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第40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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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五年的夏天，我到绮色佳的康耐尔大学的暑期学校补习法文，因为考硕士学位需
要第二外国语。等我到了康耐尔，发现他也来了，事前并没有告诉我，这时只说他大学毕业
了，为读硕士也要补习法语。这暑期学校里没有别的中国学生，原来在康耐尔学习的，这时
都到别处度假去了。绮色佳是一个风景区，因此我们几乎每天课后都在一起游山玩水，每晚
从图书馆出来，还坐在石阶上闲谈。夜凉如水，头上不是明月，就是繁星。到那时为止，我
们信函往来，已有了两年的历史了，彼此都有了较深的了解，于是有一天在湖上划船的时
候，他吐露了愿和我终身相处。经过了一夜的思索，第二天我告诉他，我自己没有意见，但
是最后的决定还在于我的父母，虽然我知道只要我没意见，我的父母是不会有意见的！
一九二五年秋，他入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离波士顿较近，通信和来往也比较频繁了。
我记得这时他送我一大盒很讲究的信纸，上面印有我的姓名缩写的英文字母。他自己几乎是
天天写信，星期日就写快递，因为美国邮局星期天是不送平信的，这时我的宿舍里的舍监和
同学们都知道我有个特别要好的男朋友了。
一九二五年冬，我的威校同学王国秀，毕业后升入哥伦比亚大学的，写信让我到纽约度
假。到了纽约，国秀同文藻一起来接我。我们在纽约玩得很好，看了好几次莎士比亚的戏。
一九二六年夏，我从威校研究院取得了硕士学位，应邀回母校燕大任教。文藻写了一封
很长的信，还附了一张相片，让我带回国给我的父母。我回到家还不好意思面交，只在一天
夜里悄悄地把信件放在父亲床前的小桌上。第二天，父母亲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我也更不好
问了。
一九二八年冬，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得了博士学位，还得到哥校“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
国留学生”奖状。他取道欧洲经由苏联，于一九二九年初到了北京。这时他已应了燕大和清
华两校教学之聘，燕大还把在燕南园兴建的一座小楼，指定给我们居住。
那时我父亲在上海海道测量局任局长。文藻到北京不几天就回到上海，我的父母很高兴
地接待了他，他在我们家住了两天，又回他江阴老家去。从江阴回来，就在我家举行了简单
的订婚仪式。
年假过后，一九二九年春，我们都回到燕大教学，我在课余还忙于婚后家庭的一切准
备。他呢，除了请木匠师傅在楼下他的书房的北墙，用木板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之
外，只忙于买几张半新的书橱，卡片柜和书桌等等，把我们新居的布置装饰和庭院栽花种
树，全都让我来管。
我们的婚礼是在燕大的临湖轩举行的，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是个星期六。婚礼十分简
单，客人只有燕大和清华两校的同事和同学，那天待客的蛋糕、咖啡和茶点，我记得只用去
三十四元！
新婚之夜是在京西大觉寺度过的。那间空屋子里，除了自己带去的两张帆布床之外，只
有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另一只脚是用碎砖垫起的。两天后我们又回来分居在各自的宿舍
里，因为新居没有盖好，学校也还没有放假。
暑假里我们回到上海和江阴省亲。他们为我们举办的婚宴，比我们在北京自己办的隆重
多了，亲友也多，我们把收来的许多红幛子，都交给我们两家的父母，作为将来亲友喜庆时
还礼之用。
朋友们都劝我们到杭州西湖去度蜜月，可是我们只住了一天就热坏了，夏天的西湖就像
蒸锅一般！那时刘放园表兄一家正在莫干山避暑，我们被邀到莫干山住了几天。文藻惦记着
秋后的教学，我惦念着新居的布置，在假满之前，匆匆地又回到了北京。关于这一段，我在
《第一次宴会》那篇小说里曾描写过。
上课后，文藻就心满意足地在他的书房里坐了下来，似乎从此就可以过一辈子的备课、
教学、研究的书呆子生活了。
一九三○年是我们两家多事之秋，我的母亲和文藻的父亲相继逝世。他的母亲就北上和
我们同住，我的父亲不久也退休回到北京来。这时我的二弟为杰已升入燕大，他的妹妹剑群
也入了燕大读家政系。他们都住在宿舍，却都常回来。我没有姐妹，文藻没有兄弟，这时双
方都觉得有了补偿。
这里不妨插进一件趣事。一九二三年我初到美国，花了五块美金，照了一两张相片，寄
回国来，以慰我父母想念之情。那张大点的相片，从我母亲逝世后文藻就向我父亲要来，放
在他的书桌上，我问他：“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还只是一件摆设？”他笑说：“我当然
每天要看了。”有一天我趁他去上课，把一张影星阮玲玉的相片，换进相框里，过了几天，
他也没理会。后来还是我提醒他：“你看桌上的相片是谁的？”他看了才笑着把相片换了下
来，说：“你何必开这样的玩笑？”还有一次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上午，我们都在楼前赏
花，他母亲让我把他从书房里叫出来。他出来站在丁香树前目光茫然地又像应酬我似地问：
“这是什么花？”我忍笑回答：“这是香丁。”他点了点头说：“呵，香丁。”大家听了都
大笑起来。
婚后的几年，我仍在断断续续地教学，不过时间减少了。
一九三一年二月，我们的儿子吴平出世了。一九三五年五月我们又有了一个女儿——吴
冰。我尝到了做母亲的快乐和辛苦。我每天早晨在特制的可以折起的帆布高几上，给孩子洗
澡。我们的弟妹和学生们，都来看过，而文藻却从来没有上楼来分享我们的欢笑。
在燕大教学的将近十年的光阴，我们充分地享受了师生间亲切融洽的感情。我们不但有
各自的学生，也有共同的学生。我们不但有课内的接触，更多的是课外的谈话和来往。学生
们对我们倾吐了许多生活里的问题：婚姻，将来的专业等等，能帮上忙的，就都尽力而为，
文藻侧重的是选送学社会学的研究生出国深造的问题。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文藻休假
的一年，我同他到欧美转了一周。他在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到处寻师访友，安排了好
几个优秀学生的入学从师的问题。他在自传里提到说：“我对于哪一个学生，去哪一个国
家，哪一个学校，跟谁为师和吸收哪一派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大体上作了具体的、有针对
性的安排。”因此在这一年他仆仆于各国各大学之间的时候，我只是到处游山玩水，到了法
国，他要重到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学习“导师制”，我却自己在巴黎住了悠闲的一百天！一九
三七年六月底，我们取道西伯利亚回国，一个星期后，“七七事变”便爆发了！
七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二）
上次未完待续的稿是今年四月二十四日写的。七个月过去了，中间编辑同志曾多次来
催，就总是写不下去！“七七事变”以后几十年生活的回忆，总使我胆怯心酸，不能下笔—
—说起我和文藻，真是“隔行如隔山”，他整天在书房里埋头写些什么，和学生们滔滔不绝
地谈些什么，我都不知道。他那“顶天立地”的大书架撂着的满满的中外文的社会学、人类
学的书，也没有引起我去翻看的勇气。要评论他的学术和工作，还是应该看他的学生们写的
记述和悼念他的文章，以及他在一九八二年应《晋阳学刊》之约，发表在该刊第六期上的他
的《自传》，这篇将近九千字的自传里讲的是：他自有生以来，进的什么学校，读的什么功
课，从哪位教师受业，写的什么文章，交的什么朋友，然后是教的什么课程，培养的哪些学
生……提到我的地方，只有两处：我们何时相识，何时结婚，短短的几句！至于儿女们的出
生年月和名字，竟是只字不提。怪不得他的学生写悼念他的文章里，都说：“吴老曾感慨地
说‘我花在培养学生身上的精力和心思，比花在我自己儿女身上的多多了’。”
我不能请读者都去看他的《自传》，但也应该用他《自传》里的话，来总括他在“七七
事变”前在燕大将近十年的工作：（一）是讲课，用他学生的话说是“建立‘适合我国国
情’的社会学教学和科研体系，使‘中国式的社会学’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上。”（二）是
培养专业人才，请进外国的专家来讲学和指导研究生，派出优秀的研究生去各国留学。
（“请进来”和“派出去”的专家和学生的名字和国籍只能从略。）（三）是提倡社区
研究。“用同一区位的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会研究。”我只
知道那时有好几位常来我家讨论的学生，曾分头到全国各地去做这种工作，现在这几位都是
知名的学者和教授，在这里我不敢借他们的盛名来增光我的篇幅！但我深深地体会到文藻那
些年的“茫然的目光”和“一股傻气”的后面，隐藏了多少的“精力和心思”！这里不妨再
插进一首嘲笑他的宝塔诗，是我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老先生凑成的。上面的七句是：马香
丁羽毛纱样样都差傻姑爷到家说起真是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
“马”和“羽毛纱”的笑话是抗战前在北京，有一天我们同到城里去看望我父亲，我让
他上街去给孩子买“萨其玛”
（一种点心），孩子不会说萨其玛，一般只说“马”。因此他到了铺子里，也只会说买
“马”。还有我要送我父亲一件双丝葛的夹袍面子。他到了“稻香村”点心店和“东升祥”
布店，这两件东西的名字都说不出来。亏得那两间店铺的售货员，和我家都熟，打电话来
问。“东升祥”的店员问：“您要买一丈多的羽毛纱做什么？”我们都大笑起来，我就说：
“他真是个傻姑爷！”父亲笑了说：“这傻姑爷可不是我替你挑的！”我也只好认了。抗战
后我们到了云南，梅校长夫妇到我呈贡家里来度周末，我把这一腔怨气写成宝塔诗发泄在清
华身上。梅校长笑着接写下面两句：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当时在座的清华同学都笑得很得意，我又只好认我的“作法自毙”。
回来再说些正经的吧，“七七事变”后这一年，北大和清华都南迁了，燕大因为是美国
教会办的，那时还不受干扰。但我们觉得在北平一刻也呆不下去了，同时，文藻已经同大后
方的云南大学联系好了，用英庚款在云大设置了社会人类学讲座，由他去教学。那时只因为
我怀着小女儿吴青，她要十一月才出世，燕大方面也苦留我们再呆一年。这一年中，我们只
准备离开的一切——这一段我在《丢不掉的珍宝》一文中，写得很详细。
一九三八年秋，我们才取海道由天津经上海，把文藻的母亲送到他的妹妹处，然后经香
港从安南（当时的越南）的海防坐小火车到了云南的昆明。这一路，旅途的困顿曲折，心绪
的恶劣悲愤，就不能细说了。记得到达昆明旅店的那夜，我们都累得抬不起头来，我怀抱里
的不过八个月的小女儿吴青忽然咯咯地拍掌笑了起来，我们才抬起倦眼惊喜地看到座边圆桌
上摆的那一大盆猩红的杜鹃花！
用文藻自己的话说：“自一九三八年离开燕京大学，直到一九五一年从日本回国，我的
生活一直处在战时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他到了云南大学，又建立起了社会学系并担任了系主任，同年又受了北京燕大的委托，
成立了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我们在昆明城内住了不久，又有日机轰炸，
就带着孩子们迁到郊外的呈贡，住在“华氏墓庐”，我把这座祠堂式的房子改名为“默
庐”，我在一九四○年二月为香港《大公报》（应杨刚之约）写的《默庐试笔》中写得很详
细。
从此，文藻就和我们分住了。他每到周末，就从城里骑马回家，还往往带着几位西南联
大的没带家眷的朋友，如称为“三剑客”的罗常培、郑天翔和杨振声。这些苦中作乐的情
况，我在为罗常培先生写《蜀道难》序中，也都描述过了。
一九四○年底，因英庚款讲座受到干扰，不能继续，同时在重庆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工作
的清华同学，又劝他到委员会里当参事，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并提出意
见。于是我们一家又搬到重庆去了。
到了重庆，文藻仍寄居在城内的朋友家里，我和孩子们住在郊外的歌乐山，那里有一所
没有围墙的土屋，是用我们卖书的六千元买来的。我把它叫做“潜庐”，关于这座土屋和门
前风景，我在《力构小窗随笔》中也说过了。
我记得一九四二年春，文藻得了很重的肺炎，我陪他在山下的“中央医院”也就是“上
海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他受到内科钱德主任的精心医治，据钱主任说肺
炎一般在一星期内外，必有一个转折期，那时才知凶吉。
但是文藻那时的高烧一直延长到十三天！有一天早上，护士试过了他的脉搏，惊惶而悄
悄地来告诉我说：“他的脉搏只有三十六下了。”急得我赶紧跑到医院后面的宿舍里去找王
鹏万大夫夫妇——他的爱人张女士是我的同学——那时我只觉得双腿发软，连一座小小的山
坡都走不上去！等我和王大夫夫妇回到病房来时，看见文藻身上的被子已被掀过来了，床边
站满了大夫和护士，我想他一定“完”了！回头看见窗前桌上放着两碗刚送来的早餐热粥，
我端起碗来一口气都喝了下去。我觉得这以后我要办的事多得很，没有一点力气是不行的。
谁知道再一回头看到文藻翻了一个身，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迸出一身冷汗。大夫们都高兴地
又把被子给他盖上，说：
“这转折点终于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