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当警察-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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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都要接触各式各样的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待警察的态度也不一样。白人违反交通规则，除了连声道歉，从不请求宽恕，他们认为自己错了，就应该认错受罚。发展中国家来的移民违章，往往先要历数一大堆客观理由，再抱怨谋生如何艰难，要求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他们一马。有的出租车司机还想偷偷塞给我点钱，就像贿赂其本国警察那样。我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可我还得公事公办。有时也会拦住违章的中国人，虽说执法必严，可枪口抬高一寸也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都是炎黄子孙，在美国谋生不易，就下不为例吧。
第2章 特邀嘉宾我的校友——数字英雄张亚勤
我做的最好的工作是和别人一起合作。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分枝越来越多，你再聪明，再有实力，也只能掌握某一个方面，要么是A，要么是B，而在现在的科学领域，用A加B或许更好些。我相信，这样的合作是1＋1大于2的。
张亚勤是我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同学，这位19岁就获得中国科技大学学士学位，23岁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的神童，在美国出版了11本专著，发表了两百多篇学术论文，在视频压缩、交互式电视、多媒体通讯、桌上可视电话等方面取得了五十多项专利。他和同仁们所共同创造的数字世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VCD、DVD、数字电视、网络上影像和声音的传输，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以下摘录自《世界周刊》对张亚勤的报道：
清晨从北京亮马桥附近的一所国际公寓，一个中等身材，西装革履，戴着眼镜，手提公文包的年轻人风度翩翩地走出来。
秋日的朝阳洒在他的脸上，蔚蓝的天空，衬着远处的一地金黄，为这幅生动的画面，平添了几许浪漫的色彩。
此时，“星巴克”咖啡的店员在等待着这个年轻人的出现，照例一大杯的“奶特咖啡”在他走进=店门的时候已经开始制作了。他们之间显然已经有了某种默契，不仅是因为他们各自所服务的公司总部都在西雅图，还有，这也是他们彼此一天工作的开始。接过盛满咖啡的纸杯，这个年轻人径直走向一辆别克轿车，司机已在那里等候。他打开车门，坐在后排的座位上，一只手翻看着刚邮寄过来的《华尔街日报》，另一只手端着咖啡送向自己的嘴边。他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他是“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兼首席科学家张亚勤博士，年方35岁。
1978年，年仅12岁的张亚勤从1200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考入了著名的中国科技大学的首届少年班，这位来自山西太原的少年也成为了当年大陆最年轻的大学生。当多数校园里的同龄人还没来得及习惯食堂饭菜的时候，19岁的张亚勤已经开始准备关于计算机通讯方面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了。
此时，他的举动引起了一万多公里以外，美国著名学者乔治·华盛顿大学匹克霍兹教授的注意。这位在卫星通讯、无线电通讯等研究领域蜚声世界的大学者惊奇地发现，这个不足20岁的中国年轻人，已表现出他特有的科学天分和勤奋踏实的品质。他的反应是直接而热烈的，极力鼓动张亚勤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1986年，20岁的张亚勤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就读于乔治·华盛顿大学。
1989年，23岁的张亚勤以高水平的论文，获得电子工程博士学位。
这仅是张亚勤学生时代的简单经历，之后的他更是一日千里，活跃在时间的前沿。这位擅长“图像视频信号压缩”的科学家，同样擅长压缩自己的时间：时间总是在他这边，他从没挥霍过。
惜时如金的张亚勤在上班的途中就开始工作了。九点，他会准时出现在坐落于知春路希格玛大厦的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五层办公室。这是一个带套间的方形办公室，透过落地的蓝色玻璃可以看到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色匆匆的人群。一张带拐角的长形办公桌把他的办公室分开，桌上摆放着一台液晶显示器，旁边散落着各种文件和一个咖啡杯，在桌角放着一个竹篮，里面装着薯片和饼干。墙边是一组书柜，书柜中间的空格里摆满了他和家人的照片。这是一间普通的院长办公室。一个充满亲情、爱吃零食、掌握时间的人在里边办公。
张亚勤来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是把电脑打开，他要查看当天的电子邮件，在启动的片刻，通常他会再要一杯咖啡。此时，DELL液晶显示屏上的Outlook收件箱里已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子邮件：西雅图的（公司总部的项目计划）、华盛顿的（老师和同学的学术讨论）、普林斯顿的（妻子和女儿的问候）以及本地的各种工作邮件。
查看完邮件，咖啡已经剩了半杯，他会及时续上，然后再查看一下他当天的日程安排，“我的每一个小时都被预定了，我的日程是公开的，每时每刻大家都知道我在干什么”。院长张亚勤管理着九个研究小组，120名研究人员。他要指挥这个团队在四个研究方向上有所成就。“在这里，重要的是观点，不是职位。”科学家张亚勤每天尽量争取两小时一个人自由思考的时间。这种时候，他不希望别人打扰他。“我的工作包括管理决策、和同事们开会讨论、项目研究……”这位院长兼首席科学家知道如何处理管理与研究之间的冲突。
为了表彰这个战功卓越的“数字英雄”，1997年，年仅31岁的张亚勤博士当选为国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院士（IEEEFellow）。这是在电气和电子学研究领域全世界最高的学术荣誉，他也因此成为IEEE一百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
张亚勤对荣誉有着清醒的认识：“我做的最好的工作是和别人一起合作。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分枝越来越多，你再聪明，再有实力，也只能掌握某一个方面，要么是A，要么是B，而在现在的科学领域，用A加B或许更好些。我相信，这样的合作是1＋1大于2的。”或许这也是他的智慧无限延伸的原因之一。
喜欢合作的张亚勤也给自己带来了他一生中最佳的合作伙伴比尔·盖茨。盖茨为张亚勤准备了新的助跑器。
第2章 特邀嘉宾华裔女飞行员李月英传奇
对李家来说，这是一段悲痛的历史，李月英为美国在战争期间殉难，却从未有人向他们说声谢谢，也未得到任何应有的尊敬。
李月英是为美国开送战斗机的第一位华裔女性。她的传奇经历，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旧时代的新女性，如何克服种族、性别所为她设置的重重障碍，成为女中豪杰的感人故事。
早在20世纪30年代，当美国华人仍属于次等公民时，李月英却已冲破华人被贬抑的处境和刻板形象，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驾驶战斗机的第一位华裔女飞行员。
1912年出生于美国的李月英，20岁时就开始驾驶飞机。抗战期间，她先后两次前往中国，要求加入空军效命疆场，可惜因她是女性而遭到拒绝。
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宣战，随着战事扩大，急需大量飞行员。1943年，美国成立了第一支女飞行员服务队，李月英的空军梦也如愿以偿。然而，那时的美国男尊女卑仍很严重，这些女飞行员属军队编制，执行与男飞行员相同甚至更辛苦的飞行任务，但待遇上却按平民对待，即使在执行军事勤务时殉职，也不能获得军礼待遇和国葬。李月英在执行任务中，曾经两次因机械故障而在农田迫降，她的东方面孔被美国农夫误认为日本已经入侵美国，疯狂地举着农具追杀她。李月英被擒后，才得机会向农夫解释自己的身份，澄清了误会。
1944年9月，由于李月英卓越的表现，她被送至德州的追风战斗机飞行学院接受密集飞行训练，六个月后，她成为第一个华裔战斗机女飞行员，也是当时美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女飞行员之一。女飞行员服务队也开始享受军人待遇。不幸的是，在一次执行任务时，因另一个飞行员的失误而与李月英的座机相撞，巾帼英雄最后化作一缕幽魂。
在李月英殉职的第三天，她在美军坦克部队服役的哥哥也在法国战场上阵亡。李家三天之内痛失两位亲人，悲痛之余，打算为兄妹俩选购一处墓地，为他们举行葬礼。谁知却遭到墓园方面的拒绝，理由是：不许亚洲人埋葬在白人的墓地！子女双双为国捐躯，李家争取的不仅是一方墓地，更是亚裔的民族尊严。最后，李家胜诉，兄妹俩相邻埋葬在墓地的斜坡上，得以俯撖哥伦比亚河潺潺的流水。李母曾这样形容女儿：你无俱风吹，也无俱水涛。这是李月英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世界周刊》曾这样描述李月英：1912年，李月英出生于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Portland）一个小康之家，父亲经商，母亲是传统的家庭主妇，照顾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美国社会对华人移民的歧视很深，华人的地位低下，连选择的工作都受到限制；然而李月英的人生却相当活跃，对于想做的事，绝对勇往直前。她从青少年时期起，就相当热中运动，游泳、排球、驾车都难不倒她。
李月英1929年高中毕业后，在波特兰市中心的一家百货公司找到电梯操作员的工作，这是当时华人女性被许可从事的少数工作之一。胸怀壮志的李月英，并没有在这份工作待太久，因为有更重要的人生任务在等着她。
1932年可以说是李月英人生的转折点，有机会第一次搭乘飞机，从那时起，她便爱上飞行。
她在20岁那年加入在波特兰市的一所华人飞行俱乐部，接受飞行课程，当时他的老师是美国著名的飞行员AlGreenwood。观念传统的父母亲坚决反对李月英飞行，但是李月英心中一股“定要飞上青天”的坚持，让她实现了梦想。
谈到李月英对飞行的热爱时，她的妹妹FrancesTong说：“那是一个想法，要去做一件自己梦想的事，李月英热爱冒险，且做了件传统华人女性不可能会去做的事。”
一段时间的飞行课程后，李月英成为第一位拥有飞行执照的华人女性。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女飞行员的比率只有1％，更何况是华人女性。她不但打破对华人女性的刻板印象，同时展现的是，华裔女性在男性支配的社会中，也有与男性竞争的能力。
同胞们赞赏李月英的风趣与活泼，有幽默感，也很淘气，恶作剧的功夫一流。例如她用口红在自己与同事的飞机机尾写上中国字，一次她开一名身材肥胖的女飞行员玩笑，在对方机尾写上“肥臀”的绰号，让大家印象深刻。
李月英还有一个特色，不管在任何大城市或小乡镇，她总能找到中国餐馆吃上一顿丰盛的中国菜。而且她能烧一手好菜，也经常下厨，好像是“大黄蜂”轰炸机的飞行员SylviaDahmesClayton说：“Hazel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了解不同的文化，增广我的视野，也扩大了我的生活领域。”
今年49岁的Rosenberg，是退休的历史教师，基于对历史探究的兴趣，自1997年退休后开始从事纪录片的拍摄，首先拍摄的纪录片“麻将与回忆”是犹太女性与麻将的故事，李月英的故事是他的第二部纪录片。他说：“拍摄这部片并非计划内的事，而是一个缘分的安排。”
数年前的一日，Rosenberg在图书馆翻阅一本历史书籍，其中一个段落立即吸引他的注意，书中提到有一名华裔女飞行员，于1944年在执行勤务时撞机身亡，这个女飞行员就是李月英。虽然只是一段简单的描述，他对李月英的好奇却挥之不去。他循线找到李月英的妹妹FrancesTong，表示想了解更多李月英的事，她在电话中简单地说：何不到家里来谈谈。
Rosenberg记得来到李月英妹妹家的那一天，她打开门，未请他入屋，站在门口仔细端详门阶上的他，然后说：“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60年了。”她向Rosenberg表示，一直等待有人将李月英的事迹正式记录下来，理由是“对李家来说，这是一段悲痛的历史，李月英为美国在战争期间殉难，却从未有人向他们说声谢谢，也未得到任何应有的尊敬”。
第2章 特邀嘉宾美国警察与中国警察，孰是孰非？（1）
我是爆破专家，主张全世界人人拥有炸弹，捍卫民主自由。你身为警察，对我这番话做何感想？
“你在国内是公安局的侦察员，算是一份理想的工作，可你为什么到美国重新开始呢？”
我对女主持人笑道：“不是说今天只是轻松的闲聊吗，怎么一下子转移到沉重的话题上来了？”
“我们的听众可都不是等闲之辈噢。”她言外之意是让我不要掉以轻心。
我当然明白这位观众想问什么，可我又不想去翻腾那些陈年旧事。林冲放着八十万禁军教头不当，跑上梁山做山贼干什么，这还用问吗？痛苦又无奈！
我说，我可不是脑子一热跟着赶时髦，我可是苦思苦想了很久才下了出国的决心，带着200美金到美国受洋罪。这些年，中国经历了不少事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人也终于翘首以盼，跨入了21世纪。邓小平不是总说向前看吗，我也要向前看，希望我这块料将来回国也能派上用场。
“银幕上的警察跟实际生活中的警察一样吗？”
这样的问题倒可以聊一聊，这一定是个警匪片的忠实观众。我冲着镜头不紧不慢地说，银幕上的警察是假的，情节是虚构的，失败了还可以重来。生活中的警察要应付各种紧急情况，失败了就可能是千古遗恨，无法弥补。当然，电影里的情节经过了艺术加工，既精彩又刺激，而我们的日常警务却枯燥得很。还有一点，生活中也没有那么多漂亮妞儿主动邀警察喝咖啡，没有多少女人情愿跟警察过日子。
我说这话时就想到了我自己。
“采访结束咱就去星巴克，我请客。”女主持人不失时机补了一句。
“那当然求之不得，不过你要请美国警察可得小心，他们可得寸进尺。”一句话逗得漂亮的女主持人咯咯直笑。
“请问这位嘉宾，在国内，富人区的警察彬彬有礼，穷人区的警察吹胡子瞪眼，请问美国的警察是否也势力眼？”
“要说势力眼，那可是人类的通病，就拿你来说，”我指了指镜头，“如果大年初一朱镕基和居委会主任同时到你家拜年，恐怕你的态度也不一样。警察也是人，难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