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源寺-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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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才有了抵抗蒙古的精神动力；明末时候，靠中国人朱舜水的帮忙，才有了以后王政复古以至明治维新的精神渊源。从国与国的立场来说，日本人实在欠中国的、日本实在缺乏帮中国忙的传统。所以，日本人到中国来的，就根本不简单，所以，我劝你最好别忘了你是日本人。”
“照你这么说，我们跑到中国来干什么？这么大早跑到浏阳会馆来干什么？”
“干什么？来帮助中国人呀！”谭嗣同笑着。
“不是说没有帮中国忙的传统吗？”
“是啊，你们帮的是中国人，但不是中国。帮中国人当然也是一小部分中国人，不是全部支那人。”
“这是什么道义？通吗？”
“有什么不通？国与国之间是没有什么道义可讲的，国与国之间讲道义，根本是白痴。但人与人之间却不同。日本人并非不讲道义，但只在人与人之间，你们到中国来，至多是站在人与人之间的道义帮助中国个人。”
“未必吧？”平山周不以为然。
“如果这个帮助跟国与国冲突呢？”谭嗣同再问。
“目前并不冲突。”平山周答。
“如果冲突呢？”
“当然牺牲个人。”
“如果那种牺牲有损于道义呢？如果错的是日本呢？”
“就让它有损于道义。但论国界，不论是非。”
“你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牺牲你个人的道义。”
“是。”
“那么任何人跟你交朋友，在国家利益面前，都会被你出卖？”谭嗣同逼问。
“是。但你用的‘出卖’字眼可不大好。”平山周噘着嘴。
“不好？你现在跑到中国来交朋友，是不是就准备有一天将他出卖？”
“我并不是为了出卖他而同他交朋友，我的确是来帮助他，我只是不能保证将来而已。”
“那人跟你交上了朋友，就交上了一个潜在的敌人？”
“看事情不必这么悲观呵！我们到中国来，不是来交敌人的、也不是来看正阳门的，我们是来做对日本有利的事的。”
“如果这件事对日本不利，你做吗？”
“当然不做。”
“现在你们做的是什么？”
“现在做的，对中国对日本都有利。”
“我认为相反也应该成立——对日本有利的，对中国也有利。”可儿长插进来说。
“这是一个重要的认识，我们不是在这种认识下，才跑到北京，起这么早嘛！”平山周说。
“那就好了！听你刚才讲话，你好像不单纯，很有黑龙会的口气。”谭嗣同说。
“你看我像吗？”
“那也很难说。黑龙会的人，很多都看起来好好先生，抱个猫在怀里，很慈祥，跟他们交朋友，他们忠肝义胆。但一碰到中国问题，他们就凶狠毒辣，立刻就出来另一种标准，一点也不尊重中国的地位。”谭嗣同笑着，话锋一转，“不过，今天我们虽然发生了怀疑和辩论，我仍愿告诉你们我内心的感觉，我是感谢你们的。并且，就个人的侠义观点说，我相信你们个人的侠义举动。好了，今天我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要料理。各位啊，想想你们日本月照和西乡的故事，在一个矛盾局面降临的时候，总要有死去的人和不死的人。告诉梁先生，月照与西乡两位，我和他各自效法一人。顺便想想你们日本的维新志士吧，维新的第一功臣，是西乡吗？是木户吗？是大久保吗？是伊藤吗？是大隈吗？是井上吗？是后藤吗？是板垣吗？我看都不是，真正的功臣乃是吉田松阴。吉田松阴一辈子没有一件成功的大业可言，他要逃到国外，失败了；要纠合志士帮助皇帝，失败了；要派出同志阻止恶势力前来，失败了。最后以三十岁年纪，横尸法场。但是，吉田死后，全日本受了感召，风起云涌，最后达成维新的果实，这证明了吉田虽死犹生、虽失败犹成功，他以败为成。我就用这日本志士的故事，留做临别纪念吧！”
四个日本人走出浏阳会馆的时候，大家嘀咕起来。
“我还以为我们是支那通。”平山周赞叹着，“想不到原来谭大人是日本通！他脱口而出的这些日本历史与政情，真是如属他家之珍，真不得了！”
“真不得了！”大家附和着。
“谭大人说的那一大堆人名，我大体听说过。可是他提到什么月照、什么西乡，是指谁啊？西乡是指西乡隆盛吗？”桃太郎问。
“西乡是西乡隆盛。”平山周说，“月照是西京清水寺的和尚，为人家侠仗义，他出国回来，在西方压力和幕府压力下，进行勤王尊王的活动。后来事情闹大，由近卫公安排，避难于萨摩，由西乡隆盛收容。最后牵连到西乡。月照不愿连累近卫公和西乡，乃伸头给西乡，表示宁死于同志之手。但西乡却若无其事，与月照上船喝酒唱歌，最后两人相抱，一起跳海了。大家抢救，救起了西乡，可是月照却淹死了。西乡后来变法维新成功，完成了月照勤王尊王的遗愿。刚才谭大人叫我们把月照和西乡的事转告梁先生，就是期勉梁先生以同志的死为激励，去努力完成未袁之业。谭大人真是大人气象，太教人佩服了。中国有这种伟大的人物，我们日本要亡中国，可早得很呢！”
第十一章 舍生
平山周他们走后，谭嗣同在浏阳会馆动作加快起来。他关着房门，检查了屋里的片纸只字，有的烧毁了，有的又有意保留下来。他神秘工作了一个上午，然后匆匆外出，机警地看了四周，转入小巷，朝大刀王五的镖局走去。
镖局的弟兄们都在应约等他，他出现了。
“今天我来这儿，不是向五爷、七哥两位师父和各位弟兄来打扰，而是来告别。外而情况已经完全不对了，皇上昨天被老太婆囚禁在瀛台，大抓人就在眼前，一百多夭来变法维新的努力，眼看全付流水。我谭嗣同是祸首，决定敢做敢当，一死了之。只可惜皇上年纪轻轻，受此连累，搞不好要被老太婆毒死害死，我实在心里过不去，因此在向各位告别之时，想以救皇上之事相托，也许各位能够仗义救救皇上。”谭嗣同拱手为礼，锐利的眼神，打量着房里的每一位。
“但是、但是，三哥，你怎么了？”胡七先开了口，“从认识三哥起，我们三哥说一是一太一古罗马哲学家普罗提诺的用语。意即绝对的一，它，说二是二，三哥说东我们甘心东，说西我们认为西有理。但是，今天，三哥，今天三哥怎么把这个囱同给了弟兄们，叫弟兄们救起满洲人李了？上次说与满洲人合作，帮着满洲人维新变法，兄弟们不明白，最后还是不大明白，但不再说什么。今天更进一步，不但跟满洲人合作，反倒救起满洲皇帝来了。三哥，弟兄们能够维系到今天，两三百年全靠这股恨满洲人的仇，如今大家奋斗的方向愈斗愈离谱。这可不太对劲了吧？”
“话不是这么说，”谭嗣同解释，“坦白告诉各位，我在南边北上的时候，还以为皇上要变法维新，纵然有老太婆高高在上，皇上毕竟还是皇上，还是可以做些重大的决定的。可是，等到我一进了宫，才发现事事掣时，皇上根本没有实权。虽然没有实权，却使我愈发佩服皇上的伟大——他本来不缺吃不缺穿，不变法维新，照做他的皇帝的，可是他为了满洲人和汉人，却要在没有实权的困难下奋勇前进，这种伟大的精神，正是中国圣人所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既然皇上这么伟大，我们应该设法帮助他、不论他是不是满洲人。人家为了我们汉人，好好的安安稳稳的皇帝都不怕牺牲了；事到今天，我们怎么还分什么满人、汉人？既然皇上陷于险地，我也义不独生。所以我以一死相求，盼各位在我走后，对皇上有以救助。”
“这一救助，”王五说了话，“你三哥不参加？”
“我不参加，我要做的、我所该做的，是先一死来加强这一救助的力量。”
“一死？”王五问。
“一死。”谭嗣同平静地答，“让我说个故事来解释这件事。各位都知道汉高帝刘邦，刘邦是对人最不客气的流氓皇帝。他把女婿封在赵国，有一天到赵国去，把赵王指着鼻子当众大骂一顿调吓得赵王不敢吭声。但赵王的左右看不过去了，当时左右有个名则贯高的；他带头计划，决心谋刺刘邦、决定在柏人地方把刘邦干掉。刘邦到了柏人，晚上睡不曹，心神不宁，起来问人，我们住的叫什么地方啊？人说这地方叫柏人。刘邦说：柏人、就是迫于人的意思、就是被人整的意思。这地方名字不好，不能住，走，立刻都给我走，于是大家全部上路，跑了。毕夜里贯高带人来杀刘邦，全扑了空。这事情被刘邦知道了，于是大抓人特抓人：这些刺客，知道反正活不戍了，于是你自杀我也自杀，独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贯高。贯高不但不自杀，反倒大骂那些自杀的，他的理由是：我们计划行刺，赵正并不知道、可是这回刘邦连赵王都抓去了，我们这些惹祸的人若全死了，还有谁来证明赵王的清白呢？于是贯高被刘邦抓去，大加修理。修理得全身都是伤，没有一块完整的肉可以用刑了。可是他还是不肯攀供、是流着血咬着牙说赵王是无辜的。他这种精神，使刘邦很奇怪，于是找了贯高的一个老朋友假借买通狱里的人，进来送点水果，去套他的话，问他赵王到底知不知情？贯高说：“谁不爱自己的父母老婆呢？可是他们都因为我谋刺而活不成了！我若说是赵王首谋，我的父母老婆都可以减罪。我爱父母老婆当然胜过爱赵王，可是我不能为了自私的缘故而诬攀好人，我要好汉做事好汉当。’贯高的朋友走出监狱，立刻报告给刘邦，说赵王实在没参加行刺的计划；而贯高也实在够朋友、够义气。刘邦听了，很感动，决定放赵王自由，并且也赦免贯高。贯高听说这个消息以后、想到跟他一起行刺的朋友都死了、他也不想活了。于是也自杀了。我说这个故事，就是证明，好汉做事好汉当。如今大家一起搞变法维新，出了事情，皇上给关起来，死生莫卜；我们这些兴风作浪扇风点火的，若全部跑了，没一个人肯牺牲，这成什么话！这怎么对得起人！所以，我谭嗣同非死不可、非先死不可。只有用一死来对得起皇上、才得起朋友。何况，我活着只有失败，死了方有机会成功。”
“既然这样，”王五说，“你三哥从南边北上搞变法维新，就未免太欠考虑。你们是多么难得的知识分子，是不世出的。结果就这样草草给牺牲了，这可不太好。你们等于是厨子，厨子要知道怎么准备、什么火候，才能炒好这盘菜。这就像你们湖南的名菜炒羊肚丝，羊肚丝是一盘好菜，可是做的方法不对，就难吃得要命，方法太重要，羊肚不先洗干净、刮干净，就不成，弄干净后切成丝，在锅中放油，先爆葱丝和辣椒丝，然后放下羊肚丝快炒，最后加韭黄和麻油、醋、盐等佐料，再来一点高汤，合炒几下就出锅，炒久了，韭黄一出水，就不脆，整盘菜，全完蛋。连做一盘菜都讲究准备和火候，何况变法维新？准备不够、火候不对，糟蹋了材料，耽误了时间，并且，还要倒足了胃口。”
“如果变法维新是做一盘菜，做这盘菜的情况都在眼前，五爷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也可以全盘掌握，自然五爷说得对，要讲求准备和火候。但现在这问题太复杂，复杂得什么都纠缠在一起，整个的局面纠缠得不能动。这时候，我们的目标是先让它动起来，总不能死缠在那儿，动，才有机会、才有起点；不动，就一切都是老样，老样我们看够了、也受够了，实在也忍不下去了。所以，目前是要动，准备够不够、火候对不对，也顾不了那么多。何况什么样的准备才叫够，什么样的火候才叫对，因为问题太复杂，实在也很难判断。所以干脆来个动，从动中造成的新局面，来判断得失。”
“这么一说，你不顾准备和火候了？”
“也不是不顾，至少从时代潮流来看、从大方向来看，我们也不是全无准备、也不是全不顾火候，我们已经把自己充实了十多年或二十多年，个人的准备也都做得很充足；火候方面，现在虽然群智未开，但也未尝不人心思变，纵使火候不成熟，可是我们又怎么再等？康先生已四十开外，我也三十开外．大家都在壮年，已等了一二十年了，又怎么再等下去？如果火候在三十年后才成熟，我府岂不都报废了？”
“你们有没有想一想，救国为什么一定要你们？如果火候要再等三十年才成熟，为什么不让三十年后三十岁的英雄豪杰来救国？”胡七问。
“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不是全没有机会、何况做和不做的结果，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七哥大以一件事的成和败、成熟和不成熟来作做不做的标准了。”
“这难道有错？这是稳健啊！”胡六说。
“不错，是稳健。可是愈是稳健的人，就愈变成愈稳健有余、行动不足，最后一事无成两鬓霜、也一事无败两鬓霜。所以稳健，最后竟变成不是一种做事态度，而变成了不做事的借口。”
“但你总不能不在做事以前，先精打细算一下。如果在事情还没做，就已经败相毕露，那怎么还能做？一件事，如果一开始看不出来成败，也许还值得一试，但一开始就看出不能做，要做一定失败，那又为什么？”
“我们的名义上，是变法维新，从这个标准看，一做就如你七哥所说，是一开始就看出会失败，你七哥说的未尝没道理。但你不知道，我们的名义虽然是变法维新，或者说，开价虽然是变法维新，但我们的底价却不是变法维新，而是宣传变法维新，使中国人民知道要改革，就算成功。所以我们知道底价是什么，并不奢求，正因为底价不高，所以我们来做的心情也不全是失败者的心情。”
“那你不能把底价宣布吗？何必弄得这么刺激？如果只止于宣传，当道的人也许会谅解到相当程度，而容忍你们，不下毒手？”胡七说。
“这怎么行？宣传变法维新，不是我们最后的目的，只是我们第一个进度，宣传以后，变法维新的事实迟早总要来的，我们的精神是成功不必在我，但这并不构成自己不做的理由。所以从进度上，这是不可分的连续关系；何况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