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集-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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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汪康年书
（1893年2月16日）穰卿同年足下：秋间获接手书，所以勗厉而振救之者甚厚，并述时艰，忾乎其言，此诚仁人君子忧先天下之盛心也。启超半年以来读书山中，每与诸同志纵论世变，迻匆虑而孰思之。窃以为今日时事，非俟铁路大兴之后，则凡百无可言者。奚以明之？中国人士寡闻浅见，专己守残，数百年若坐暗室之中，一无知觉。创一新学，则阻挠不遗余力；见一通人，则诋排有如仇雠。此其故，皆坐不兴铁路。铁路既兴之后，耳目一新，故见廓清，人人有海若望洋之思，恍然知经国之道之所在，则不待大声疾呼，自能变易；则必无诋排，必无阻挠；然后余事可以徐举，而大局可以有为。（铁路以开风气，又以通利源；风气开则可为之势，利源通则可为之资也。）今诸公衮衮，因循观望，而我辈坐论，莫展一筹，一手一足，岂得挽江河哉！张芗帅今世之大贤也，其于铁路之利，久已洞烛，而于兴铁路之事，久已蓄意，而其权力，又可以昌言于朝延，力争于当路，则非我辈纸上空谭之比例。宜于此事风行雷厉，务在必成，乃亦徘徊不发，若有所待，岂其中有所挂碍哉？抑左右侍从未有以大利大害之所在，日提其耳而动其心者，故忽焉置之哉？足下既抱饥溺之仁，居密尔之地，以通达之学，兼博辨之才，今虽日俯仰时变，袖手太息，终无所救。岂若力赞芗帅，以此举反复而浸润之。彼若畏于强御之牵制，则告之以阴用权术之谋；彼若苦于腐生之阻挠，则勉之以破除一切之事。昔王临川之变宋，张江陵之造明，绩用克成，道皆在是。芗帅权位虽不逮二人，而才力实过之。若欲为一事而不能就，则无称夫世之豪杰矣。故启超谓足下诚能日以为言，今日不行则它日言之，今月不行则它月又言之，言之既久，吾知其未有不行者也。今山海关之路已开其端，然非振天下之枢，通南北之气，则其收效也尚不大。且启超犹有虑矣，山海关初议谓，试办有效，然后接筑后路。夫西人之兴铁路，专主通商；而中国之言铁路，专主运兵。关外之地，商贾寂寥，养路之费，悉无取出。倘彼路成后，一旦以费巨利少之故，指为无效，而此后诸路莫敢复议，则恐失此机会，将有迟迟数十年而不溃而成者，则国势更不可闻矣。今诚能于南北冲途，成一大路，而今商民于各省接筑，则十年之间，如身使臂，臂使指与！今日电线相应，转弱为强之机，可计日而待也。区区之愚，罔有知识，窃谓此事不行，则日谭经济，尽无补救。恃鲍子之知我，故敢倾吐肺腑，言之不惭，足下以为何如，幸明诏之。启超来岁有黔中之行，冬腊间由黔入都，道经鄂省，拟申谒拜。但不识欲访足下，当造何处，及彼时足下尚在鄂否耳？望即有以告我。手此，只候起居。壬辰除夕。启超再拜
与严幼陵先生书
（1897年春）幼陵先生：二月间读赐书二十一纸，循环往复诵十数过，不忍释手，甚为感佩，乃至不可思议。今而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得书即思作报，而终日冗迫，欲陈万端，必得半日之力始罄所怀，是以迟迟，非敢慢也。承规各节，字字金玉。数月以来，耳目所接，无非谀词，贡高之气，日渐增长，非有先生之言，则启超堕落之期益近矣。启超于学，本未尝有所颛心肆力，但凭耳食，稍有积累，性喜论议，信口辄谈，每或操觚，已多窒阂。当《时务报》初出之第一二次也，心犹矜持而笔不欲妄下。数月以后，誉者渐多，而渐忘其本来。又日困于宾客，每为一文，则必匆迫草率，稿尚未脱，已付钞胥，非直无悉心审定之时，并且无再三经目之事。非不自知其不可，而潦草塞责，亦几不免。又常自恕，以为此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原。虽然，就今日而自观前此之文，其欲有所更端者，盖不啻数十百事矣。先生谓，苟所学自今以往继续光明，则视今之言必多可悔。乌乎，何其与启超今日之隐念相合也！然启超常持一论，谓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为陈胜、吴广，无自求为汉高，则百事可办。故创此报之意，亦不过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以俟继起者之发挥光大之。故以为天下古今之人之失言者多矣，吾言虽过当，亦不过居无量数失言之人之一，故每妄发而不自择也。先生谓毫厘之差，流入众生识田，将成千里之谬。得无视启超过重，而视众生太轻耶？以魂魄属大小囟之论，闻诸穗卿；拉丁文一年有成之言，闻诸眉叔。至今自思魂魄之论，觉有不安，而欧、印性理之学，皆未厝治，未能豁然。拉丁文之说，再质之眉叔，固亦谓其不若是之易也。此亦先生所谓示人以可歆，而反为人所借口者矣。变法之难，先生所谓一思变甲，即须变乙，至欲变乙，又须变丙，数语尽之。启超于此义，亦颇深知，然笔舌之间无可如何，故诸论所言亦恒自解脱。当其论此事也，每云必此事先办，然后他事可办；及其论彼事也，又云必彼事先办，然后余事可办。比而观之，固已矛盾，而其实互为先后，迭相循环，百举毕兴，而后一业可就。其指事责效之论，抚以自问，亦自笑其欺人矣。然总自持其前者椎轮、土阶之言，因不复自束，徒纵其笔端之所至，以求振动已冻之脑官，故习焉于自欺而不觉也。先生以觉世之责相督，非所敢承。既承明教，此后敢益加矜慎，求副盛意耳。《古议院考》乃数年前读史时偶有札记，游戏之作，彼时归粤，倚装匆匆，不能作文，故以此塞责。实则启超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实吾国虚骄之结习，初不欲蹈之，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自不免。得先生此论以权为断，因证中国历古之无是物，益自知其说之讹谬矣。然又有疑者，先生谓黄种之所以衰，虽千因万缘，皆可归狱于君主，此诚悬之日月不刊之言矣。顾以为中国历古无民主，而西国有之，启超颇不谓然。西史谓民主之局，起于希腊、罗马，启超以为彼之世非民主也。若以彼为民主也，则吾中国古时亦可谓有民主也。《春秋》之言治也有三世：曰据乱，曰升平，曰太平。启超常谓，据乱之世则多君为政，升平之世则一君为政，太平之世则民为政。凡世界，必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故其政也，必先多君而一君，而无君。多君复有二种：一曰封建，二曰世卿，故其政无论自天子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而皆可谓之多君之世（古人自士以上皆称君）。封建之为多君也，人多知之；世卿之为多君也，人恒昧之。其实其理至易明。世卿之俗，必分人为数等，一切事权皆操之上等人，其下等人终身累世为奴隶，上等之与下等，不通婚姻，不交语，不并坐，故其等永不相乱，而其事权永不相越。以启超所闻，希腊、罗马昔有之议政院，则皆王族世爵主其事。其为法也，国中之人可以举议员者，无几辈焉；可以任议员者，益无几辈焉。惟此数贵族展转代兴，父子兄弟世居要津，相继相及耳。至于蚩蚩之氓，岂直不能与闻国事，彼其待之且将不以人类。彼其政也，不过如鲁之三桓，晋之六卿，郑之七穆，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