任海军部军学司长。

父亲自己先去到任，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四个，几个月后才由舅舅护送着，来到北京。

实话说，我对北京的感情，是随着居住的年月而增加的。

我从海阔天空的烟台，山清水秀的福州，到了我从小从舅舅那里听到的腐朽破烂的清政

府所在地——北京，我是没有企望和兴奋的心情的。当轮船缓慢地驶进大沽口十八湾的时

候，那浑黄的河水和浅浅的河滩，都给我以一种抑郁烦躁的感觉。

从天津到北京，一路上青少黄多的田亩，一望无际，也没有引起我的兴趣！到了北京东

车站，父亲来接，我们坐上马车，我眼前掠过的，就是高而厚的灰色的城墙，尘沙飞扬的黄

土铺成的大道，匆忙而又迂缓的行人和流汗的人力车夫的奔走，在我茫然漠然的心情之中，

马车已把我送到了一住十六年的“新居”，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中剪子巷十四号。

这是一个不大的门面，就像天津出版社印的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的封面画，是典型

的北京中等人家的住宅。大门左边的门框上，挂着黑底金字的“齐宅”牌子。进门右边的两

扇门内，是房东齐家的住处。往左走过一个小小的长方形外院，从朝南的四扇门进去，是个

不大的三合院，便是我们的“家”了。

这个三合院，北房三间，外面有廊子，里面有带砖炕的东西两个套间。东西厢房各三

间，都是两明一暗，东厢房作了客厅和父亲的书房，西厢房成了舅舅的居室和弟弟们读书的

地方。从北房廊前的东边过去，还有个很小的院子，这里有厨房和厨师父的屋子，后面有一

个蹲坑的厕所。北屋后面西边靠墙有一座极小的两层“楼”，上面供的是财神，下面供的是

狐仙！

我们住的北房，除东西套间外，那两明一暗的正房，有玻璃后窗，还有雕花的“隔

扇”，这隔扇上的小木框里，都嵌着一幅画或一首诗。这是我在烟台或福州的房子里所没有

的装饰，我很喜欢这个装饰！框里的画，是水墨或彩色的花卉山水，诗就多半是我看过的

《唐诗三百首》中的句子，也有的是我以后在前人诗集中找到的。其中只有一首，是我从来

没有遇见过的，那是一首七律：风急天高（？）忽断闻难解乱丝唯勿理善存余焰不教焚事当

路口三叉误人便江头九派分今日始知吾左计枉亲书剑负耕耘

我觉得这首诗很有哲理意味。

我们在这院子里住了十六年！这里面堆积了许多我对于我们家和北京的最初的回忆。

我最初接触的北京人，是我们的房东齐家。我们到的第二天，齐老太太就带着她的四姑

娘，过来拜访。她称我的父母亲为“大叔”、“大婶”，称我们为姑娘和学生。（现在我会

用“您”字，就是从她们学来的。）齐老太太常来请我母亲到她家打牌，或出去听戏。母亲

体弱，又不惯于这种应酬，婉言辞谢了几次之后，她来的便少了。我倒是和她们去东安市场

的吉祥园，听了几次戏，我还赶上了听杨小楼先生演黄天霸的戏，戏名我忘了。我又从《汾

河湾》那出戏里，第一次看到了梅兰芳先生。

我常被领到齐家去，她们院里也有三间北屋和东西各一间的厢房。屋里生的是大的铜的

煤球炉子，很暖。她家的客人很多，客人来了就打麻雀牌，抽纸烟。四姑娘也和他们一起打

牌吸烟，她只不过比我大两三岁！

齐家是旗人，他本来姓“祈”（后来我听到一位给母亲看病的满族中医讲到，旗人有八

个姓，就是童、关、马、索、祈、富、安、郎。），到了民国，旗人多改汉姓，他们就姓了

“齐”，他们家是老太太当权，齐老先生和他们的小脚儿媳，低头出入，忙着干活，很少说

话。后来听人说，这位齐老太太从前是一个王府的“nǎi子”，她攒下钱盖的这所房子。我总

觉得她和我们家门口大院西边那所大宅的主人有关系。这所大宅子的前门开在铁狮子胡同，

后门就在我们门口大院的西边。

常常有穿着鲜艳的旗袍和坎肩，梳着“两把头”，髻后有很长的“燕尾儿”，脚登高底

鞋的贵妇人出来进去的。她们彼此见面，就不住地请安问好，寒暄半天，我远远看着觉得十

分有趣。但这些贵妇人，从来没有到齐家来过。

就这样，我所接触的只是我家院内外的一切，我的天地比从前的狭仄冷清多了，幸而我

的父亲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在小院里砌上花台，下了“衙门”（北京人称上班为上衙

门！）

便卷起袖子来种花。我们在外头那个长方形的院子里，还搭起一个葡萄架子，把从烟台

寄来的葡萄秧子栽上。后来父亲的花园渐渐扩大到大门以外，他在门口种了些野茉莉、蜀葵

之类容易生长的花朵，还立起了一个秋千架。周围的孩子就常来看花，打秋千，他们把这大

院称作“谢家大院”。

“谢家大院”是周围的孩子们集会的地方，放风筝的、抖空竹的、跳绳踢毽子的、练自

行车的……热闹得很。因此也常有“打糖锣的”的担子歇在那里，锣声一响，弟弟们就都往

外跑，我便也跟了出去。这担子里包罗万象，有糖球、面具、风筝、刀枪等等，价钱也很便

宜。这糖锣担子给我的印象很深！前几年我认识一位面人张，他捏了一尊寿星送我，我把这

尊寿星送给一位英国朋友——一位人类学者，我又特烦面人张给我捏一副“打糖锣的”的担

子，把它摆在我玻璃书架里面，来锁住我少年时代的一幅画境。

总起来说，我初到北京的那一段生活，是陌生而乏味的。

“山中岁月”、“海上心情”固然没有了，而“辇下风光”我也没有领略到多少！那时

故宫、景山和北海等处，还都没有开放，其他的名胜地区，我记得也没有去过。只有一次和

弟弟们由舅舅带着逛了隆福寺市场，这对我也是一件新鲜事物！市场里熙来攘往，万头攒

动。栉比鳞次的摊子上，卖什么的都有，古董、衣服、吃的、用的五光十色；除了做买卖

的，还有练武的、变戏法的、说书的……我们的注意力却集中在玩具摊上！我记得最清楚的

是棕人铜盘戏出。这是一种纸糊的戏装小人，最精彩的是武将，头上插着翎毛，背后扎着四

面小旗，全副盔甲，衣袍底下却是一圈棕子。这些戏装小人都放在一个大铜盘上。耍的人一

敲那铜盘子，个个棕人都旋转起来，刀来枪往，煞是好看。

父亲到了北京以后，似乎消沉多了，他当然不会带我上“衙门”，其他的地方，他也不

爱去，因此我也很少出门。这一年里我似乎长大了许多！因为这时围绕着我的，不是那些堂

的或表的姐妹弟兄，而只是三个比我小得多的弟弟，岁时节序，就显得冷清许多。二来因为

我追随父亲的机会少了，我自然而然地成了母亲的女儿。我不但学会了替母亲梳头（母亲那

时已经感到臂腕酸痛），而且也分担了一些家务，我才知道“过日子”是一件很操心、很不

容易对付的事！这时我也常看母亲订阅的各种杂志，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

《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等，我就是从《妇女杂志》的文苑栏内，首先接触到“词”这

种诗歌形式的。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做了弟弟们的塾师，他并没有叫我参加学习，我白天帮

母亲做些家务，学些针黹，晚上就在堂屋的方桌边，和三个弟弟各据一方，帮他们温习功

课。他们倦了就给他们讲些故事，也领他们做些游戏，如“老鹰抓小鸡”之类，自己觉得俨

然是个小先生了。

弟弟们睡觉以后，我自己孤单地坐着，听到的不是高亢的军号，而是墙外的悠长而凄清

的叫卖“羊头肉”或是“赛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