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集-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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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复辟论
（1916年5月）余在军中既月余，外事稍梗绝，顾闻诸道路，谓海上一二耆旧，颇有持清帝复辟论者，以为今日安得复有此不详之言，辄付诸一笑。既而谉果有倡之而和之者，于是乎吾不能无言也。就最浅近最直捷之事理言之：今兹国人所为踔厉奋发，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以相争者，岂不曰反对帝制乎哉？反对帝制云者，谓无人焉而可帝，非徒曰义不帝袁而已。若曰中国宜有帝，而所争者乃在帝位之属于谁何，则是承认筹安会发生以后，十二月十三日下令称帝以前，凡袁世凯所作所为，皆出于谋国之忠，其卓识伟画，乃为举国所莫能及。而杨F之《君宪救国论》，实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然则耆旧诸公，何不以彼时挺身为请愿代表，与彼辈作桴鼓应？至讨论帝位谁属之时，乃异军突起，为故君请命，此岂不堂堂丈夫也哉。顾乃不然，当筹安会炙手可热，全国人痛愤欲绝时，袖手以观望成败；今也数省军民为“帝制”二字断吭绝脰者相续，大憝尚盘踞京师，陷贼之境宇未复其半，面逍遥河上之耆旧，乃忽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与众为仇，助贼张目。吾既惊其颜之厚，而转不测其居心之何等也。夫谓立国之道，凡帝制必安，凡共和必危，无论其持之决不能有故，言之决不能成理也，就让十步、百步，谓此说在学理上有圆满之根据，尤当视民情之所向背如何。国体违反民情而能安立，吾未之前闻。今试问：全国民情为趋向共和乎，为趋向帝制乎？此无待吾词费，但观数月来国人之一致反对帝制，已足立不移之铁证。今梦想复辟者，若谓国体无须以民情为基础耶，愚悍至于此极，吾实无理以喻之；若犹承认国体民情当相依为命耶，则其立论之前提，必须先认定恢复帝制为实出于全国之民意。果尔，则今日国人所指斥袁世凯伪造民意之种种罪状，应为架空诬谤，袁固无罪，而讨袁者乃当从反坐。故复辟论非他，质言之，则党袁论而已，附逆论而已。复辟论者惟一之论据曰：共和国必以武力争总统也，曰：非君主国不能有责任内阁也。此种微言大义，则筹安六君子之领袖杨F者，实于半年前发明之。杨F之言曰：“非立宪不能救国，非君主不能立宪。”吾欲问国人，杨F“非君主不能立宪”一语，是否犹有辨驳之价值？然则等而下之，彼拾杨F唾余以立论者，是否犹有辨驳之价值？以此种驳论费吾笔墨，笔墨之冤酷，盖莫甚矣。但既已不能自己于言，则请为斩钉截铁之数语，以普告新旧筹安两派之诸君子。（复辟派所著论题曰《筹安定策》，故得名之曰“筹安新派”。）曰：国家能否立宪，惟当以两条件为前提：其一问军人能否不干预政治，其二问善良之政党能否成立。今新旧筹安派之说，皆谓中国若行共和，必致常以武力争总统，而责任内阁必不能成立。其前提岂不以今后中国之政治，常为武力所左右，而国会与政府皆不能循正轨以完其责也。如其然也，则易共和而为君主，而国中岂其遂可不设一统兵之人？在共和国体之下，既敢于挟其力以争总统；在君主国体之下，曷为不可挟其力以临内阁？彼固不必争内阁之一席也，实将奴视内阁而颐使之。彼时当总理大臣之任者，其为妇于十数恶姑之间，试问更有何宪法之可言？是故今后我国军人之态度，若果如筹安两派之所推定，则名虽共和，不能立宪固也，易为君主，又岂能立宪者？复次，责任内阁以国会为性命，国会以政党为性命。政党而腐败耶，乱暴耶，在共和国体之下，其恶影响固直接及于国会，而间接及于内阁，易以君主，结果亦复同一。彼时当总理大臣之任者，等是穷于应付，而又何有宪法之可言？是故今后我国政客之程度，若果如筹安两派之所推定，则名虽共和，不能立宪固也，易为君主，又岂能立宪者？反是而军人能戢其野心，政客能轨于正道，在君主国体之下，完全责任内阁固能成立；在共和国体之下，完全责任内阁又曷为不能成立？君主国宪法可以为元首无责任之规定，共和国宪法独不可以为同一之规定耶？若谓宪法之规定，不足为保障，则共和宪法固随时可成具文，即君主宪法又安往不为废纸？信如是也，则我国人惟当俯首贴耳，伫候外国之入而统治，此乃我国民能否建国之问题，而非复国体孰优孰劣之问题矣。抑吾更有一言：今之倡复辟论者，岂不曰惓怀故主也？使诚有爱护故主之心，则宜厝之于安，而勿厝之于危。有史以来，帝天下者，凡几姓矣，岂尝见有不覆亡之皇统？辛亥之役，前清得此下场，亦可谓自古帝王家未有之奇福。今使复辟论若再猖獗，安保移国之大盗不翦除之，以绝人望。又不然者，复辟果见诸事实，吾敢悬眼国门，以睹相续不断之革命。死灰复燃，人将溺之。诸公亦何仇于前清之胤，而必蹙之于无噍类而始为快也
《曾文正公嘉言钞》序
（1916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腕信否尽人皆可学焉而至，吾不敢言；若曾文正之尽人皆可学焉而至，吾所敢言也。何也？文正所受于天者，良无以异于人也。且人亦孰不欲向上？然生当学绝道丧、人欲横流之会，窳败之习俗，以雷霆万钧之力，相罩相压，非甚强毅者，固不足以抗圉之。荀卿亦有言：“庸公驽散，则劫之以师友。”而严师畏友，又非可亟得之于末世，则夫滔滔者之日趋于下，更奚足怪！其一二有志之士，其亦惟乞灵典册，得片言单义而持守之，以自鞭策，自夹辅，自营养，犹或可以杜防堕落而渐进于高明。古人所以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日三复，而终身诵焉也。抑先圣之所以扶世教、正人心者，四书六经亦盖备矣。然义丰词约，往往非末学所骤能领会，且亦童而习焉，或以为陈言而忽不加省也。近古诸贤阐扬辅导之言，益汗牛充栋，然其义大率偏于收敛，而贫于发扬。夫人生数十寒暑，受其群之荫以获自存，则于其群岂能不思所报？报之则必有事焉，非曰逃虚守静而即可以告无罪也明矣，于是乎不能不日与外境相接构。且既思以己之所信易天下，则行且终其身以转战于此浊世。若何而后能磨炼其身心，以自立于不败？若何而后能遇事物泛应曲当，无所挠枉？天下最大之学问，殆无以过此！非有所程式而养之于素，其孰能致者？曾文正之殁，去今不过数十年，国中之习尚事势，皆不甚相远。而文正以扑拙之姿，起家寒素，饱经患难，丁人心陷溺之极运，终其生于挫折讥妒之林，惟恃一己之心力，不吐不茹，不靡不回，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者，懦夫有立志。”又曰：“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况相去仅一世，遗泽未斩，模楷在望者耶？则兹编也，其真全国人之布帛菽粟而斯须不可去身者也
《改造》发刊词
（1920年9月15日）同人以其所研究、所想念，最而布之，月出两册，名曰《解放与改造》，期与人以学识相切磋，心力相摩荡。既逾一年，今当赓续而扩充之，以名称贵省便故，更故《改造》，其精神则犹前志也。同人深自策厉，欲改良本刊，使常能与社会之进步相应，故体例组织，稍有以异乎前。每册分三大部门：（一）论著同人一得之见，于此发表焉。其性质复分为二：（甲）主张对于一问题有所确信，阐发而宣传之。（乙）研究一问题未放C敢C自信，则提出疑问，与国人公开讨论。（二）译述专务介绍世界思潮。其体例：或将各短篇迻译原文，或将一名著摘撮梗概，或但译录，或加案语及解释。（三）记载国内外重要问题发生，则追求原委，务为有系统的记述，以供留心时局者之参考。此外尤有附录两门：（一）文艺以译述世界名文为主，所译务采各派各家代表杰作，且随时将作者及其作品在文学界之位置简明介绍，俾读者得明其系统。其本国古今文学，亦间下批评。（二）余载同人随笔小品，及读者投搞入焉。其投稿中有以长篇商榷一问题者，同人认为有价值，则以入论著。以上各门，不必每册皆备，册中亦不必一一区别标题，但其组织梗概，总不越此。本刊根本精神，曾读《解放与改造》者，当能知之。今当刷新改刊伊始，更为简单之宣言：一、本刊所鼓吹，在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相辅并行。二、本刊持论，务向实际的条理的方面，力求进步。本刊所主张，当以次续布，今且无事缕述。但其荦荦数要点，为同人所确信者，愿先揭橥以质诸国人：（一）同人确信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故主张国民总须在法律上取得最后之自决权。（二）同人确信国家之组织，全以地方为基础，故主张中央权限当减到以对外维持统一之必要点为止。（三）同人确信地方自治当由自动，故主张各省乃至各县、各市，皆宜自动的制定根本法而自守之，国家须加以承认。（四）同人确信国民的结合，当由地方的与职业的双方骈进，故主张各种职业团体之改良及创设，刻不容缓。（五）同人确信社会生计上之不平等，实为争乱衰弱之原，故主张对于土地及工商业机会，宜力求分配平均之法。（六）同人确信生产事业不发达，国无以自存，故主张一面注重分配，一面仍力求不萎缩生产力且加增之。（七）同人确信军事上消极自卫主义为我国民特性，且适应世界新潮，故主张无设立国军之必要，但采兵民合一制度，以自图强立。（八）同人确信中国财政稍加整理，优足自给，故主张对于续借外债，无论在何种条件之下皆绝对排斥。（九）同人确信教育普及为一切民治之根本，而其实行则赖自治机关，故主张以地方根本法规定强迫教育。（十）同人确信劳作神圣为世界不可磨灭之公理，故主张以征工制度代征兵制度。（十一）同人确信思想统一为文明停顿之征兆，故对于世界有力之学说，无论是否为同人所信服，皆采无限制输入主义，待国人别择。（十二）同人确信浅薄笼统的文化输入，实国民进步之障，故对于所注重之学说当为忠实深刻的研究，以此自厉，并厉国人。（十三）同人确信中国文明实全人类极可宝贵之一部分遗产，故我国人对于先民有整顿发扬之责任，对于世界有参加贡献之责任。（十四）同人确信国家非人类最高团体，故无论何国人，皆当自觉为全人类一分子而负责任；故褊狭偏颇的旧爱国主义，不敢苟同。以上各节，为同人之公共信条，虽或未备，然大端固在是。同人将终身奉以周旋，本刊则出其所见以请益于国人也。其他尚不乏怀而未决之问题，即此诸信条中，当由何涂而始能使理想现于实际，则亦多未敢自信，故欲借本刊为公开研究之一机关，冀国人之我诲焉。《诗》曰：“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同人赋此，以俟君子矣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1922年8月20日）一今日我感觉莫大的光荣，得有机会在一个关系中国前途最大的学问团体——科学社的年会来讲演。但我又非常惭愧而且惶恐，象我这样对于科学完全门外汉的人，怎样配在此讲演呢？这个讲题——《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是本社董事部指定要我讲的。我记得科学时代的笑话：有些不通秀才去应考，罚他先饮三斗墨汁，预备倒吊着滴些墨点出来。我今天这本考卷，只算倒吊着滴墨汁，明知一定见笑大方，但是句句话都是表示我们门外汉对于门内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如何欣羡、如何崇敬、如何爱恋的一片诚意。我希望国内不懂科学的人或是素来看轻科学、讨厌科学的人，听我这番话得多少觉悟，那么，便算我个人对于本社一点贡献了。近百年来科学的收获如此其丰富：我们不是乌，也可以腾空：不是鱼，也可以入水；不是神仙，也可以和几百千里外的人答话……诸如此类，那一件不是受科学之赐？任凭怎么顽固的人，谅来“科学无用”这句话，再不会出诸口了。然而中国为什么直到今日还得不着科学的好处？直到今日依然成为“非科学的国民”呢？我想，中国人对于科学的态度，有根本不对的两点：其一，把科学看太低了，太粗了。我们几千年来的信条，都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一类话。多数人以为：科学无论如何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这部分原是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耻辱。又以为：我们科学虽不如人，却还有比科学更宝贵的学问——什么超凡入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