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河静静流-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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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在外边开会呵，学“理论”呵，取“革命”经呵，自我介绍吹嘘呵，……马不停蹄。要见到他不比见一个县官容易。
其实，即使找到了朱洪又怎么样呢？有其父才有其子。朱阿二夫妇若不是仗着他的权势，哪里敢这样放肆！
吵杂的一天终于过去了。晚上，方涛一家人吃过晚饭，早早关上门，以求得暂时的清净。
但门外很快响起了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震耳。
“砰砰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是谁呀？”方涛问。
“是我，代理队长。”声音颇为威严。
是朱阿二。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
“公事。”
方涛犹豫了一下，还是开了门。
朱阿二走进屋里，皮笑肉不笑地向方涛点了点头，自己找了个凳子坐下。
“什么事？快说吧。”方涛说。
朱阿二看了看正在灶前洗碗的柳霞，说：
“今天我代表公社上级来，是为柳霞代课工资的事。”
“我的工资？”柳霞惊讶地回过头来说，“学校里不是已经发给我了吗？一月三十元。”
朱阿二泠泠一笑，说：
“一月三十元，想得倒美。拿着不觉得扎手？”
“你这话什么意思？”方涛问。
“什么意思？大有意思！”朱阿二清了清喉咙，说，“你俩都是知识分子，最近一定学过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吧。学是为了用！为了坚决限止资产阶级法权，生产队作出规定：本队社员到学校代课所得工资，一律收回作为生产队收入。生产队给代课的人另记工分。柳霞是妇女，按生产队标准一天记八分工，去除星期天，一月二十六天，计二十个整工另八分。生产队分红每个工三角，柳霞可得六元二角四分。已经多领走的，限定三天内交回；不能交回的，生产队划入私人借款，至时另收利息。”
朱阿二说得飞快，但字字清楚，计算也颇为精确，显然是一篇经过充分准备的檄文。
柳霞惊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听得“啪”地一声，她手里的洗碗布掉倒了地上。方涛的母亲正在里屋哄孩子睡觉，也闻言吃惊地跑了出来。
“你们这种做法有法律根据吗？”方涛问。
“根据？”朱阿二泠泠一笑，“限止资产阶级法权，这就是最大的政治，最大的根据。老实告诉你们吧，这也不只是我们生产队的做法，全公社都一样！”
“那……”方涛的母亲呐呐地问，“那你家那位病哥哥的工资呢？”
“他是正式教员，病假不超过期限工资当然照发，生产队管不着。再说你儿子的工资，我们现在不是也没有扣吗？”
朱阿二说完，再不容方涛家人分辩，站起身，拔脚就走。
柳霞腿一软，跌坐到旁边的一只小桌椅上。桌椅“嗄吱”一声向后倾去，方涛慌忙走过去，把小桌椅和柳霞一块扶住。
“涛哥—；—；”柳霞无力地倒在方涛的身上，“涛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呵？拿走了钱，还给一顶资产阶级帽子。我拿的代课工资是资产阶级法权？天哪！我是资产阶级？”
方涛什么也没有说。他能说什么呢？在朱阿二夫妻一类人自封为“响当当”的革命阶级的时候，柳霞被指为资产阶级受到盘剥，又有什么奇怪呢？方涛也很清楚，柳霞是聪明人，他懂得的，柳霞一定也懂得。
一阵长久的沉默。突然，柳霞翻起方涛的上衣襟，里面，正是她送给方涛的那件蓝色毛衣。柳霞紧紧抓着毛衣，手指颤抖着，眼睛里，泪水象雨珠沿着两颊“涮涮涮”往下掉……。
方涛家七拼八凑筹措了一笔钱，将合墙的另一半用高价从朱洪家买了下来，日子才算稍稍安生了一些。
但破屋越来越不经风雨了。晚上，西北风“哗哗”嘶叫着从砖瓦缝里往屋里钻，寒冷剌骨。海亮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未久就冻病了。起先高烧近四十度，随后又低烧不退，脸瘦得似乎只存下了两只又大又圆的眼睛。母亲也是三天两头感冒，脸色腊黄。柳霞忙忙碌碌，一天到晚没有空闲的时候，人变得又黑又瘦，眼稍出现了一条条细密的皱纹。
方涛清醒起意识到，这个家庭已经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特别是海亮的状况，最让方涛虑心忡忡。按说，孩子已经不算小了，他的教育也该提上日程。虽然倔强的孩子这两年很用功，看了不少小人书，认了不少字，但与城里的同龄孩子比起来，毕竟差了一截子。而且，方涛一走，柳霞和母亲两人一个没有时间照管他，一个没有精力照管他，任孩子拖着病弱的身子屋里屋外乱闯，也实在叫人放心不下。
方涛思来想去，感到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回北京时把海亮带走。
他讲了自己的打算。柳霞和母亲虽然舍不得孩子离开，但也不表示反对。孩子听说后更是欢天喜地，天天晚上缠着方涛打听北京的样子，又大又圆的眼睛闪闪发亮，显得分外活泼、精神。
但方涛却很快又动摇起来。愈近回京日期，动摇就愈厉害：一个在北京没有户口的孩子，如何生存呢？就算有同事的接济，方涛是一个有工作的人，又如何带孩子呢？再说，他有带孩子的能力、经验和耐心吗？想起同屋郑叶妻子和孩子在北京时的狼狈处景，方涛的心就寒了。
方涛的犹豫未久就在神色和言行中表露了出来。
柳霞第一个摸到了方涛的心事。起先，她只是悄悄地叹息，几天后，终于主动开口说：
“算了，这次别带孩子去了。你是有工作的人，勉强带了去，也很难应乎。”
她停了停，补充说：
“再说，你从未带过孩子，毛手毛脚的，我也不放心。”
母亲也说：
“让孩子留在家里吧。我年岁是大了些，但也不是老得什么都不能干了。再说，孩子也懂些事了，在家有时也能帮着做点事呢。”
母亲说的是实话。海亮虽然小，但扫地、喂鸡喂鸭，都能帮着干。特别是喂鸡鸭，他还真有些着迷。他听妈妈说爹爹在北京很难吃到蛋，一心要把家里的鸡鸭喂好，说要让爹爹回来吃大鸡蛋、大鸭蛋。他的办法也真不少，草丛里挖蚯蚓呀，河边用竹篮子捞小鱼呀，把鸡鸭一只只养得肥肥的。方涛这次回来吃的蛋，主要就是海亮的劳动成果呢。每天，他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鸭棚里找蛋。他总是一手抓着一个又大又白的鸭蛋，欢腾着给方涛看。
就这样，在离家的前一天，方涛决定还是把海亮留在家里。
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次和海亮的离别。
整整一个上午，孩子总跟随着方涛进进出出，看方涛收拾东西、整理行装。他不说话，但目光愈来愈显得迷惘。他肯定在想：爹爹怎么尽顾自己啊？怎么不给亮亮洗洗脸，戴上小鸭舌帽，换件新衣服，穿上妈妈一星期前给做的小布鞋啊？其实，前一天方涛已经告诉过他这次不带他走了。但他不相信，总是笑嘻嘻地说：“爹爹说过带我去的，爹爹一定会带我去的。”但现在，他似乎已隐隐约约感觉到，爹爹这回真的不带他走了。
终于，吃过午饭，奶奶开口跟他说：
“亮亮，爹爹要上北京了，跟爹爹说声再会吧。”
“不，”孩子却执拗地说，“我要跟爹爹上北京去。”
方涛摇摇头，表示不能带他去。
孩子坚持着，眼泪汪汪，也不敢哭，只是拉着方涛的行李带，一遍遍重复着自己的愿望。
但是，方涛终究没有答应孩子。
柳霞也在一旁劝孩子：
“听话，亮亮。爹爹有工作，不好带你去。”
奶奶也劝他：
“这次别去了。以后，和奶奶妈妈一块跟爹爹去北京，更快活。”
方涛也说：
“明年，我带你去北京。”
其实，这也只不过是一句空话。明年，方涛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但这句话却起了作用，海亮终于一点点放开了抓行李带的手。
“好孩子，听话。别缠爹爹了，嗯？”奶奶顺势说。
海亮想了半天，低低地回答了一声“噢”，乖乖地转过身，向门外走去。
这时，方涛多么希望母亲能跟孩子说一声，象以往几次那样说一声：“亮亮，等会再出去玩吧，先送爹爹一阵。”
但她没有说，这一回竟没有说。
方涛也没有叫住他，不知为什么，连“再会”也没有跟孩子说一声。
孩子出门了，走远了，突然，方涛心头一沉，感到怅然若失……
第六章
方涛回到单位，惊悉许师傅已经去世。一星期前，许师傅不知是劳累过度还是心情过于冲动，心脏病突发不起。多好的一位老人，竟如此迅速地结束了一生，终未能合家团聚。
填补许师傅床位的是一位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新分配来的食堂炊事员，所里一个职工的儿子。他在北京已有女朋友，正等着找到房子结婚。方涛他们的宿舍，实际上也是他的觊觎目标之一。所以，小伙子虽说也是单身，与方涛他们并无多少共同语言。宿舍里的气氛明显地比过去沉闷了。
郑叶的乡村女教师身体仍未复原，经常给郑叶写来一些催人泪下的长信，使得郑叶寝食不安。小陈现在一封信也没有。他白天黑夜都泡在外头，宿舍只是他不得已才回来合眼的地方。
方涛的爱人柳霞也不象过去那样冷静了，一封封信详细地叙述着家里的困难：小屋越来越不结实了，稍刮点风就摇晃。母亲感冒不断，心口老感发慌，走几步路都要喘气。柳霞自己腰疼、头晕。海亮还是低烧不退，查不清原因，柳霞也没有时间、精力和钱带他去城里的医院检查，只能从公社医务站拿点退烧药对付着。
一切都叫人挂心呵。
？ 知道家里这个样子，方涛吃不下睡不好，健康情况也大不如从前了。
他总是感到精神恍惚，担心着家里可能会出事。他盼望着柳霞能经常给他来信，但又害怕她的每一封来信。每当他拆阅柳霞来信的时候，他的手总是微微颤抖，嘴里一遍遍祈愿着“万事顺利”。
七月，柳霞来了一封长信。她告诉方涛：海亮还是有低烧，但孩子也不顾身体，天天到后河洗衣石板上捞小虾小鱼喂鸡鸭，叨念着让爹爹回来吃大鲜蛋，带他上北京。母亲神志似已有些麻木，常常呆呆地坐着象木头人，管不了孩子。柳霞心力交瘁，仍强撑着天天下地。“涛哥，这日子可怎么过呵？”长信的结尾出现了这样无力的叹息。
方涛无法回答，他没有给柳霞写回信。
这以后，方涛差不多一个半月没有接到家里来信。
“柳霞，你生我的气了吗？”方涛在心里嘀咕着。
但突然，九月初，方涛接到一封字迹陌生的家乡来信。他急忙拆开，一慌，把信纸也撕破了。拼好信纸，上面只有一行字：
“方涛，望速返回。”
信的落款是柳妈。
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方涛的心头。是和朱阿二家又闹纠纷了吗？是房屋倒塌了吗？是妈妈病倒了吗？是柳霞身体拖垮了吗？是海亮终天查出什么大病了吗？方涛心神不宁，眼皮跳动不止，设想着家里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乃至不幸。
天哪！他怎么能够想到，他又怎么能够相信，这不幸竟远远超出了他所有的设想：
海亮去世了，他心爱的亮亮溺水去世了！
当方涛回到家里，他的天真、活泼⒖砂的孩子，已经化为灰烬，危可地安息在房间小桌上一个小小的骨灰盒子里。……
八月二十九日，一个初秋的下午，四点来钟。方涛的母亲象往常一样，淘米、切菜，准备做晚饭。海亮见奶奶忙得不可开交，独个儿在门口玩了阵，又去后河洗衣石板上捞鱼虾去了。孩子就这么走了。母亲糊里糊涂以为他还在门口。她把米下了锅，点起火，坐在灶边望着火苗呆呆出神。突然，外面响起一位过路木匠的惊叫声：“谁家孩子落水了！”方涛的母亲一听，发疯似地奔出去。木匠和闻声赶来的人把落水的孩子—；—；海亮从河中救起。孩子已经昏迷，河水已经呛坏了他的肺脏，他口流血沫，再已没有醒来。……
海亮究竟是怎么落水的？据当时在离河不远干活的人说，出事前曾有一只汽油船驶过。河小船重，一定是河水涌上了石板，将体弱有病的孩子卷入了河中。汽油船“哒哒哒”响着驶走了，却留下孩子在河水中挣扎。……
方涛不忍心去弄清楚这些细节。他甚至不敢打听那几天母亲和柳霞的境况。她们曾多少回哭昏过去，又多少回在昏迷中哭醒，又有谁能够记得清楚？当他回家的时候，她俩的眼泪已经哭干，那两双简直难以分辨的干枯的、青黑色的眼珠深陷着，仿佛已失去了生命。
就是柳妈也哭肿了眼睛。她破例在方涛家住了一个多星期。
柳妈没有给方涛发电报。她说，城里车辆多，怕方涛精神上过于紧张出事。她也不希望方涛立即返回，不想让方涛看到母亲和爱人哭天怆地的凄惨情景。方涛因此也未能与海亮的遗体告别。这一点，柳妈提起来虽感到负疚，但并不懊恢。她对方涛说：“我不能让你一下子受那么多剌激。你是一家人的主心骨，你再出了事，这一家子怎么过？”
多亏柳妈和几位热心乡亲的帮助，在她们的全心劝慰和护理下，柳霞和方涛的母亲已初步经受住了这突如其来的残酷命运的打击。当方涛回家，她俩都已从床上爬起来。柳霞已重新扛起锄头下地。她说：“和村里人一块劳动，心情要好受一些。”方涛母亲的情况要差一些。她是悲痛和自责交加，在精神的重负下整天佝偻着身子，颤颤巍巍，随时都象要摔倒。
海亮遇难三星期，按当地习俗，谓“三七”，是死者的一个重要祭日。
方涛的母亲早早就起来了。她没有话，一句话也没有。她只是来来回回忙碌着，显得分外干练、利索。吃过早饭，她就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叠专买的银灰色锡箔，折了满满一簸箕“元宝”。她一个人烧了饭，炒了鸡蛋，煮了小汤圆，又用方涛两天前从小镇上买回的粉丝做了一大碗汤。她的两臂也显得有了力气，独自一个把放着海亮骨灰盒的红漆小桌搬到北壁正中。她小心地把汤圆、鸡蛋、粉丝一样样端上红漆小桌。然后，从碗柜里面拿出海亮活着时用的一个小小的花边铁皮碗、一双小小的红筷，来到灶前，揭开锅盖，从大米、麦片饭里挖出一勺雪花白米，轻轻装进铁皮碗，转过身，恭恭敬敬把饭碗和筷子放到桌子的最前面。她做完这一切，从灶头油盐柜里取出蜡烛、长香，一枝枝小心翼翼燃上，靠桌子的右边放着。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