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集-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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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常能以贱价买收未发达之土地，而自以资本之力发达之以两收其利，是又以资本之力支配土地也。（美国人占土比儿于二十年前，买收汶天拿省、华盛顿省诸土地，而自筑大北铁路以贯之。彼时此等土地，皆印度红夷出没之所，殆不值一钱；今则其最闹之市，地价骎骎追纽约、芝加高矣。近太西资本家，率无不用此术。）要之欲解决社会问题者，当以解决资本问题为第一义，以解决土地问题为第二义。且土地问题，虽谓为资本问题之附属焉可也。若工场，若道具（机器），其性质亦与土地近，皆资本之附属也。质而言之，则必举一切之生产机关而悉为国有，然后可称为圆满之社会革命；若其一部分为国有，而他之大部分仍为私有，则社会革命之目的终不能达也。然则圆满之社会革命论，其新社会之经济组织何如？以简单之语说明之，亦曰：国家自为地主自为资本家，而国民皆为劳动者而已，即一切生产事业，皆由国家独占，而国民不得以此为竞也。夫同为劳动者也，何以于现在则苦之，于革命后则甘之？诚以如现在经济社会之组织，彼劳动所得之结果，地主攫其若干焉，资本家攫其若干焉，而劳动者所得，乃不及什之一。若革命以后，劳动之结果，虽割其一部分以与国家，而所自得之一部分，其分量必有以逾于今日。且国家所割取我之一部分，亦还为社会用，实则还为我用而已。如此则分配极均，而世界将底于大同。此社会革命论之真精神，而吾昔所谓认此主义为将来世界最高尚美妙之主义者（见本年本报第四号），良以此也。而试问今日之中国，能行此焉否也？此在欧美之难此主义者，有自由竞争绝而进化将滞之问题，有因技能而异报酬或平均报酬孰为适当之问题，有报酬平等遏绝劳动动机之问题，有分配职业应由强制抑由自择之问题，其他此类之问题尚夥，不缕述。凡此诸问题，皆欧美学者所未尽解决，而即此主义难实行之一原因也。今中国且勿语此，惟有一最浅易最简单之问题，曰：既行社会革命建设社会的国家，则必以国家为一公司，且为独一无二之公司，此公司之性质，则取全国人之衣食住，乃至所执职业，一切干涉之而负其责任。就令如彼报所言，我国人民程度已十分发达，而此等政府，果适于存在否乎？足以任此之人才有之乎？有之，能保其无滥用职权专制以为民病乎？能之，而可以持久而无弊乎？此问题，绝无待高尚之学理以为证，虽五尺之童能辨之。论者如必谓中国今日能建设此等政府也，则强词夺理，吾安从复与之言。若知其不能，则社会革命论，直自今取消焉可也。夫论者固明知社会革命之不能实行也，于是卤莽灭裂，盗取其主义之一节以为旗帜，冀以欺天下之无识者。庸讵知凡一学说之立，必有其一贯之精神，盗取一节，未或能于其精神有当也。彼排满家之社会革命论，自孙文倡也，某报第十号，载有孙文演说，殆可为其论据之中心，今得痛驳之以为中国不能行社会革命之左证
附驳孙文演说中关于社会革命论者
原文：“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作国民的国家，而且要作社会的国家，这决是欧美所不及的。欧美为甚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大凡文明进步，地价日涨，（中略）英国大地主威期敏士打公爵有封地在伦敦西偏，后来因扩张伦敦城，把那地统圈进去，他一家的地租，占伦敦地租四分之一，富与国家相等。贫富不均，竟到这等地步”。驳曰：欧美所以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者，因为没有解决资本问题。资本问题不能解决，则虽解决土地问题，而其结果与现社会相校，不过五十步之与百步耳。文明进步，地价日涨，固也；然地价所以日涨，实资本膨胀使然。质言之，则文明进步者，资本进步之谓也。能以资本、土地一切归诸国有，则可以圆满解决此问题而无遗憾，近世欧美学者所持社会主义是也。若其未能，但使一国之资本，在多数人之手，而不为少数人所垄断，则此问题亦可以解决几分。吾所希之中国将来社会是也。若如孙文说，则并一分而不能解决。（详下）原文：“中国现在资本家还没有出世，所以几千年地价，从来没有加增，这是与各国不同的。但是革命之后，却不能照前一样。比方现在香港、上海地价，比内地高至数百倍，因为文明发达，交通便利，故此涨到这样。假如他日全国改良，那地价一定是跟着文明日日涨高的，到那时候，以前值一万银子的地，必涨至数十万、数百万。上海五十年前黄浦滩边地，本无甚价值，近来竟加每亩百数十万元，这就是最显的证据了。就这样看来，将来富者日富，贫者日贫，十年之后，社会问题便一天紧似一天了。”驳曰：此所述情形是也，而其下文所言救治之法则非也。又彼举地价之涨以为将来富者日富、贫者日贫之表征，乃举其果而遗其因，知其偏而不知其全也。盖地价之涨，乃资本膨胀之结果而非其原因，而资本家但使拥有若干之债券株式，就令无尺寸之地或所有之地永不涨价，而犹不害其日富也。孙文误认土地涨价为致富之惟一原因，故立论往往而谬也，此俟下段详驳之。但如所述，香港，上海地价，比内地高数百倍，孙文亦知其何为而有此现象乎？痛哉！此外国资本之结果也。黄浦滩地，每放［亩］值百数十万元，然除税关及招商局两片地外，更无尺寸为我国人所有权矣（其或我国人所有而挂洋牌者则不可知），孙文其知之否耶？孙文亦知中国没有资本家出现，故地价没有加增，然则地价之加增，由资本家之出现，其理甚明。使资本家永不出现，则地价其永不加增矣。而曰革命之后却不能照前同样，吾不知彼革命之后所以致地价之涨者，其道何由？吾但知资本家之一名词，孙文所最嫌恶也，恶其富之日以富，而使他部分之贫日以贫也。如是则必压抑资本家使不起，然后民生主义之目的乃克达，如是则以彼前所论之，吾果不知革命后之地价何由而涨也。吾则谓今日乃经济上国际竞争你死我活一大关头，我若无大资本家起，则他国之资本家将相率蚕食我市场，而使我无以自存。夫所谓蚕食我市场者，非必其买收我土地，建工场于我国中而始能然也。昔日本越后，有煤油矿，所出颇丰，美国斯坦达会社者，世所称煤油大王也，欲夺其业，乃拚著五百万美元之亏衄，贬价而与之竞，越后矿卒不支，降于斯坦达而受其支配矣。使越后矿之力，能拚著亏衄一千万美金以与之竞，又安见斯坦达之不反降于彼也。吾以为今后中国经济上之国际竞争，其浴血淋漓之象，必当若是矣。现在各国制造品之输入我国者，滔滔若注巨壑，徒以我地广人众，虽十倍其分量，犹能容受，而我国又未尝自制造以相抵制，故各国各占一方面以为尾闾，而未至短兵相搏之时。一旦我国睡狮忽起，改变生产方法以堵其进途，彼时各国资本家，必有瞠目相视，攘袂竞起，挟其托辣斯巨灵之掌，以与我殊死战者。我国如能闯过此难关，乃可以自立于世界。以我之租庸两薄，求赢较易，复鼓吹人民爱国心以助之，则凯歌之奏，固亦非难。而其第一义所最急者，则有大资本以为之盾也。不此之务，而惟资本家独占利益是惧，鳃鳃然思所以遏抑之，其结果也，能遏抑国内之资本家使不起，不能遏抑国外之资本家使不来。无贫无富，同即憔悴；丈寻之潢，龙虾争沫；彼时噬脐，嗟何及矣。夫印度人民，至今岂尝有社会问题劳其解决者，而其生计现象何如矣。孙文欲印度我乎？吾之经济政策以奖励保护资本家并力外竞为主，而其余皆为辅。苟持论反于吾之政策者，吾必认为国贼，竭吾力所及以申讨伐，虽殉之以身，亦所不辞。原文：“解决的方法，社会学者（按此语误，岂有倡民生主义之人，而不知Socialism与Sociology之分耶？抑笔记者之陋也。）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比方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家。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欧美各国，地价已涨至极点，就算要定地价，苦于没有标准，故此难行。至于地价未涨的地方，恰好急行此法，所以德国在胶州，荷兰在爪哇，已有实效。中国内地文明，没有进步，地价没有增长，倘若仿行起来，一定容易。兄弟刚才所说，社会革命，在外国难，在中国易，就是为此。行了这法之后，文明越进，国家越富，一切财政问题，断不至难办。现今苛捐，尽数蠲除，物价也渐便宜了，人民也渐富足了。把几千年捐输的弊政，永远断绝，漫说中国从前所没有，就欧美日本，虽说富强，究竟人民负担租税，未免太重。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这社会的国家，决非他国所能及，这社会革命的事业，定为文明各国将所取法的了。”驳曰：嘻嘻！是即孙文新发明之社会革命的政策耶！吾反复十百遍而不解其所谓。请一一诘之。不知孙文所谓定地价的法，将于定地价后而犹准买卖乎，抑不准买卖也？彼既自言为土地国有主义，则此问殆可无庸发，不过费索解已耳。姑舍是，则不知政府于定地价时随即买收之乎，抑定地价后迟之又久然后买收之乎？若于定地价时随即买收之，既买收后即当不复许买卖。夫物之不可交换者，即无价格之可言，此经济学之通义也。土地既非卖品，则初时以一千收入者，得强名为值一千，以二千收入者，得强名为值二千耳，而何从有将来价涨至一万赢利八千以归国家之说也？若迟之又久然后买收之，则何必预为定价？其所以预为定价者，恐此地于未买收以前，因买卖频繁而价涨，而将来买收之费将多也。殊不知既定价之后，则买卖必立时止截，如甲有地定价二千，因交通发达，而乙以四千购诸甲，及政府从乙手买收时，则仍给原定价二千耳，如是则谁肯为乙者。故定价后迟之又久然后买收者，谓以财政所暂不逮而姑为先后，斯可耳。若既定价后，则土地立失其有价值之性质，而断无复涨价至一万赢利八千以归国家之理，又可断言也。如是则国家欲缘此而于财政上得一时之大宗收入，万无是理。而惟有责效于将来。将来之效如何，则国家自以地主之资格，征地代（租）于其民，即彼所谓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最富之国是也。然收租之率，将依买收时之价值而勒定之乎，抑比例交通发达之程度随时而消长之乎？如勒定之，则有昔沃土而后为荒村，昔瘠壤而后为闹市者，亘古不变，安得谓平。此于国计民生，两无利益，殆非必彼之所取也。如随时而消长之，则将以何为消长之标准耶？吾为彼计，厥有二法：一曰国家自估价者。如此地当买收时，值价一千，其地主岁收租一百，今估量交通发达之后，此地应值价一万，则国家岁收租一千，此一法也。然官吏能无舞弊以厉民否耶？民能服官吏所估之价与否耶？夫现在各国之收地租，大率以地价为标准，如日本所谓土地台帐法是也。政府略勘定全国之地价，第其高下，而据置之以收租，经若干年，地价既涨，则改正而增收之，所谓地价修正案是也。然必有交换然后有价格，有价格然后可据之为收租之标准，而民无异言。若土地国有后，无复价格之可言，则除估价之外，实无他术，而民之能服与否，则正乃一问题也。二曰参用竞卖法。国家悬一地以召租，欲租者各出价，价高得焉，此亦一法也。此法最公，民无异言。然豪强兼并，必缘兹而益甚，且其他诸弊，尚有不可胜穷者。要之，无论用何法，谓国缘此得莫大之岁入，可以为财政开一新纪元，则诚有之，若绳以社会主义所谓均少数利益于多数之本旨，则风马牛不相及也。何也？必有资本者乃能向国家租地，其无资本者无立锥如故也；又必有大资本者，乃能租得广大之面积与良好之地段，而小资本者则惟跼蹐于硗确之一隅也。诚如是也，则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之趋势，何尝因土地国有而能免也。抑孙文昔尝与我言矣，曰：“今之耕者，率贡其所获之半于租主而未有已，农之所以困也。土地国有后，必能耕者而后授以田，直纳若干之租于国，而无复有一层地主从中朘削之，则农民可以大苏。”（此吾与足下在精养轩所辩论者，莫赖也。）此于前两法之外别为一法者也。此颇有合于古者井田之意，且于社会主义之本旨不谬，吾所深许。虽然，此以施诸农民则可矣。顾孙文能率一国之民而尽农乎？且一人所租地之面积，有限制乎，无限制乎？其所租地之位置，由政府指定乎，由租者请愿乎？如所租之面积有限制也，则有欲开牧场者，有欲开工厂者，所需地必较农为广，限之，是无异夺其业耳。且岂必工与牧为然，即同一农也，而躬耕者与用机器者，其一人所能耕之面积则迥绝，其限以躬耕所能耕者为标准乎，将以机器所能耕者为标准乎？如以躬耕为标准，则无异国家禁用机器；如以用机为标准，则国家安得此广土。如躬耕者与用机者各异其标准，则国家何厚于有机器者，而苛于无机器者也，是限制之法终不可行也。如无限制也，则谁不欲多租者，国家又安从而给之，是无限制之法亦终不可行也。要之，若欲行井田之意，薄其租以听民之自名田，则无论有限无限而皆不可行。何也？即使小其限至人租一亩，而将来人口加增之结果，终非此永古不增之地面所能给也。复次，如所租之位置由政府指定也，则业农、牧者欲租田野，业工、商者欲租都市，政府宁能反其所欲而授之？若位置由租者请愿也，则人人欲得一廛于黄浦滩，政府将何以给其欲也，是又两者皆不可行也。此段所论利病，乃以吾昔日所闻于孙文者而反诘之，若孙文不承认其曾有此言，或今日已变其政策，则吾言皆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