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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部分

梁启超文集-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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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率,相竞腾升,故虽有妻妾官室之奉,仍不觉快乐;阴柔者便日趋消极,成了一个竞争场上落伍的人,悽惶失望,更为痛苦。故谓精神生活不全,为社会,为个人,都是知识少点的为好。因此我可以说为学的首要,是救精神饥荒。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我认为东方的——中国与印度——比较最好。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东方的人生观,无论中国、印度,皆认物质生活为第二位,第一,就是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仅视为补助精神生活的一种工具,求能保持肉体生存为已足,最要,在求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精神生活,贵能对物质界宣告独立,至少,要不受其牵掣。如吃珍味,全是献媚于舌,并非精神上的需要,劳苦许久,仅为一寸软肉的奴隶,此即精神不自由。以身体全部论,吃面包亦何尝不可以饱?甘为肉体的奴隶,即精神为所束缚,必能不承认舌——一寸软肉为我,方为精神独立。东方的学问道德,几全部是教人如何方能将精神生活,对客观的物质或已身的肉体宣告独立,佛家所谓解脱,近日所谓解放,亦即此意。客观物质的解放尚易,最难的为自身——耳目口鼻……的解放。西方言解放,尚不及此,所以就东方先哲的眼光看去,可以说是浅薄的,不彻底的。东方的主要精神,即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求精神生活绝对自由的方法,中国、印度不同。印度有大乘、小乘不同,中国有儒、墨、道各家不同。就讲儒家,又有孟、荀、朱、陆的不同,任各人性质机缘之异,而各择一条路走去。所以具体的方法,很难讲出,且我用的方法,也未见真是对的,更不能强诸君从同。但我自觉烦闷时少,自二十余岁到现在,不敢说精神已解脱,然所以烦闷少,也是靠此一条路,以为精神上的安慰。至于先哲教人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约有两条:(一)裁抑物质生活,使不得猖獗,然后保持精神生活的圆满。如先平盗贼,然后组织强固的政府。印度小乘教,即用此法;中国墨家,道家的大部,以及儒家程朱,皆是如此。以程朱为例,他们说的持敬制欲,注重在应事接物上裁抑物质生活,以求达精神自由的的境域。(二)先立高尚美满的人生观,自己认清楚将精神生活确定,靠其势力以压抑物质生活,如此,不必细心检点,用拘谨功夫,自能达到精神生活绝对自由的目的。此法可谓积极的,即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不主张一件一件去对付,且不必如此。先组织强固的政府,则地方自安,即有小丑跳梁,不必去管,自会消灭。如雪花飞近大火,早已自化了。此法佛家大乘教,儒家孟子、陆王皆用之,所谓“浩然之气”,即是此意。以上二法,我不过介绍与诸君,并非主张诸君一定要取某种方法。两种方法虽异,而认清精神要解脱这一点却同。不过说青年时代应用的,现代所适用的,我以为采积极的方法较好,就是先立定美满的人生观,然后应用之以处世。至于如何的人生观方为美满,我却不敢说。因为我的人生观,未见得真是对的,恐怕能认清最美满的人生观,只有孔子、释迦牟尼有此功夫。我现在将我的人生观讲一讲,对不对,好不好,另为一问题。我自己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从佛经及儒书中领略得来。我确信儒家、佛家有两大相同点:(一)宇宙是不圆满的,正在创造之中,待人类去努力,所以天天流动不息,常为缺陷,常为未济。若是先已造成——既济的,那就死了,固定了,正因其在创造中,乃如儿童时代,生理上时时变化,这种变化,即人类之努力。除人类活动以外,无所谓宇宙。现在的宇宙,离光明处还远,不过走一步比前好一步,想立刻圆满,不会有的,最好的境域——天堂,大同,极乐世界——不知在几千万年之后,决非我们几十年生命所能做到的。能了解此理,则作事自觉快慰,以前为个人、为社会做事,不成功或做坏了,常感烦闷;明乎此,知做事不成功,是不足忧的。世界离光明尚远,在人类努力中,或偶有退步,不过是一现相。譬如登山,虽有时下,但以全部看,仍是向上走。青年人烦闷,多因希望太过,知政治之不良,以为经一次改革,即行完满,及屡试而仍有缺陷,于是不免失望。不知宇宙的缺陷正多,岂是一步可升天的?失望之因,即根据于奢望过甚。《易经》说:“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此言甚精采。人要能如此看,方知人生不能不活动,而有活动,却不必往结果处想,最要不可有奢望。我相信孔子即是此人生观,所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又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天天快活,无一点烦闷气象,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二)人不能单独存在,说世界上那一部分是我,很不对的,所以孔子“毋我”,佛家亦主张“无我”。所谓无我,并不是将固有的我压下或抛弃,乃根本就找不出我来。如说几十斤的肉体是我,那么,科学发明,证明我身体上的原质,也在诸君身上,也在树身上;如说精神的某部分是我,我敢说今天我讲演,我已跑入诸君精神里去了,常住学校中许多精神,变为我的一部分。读孔子的书及佛经,孔、佛的精神,又有许多变为我的一部分。再就社会方面说,我与我的父母妻子,究竟有若干区别,许从人——不必尽是纯孝——看父母比自己还重要,此即我父母将我身之我压小。又如夫妇之爱,有妻视其夫,或夫视其妻,比己身更重的。然而何为我呢?男子为我,抑女子为我,实不易分,故彻底认清我之界限,是不可能的事。(此理佛家讲得最精,惜不能多说。)世界上本无我之存在,能体会此意,则自己作事,成败得失,根本没有。佛说:“有一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至理名言,洞若观火。孔子也说:“诚者非但诚己而已也。……”将为我的私心扫除,即将许多无谓的计较扫除,如此,可以做到“仁者不忧”的境域;有忧时,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为人类——如父母、妻子、朋友、国家、世界——而痛苦。免除私忧,即所以免烦恼。我认东方宇宙未济人类无我之说,并非伦理学的认识,实在如此。我用功虽少,但时时能看清此点,此即我的信仰。我常觉快乐,悲愁不足扰我,即此信仰之光明所照。我现已年老,而趣味淋漓,精神不衰,亦靠此人生观。至于我的人生观,对不对,好不好,或与诸君的病合不合,都是另外一问题。我在此讲学,并非对于诸君有知识上的贡献,有呢,就在这一点。好不好,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过,诸君要知道自己的精神饥荒,要找方法医治,我吃此药,觉得有效,因此贡献诸君采择。世界的将来,要靠诸君努力

 梁任公对于时局之痛语

——法律破产代议政治破产(1923年1月)梁任公新自南京讲学归来,养疴津门。有某君前往访问,据言梁氏之病,乃由用脑过度、心房涨大,但属初起,尚无妨碍云云。谈次询及梁氏对于时局何故不发言,梁氏谓:本有千言万语要说,但医生既禁止执笔,只得罢休。且现在魑魅罔两白昼横行之局面,亦断非徒恃笔舌所能救济也。梁氏谈下去,狠发出沉痛的叹声,说道:这回鼓动风潮的几位宵小,原是国人共弃,我也不屑责备。最可痛者,司法官(检察长)对于破坏司法的命令,为什么奉行唯谨?国会两院中,我总以为明白有血性的人也还不少,为什么会把千夫所指的阁员多数同意?中国人对于法律观念本来很薄弱,现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合力蹂躏法律,岂不是明白告诉人说:“法律是装饰品,可以不算一回事”吗?岂不是明白告诉人说,“法律专用来摧残弱者,凡属有权力的人都绝对不受法律拘束”吗?经这一回,真可以说是法律完全破产!中国人对于代议制度本来是很冷淡,很怀疑,我们方希望这回国会恢复之后,议员们应该会稍为激发天良,替代议政体争一点气。不料数月来丑态百出,除了膜拜军阀、助纣为虐之外,别无所事。这回两院同意票,我敢说是议员过半数已经宣告自己人格破产。我在半月以前,因江苏省议员削减教育经费,增加自己岁费一事,气极了,曾作一篇文讨伐他们。内中有几句说道:“若循此不变,则将来议会之地位,将成了‘君子恶居下流’;议员一名词,将成了‘国人皆曰可杀。’”当时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专对于议员如此责备呢?我说,我们本来想靠议员来裁制军阀官僚的罪恶,保护人民权利,如今议员却火上加油,专门与人民为敌,连军阀所不肯做的事都做了,他们的罪恶岂不是更加几倍呢?他们不足责,最可痛者,是做出种种实证,告诉世界人以中国人不能行代议政治。从今日以后,真可以说议会制度完全破产了!梁氏说到这里,气很急促,象是愤慨到十二分的样子。某君因彼方有病,不便久谈,遂兴辞而去

 北海谈话记(节录)

(1927年初夏)反观现在的学校,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上课下课,闹得头昏眼花。进学校的人大多数除了以得毕业文凭为目的以外,更没有所谓意志,也没有机会做旁的事。有志的青年们,虽然不流于这种现象,也无从跳出圈套外,于是改造教育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了。我这两年来清华学校当教授,当然有我的相当抱负而来的,我颇想在这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吾所理想的也许太难,不容易实现,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他体现出来。在已往的儒家各个不同的派别中,任便做那一家都可以的,不过总要有这类的修养来打底子,自己把做人的基础先打定了。吾相信假定没有这类做人的基础,那末做学问并非为自己做的。至于知识一方面,固然要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而我所希望的,是科学不但应用于求知识,还要用来做自己人格修养的工具。这句话怎么讲呢?例如当研究一个问题时,态度应如何忠实,工作应如何耐烦,见解要如何独立,整理组织应如何洽理而且细密……凡此之类,都一面求知识的推求,一面求道术的修养,两者打成一片。现世界的学校,完人偏在知识一方面,而老先生又统统偏在修养一边,又不免失之太空了。所以要斟酌于两者之间。我最希望的是在求知识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可以为修养的工具;而一面在修养的时候,也不是参禅打坐的空修养,要如王阳明所谓在事上磨炼。在事上磨炼,并不是等到出了学校入到社会才能实行,因为学校本来就是一个社会,除方才所说用科学方法作磨炼工具外,如朋友间相处的方法,乃至一切应事接物,何一不是我们用力的机会。我很痴心想把清华做这种理想的试验场所,但照这两年的经过看来,我的目的并未能达到多少。第一个原因,全国学风都走到急功近利,及片断的知识相夸耀,谈到儒家道术的修养,都以为迂阔不入耳。在这种雰围之下,想以一个学校极少数人打出一条血路,实在是不容易。第二件,清华学校自有他的历史,自有他的风气,我不过是几十位教员中之一位,当未约到多数教员合作以前,一个人很难为力的。第三件,我自己也因知识方面嗜好太多,在堂上讲课与及在私室和诸君接谈时,多半也驰骛于断片的知识,不能把精神集中于一点。因为这种原因,所以两年所成就,不能如当初的预期。我对于同学诸君,尤其万分抱歉,大学部选修我的功课的,除了堂上听讲外,绝少接谈的机会,不用说了,就在研究院中,恐怕也不能不令诸君失望。研究院的形式,很有点道尔顿制的教育,各人自己研究各人的嗜好,而请教授指导指导。老实说我对于任何学问并没有专门的特长,所以对于诸同学的工作中间也有我所知道的,我当然很高兴地帮帮他们的忙,也许有我们同学的专门工作比我还做得好,这倒不是客气话。外研究院中的教授,于很隘小范围内的学问,他真个可以指导研究,而除此隘小范围以外,他都不管。而我今日在研究院中的地位,却是糟了。同学以为我什么都懂得,所以很亲密的天天来请教我,而我自己觉得很惭愧,没有充分帮助。不过虽然如此,而我的希望仍是很浓厚着,仍努力继续下去。什么希望呢?假定要我指导某种学问的最高境界,我简直是不能,可以说,我对于专门学问深刻的研究,在我们同事诸教授中,谁都比我强,我谁都赶不上他。但是我情愿每天在讲堂上讲做学问的方法,或者同学从前所用的方法不十分对,我可以略略加以纠正,或者他本来已得到方法,可以为相当的补助。这一点我在知识上对于诸同学可以说是有若干的暗示,也许同学得到我这种的暗示,可以得到做学问的路,或者可以加增一点勇气。还有一点,我自己做人不敢说有所成就,不过直到现在,我觉得还是天天想向上,在人格上的磨炼及扩充,吾自少到现在,一点不敢放松。对于诸同学我不敢说有多少人格上的感化,不过我总想努力令不至有若干恶影响到诸同学。诸同学天天看我的起居谈笑,各种种琐屑的生活,或者也可以供我同学们相当暗示或模范,大家至少可以感觉到这一点,我已有一日之长。五十余岁的人,而自己训练自己的工作,一点都不肯放过,不肯懈怠,天天看惯了这种样子,也可以使我们同学得到许多勇气。所以我多在校内一年,我们一部同学可以多得一年的薰染,则我的志愿已算是不虚了。现在中国的情形糟到什么样子,将来如何变化,谁也不敢推测。在现在的当局者,那一个是有希望的?那一个党派是有希望的?那末中国就此沉沦下去了吗?不,决不的。如果我们这样想,那我们太没志气,太不长进了。现在一般人做的不好,固然要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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