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集-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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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与争能，惟不伐莫与争功，今此次报告文，若自矜其能而伐其功，此最足以先天下之望也。为海外人言，不妨如此，若在内地，必不可行，此弟子所以欲别撰一文也。弟子别撰一文，其大意欲揭三大纲：一曰上崇皇室，二曰下扩民权，三曰中摧不负责任之政府。即就此三义而畅发之，不必述自己之历史，而人亦孰不知之者。就此立论，先生谓何如？将来先生复皙子之信，则东京即［暨］上海之豪俊，能归心与否，将自此系焉。鄙意以为宜畅发“党于主义不党于人”之义，大约自陈政见如此。今诸君既与我同，而欲推我统率，我虽无似，又安敢辞？自今以往，惟尽瘁以忠于此主义，尽瘁以忠于本党，冀无负诸君推举之诚意云云。如此措词，似为最合。板垣、大隈等之对于会员，其就职演说，大率用此语，不可不仿之。（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与夫子大人书》）

　致罗惇曧书

（1911年11月26日）昨上一书，计达。不审已谒项城否？今日由使馆转来初三日明谕，敦促就道，奉读恻然！鄙人既确信共和政体为万不可行于中国，始终抱定君主立宪宗旨。欲救此宗旨之实现，端赖项城。然则鄙人不助项城，更复助谁？至旁观或疑为因大势已去，引身退避，此则鄙人平生所决不屑为者。鄙人既抱一主义，必以身殉之，向不知有疆御之可畏。昔者与不法之政府斗，率此精神；今日与不正之舆论斗，亦同此精神耳。项城若真知我，当不至以此等卑怯根性疑我也。至此次所以坚辞不就职者，凡办事贵期于有成，当不惟其名而惟其实，当用所长而不当用所短。吾自信项城若能与吾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虽然，今当举国中风狂走之时，急激派之所最忌者，惟吾二人，骤然相合，则是并为一的，以待万矢之集，是所谓以名妨实也。吾自问对于图治方针，可以献替于项城者不少。然为今日计，则拨乱实第一义，而图治不过第二义。以拨乱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而鄙人既以此自任，则必与政府断绝关系，庶可冀国民之渐见听纳。若就此虚位，所能补于项城者几何？而鄙人则无复发言之余地矣，此所谓弃长用短也。熟思审处，必当先开去此缺，乃有办法。望公以此意代达项城！项城明眼人，必能相喻于无言也。共和之病，今已见端，不出三月，国民必将厌破坏事业若蛇蝎，竭思所以易之，其时则我辈主义获伸之时也。而此三月中最要者，须保京师无恙，其下手在调和亲贵，支持财政，项城当优为之；次则因势利导，转变舆论，鄙人不敏，窃以自任。鄙人无他长，然察国民心理之微，发言骚着痒处，使人移情于不觉，窃谓举国中无人能逮我者。今所为文，已成者不少，惟当分先后，择时然后布之。如用兵然，前锋主力，相机而进，攻瑕不攻坚，避其朝往，击其暮归。今兹革军之奏奇功，得诸兵力者仅十之三，得之言论鼓吹者乃十之七。今欲补救固不可，然非与项城分劳戮力，则亦无能为役也。望公为达此意。名两浑。十月六日

　致康有为书

（1912年2月7日）夫子大人函丈：方驰昨笺，旋损今翰。F写途旅，则鲍明远之古树寒蓬，商略身世，则邱希范之莺飞草长，行路闻之，犹将感叹，而况弟子弱岁奉手，半生同患，自非木石，能勿恻衋！入冬以还，念我土宇，伤心如捣，虽复老莱午彩，强为欢笑，北海倾尊，闲杂戏谑，及至群动暂息，独居深念，未尝不怫郁激发，日求自试，构象索涂，累宵不螟。盖闻矇弗忘视，跛弗忘履，矧以盛年，久盗时誉，遘兹厄会，为世具瞻，岂其偷葸而思自绝，委舆诵于草莽，惮拯溺于援手者！然而上察天时，下审人事，静吉作凶，信而有征，安得不循素位居易之训，守潜德无闷之戒。夫任天下者，常犯险艰固也；然九败而冀一成，艰可靡恤，摩顶而利天下，险可毋避。若乃湛渊自殊，而以示勇，抱薪救火，而云效忠，智者不为，仁者亦不为。夫以本初健者，城府森峻，自谋最工，好臣所教，岂其护足，智不如葵。而乃欲与狐谋皮，遏猱缘木，安由心倾，但取齿冷，子胥近札，可为信谳，斯所未喻一也。又以河北诸将，保塞群酋，眷恋旧冠，不忍苴履，思运臂指，俾为捍城，然而一哄之怒，抟沙以散，附循非素，背水谁与，欲以见放湘累，坐谭西伯，拟尼父之应肸召，慕刘季之夺信军，斯所未喻二也。旧朝典军，一二狂童，羊狠狼贪，为国妖孽，三冢磔蚩，千刀F莽，匪惟众怒，实亦私仇，今欲有事于北，势且必与为缘。就令收跡弛之用，能范驰驱，何忍以倾城之姿，自蒙不洁？况乎赵帜一建，举国皆敌，内则冢中枯骨，作魑魅之喜人，外则江东狮子，承群盲而吠影。千夫所指，无疾而死；寡助之至，亲戚畔之。若以此为言，斯所未喻三也。龛暴略地，保境待时，关右窦融，钱唐武肃，本为上计，无俟烦言。然熏兹丹穴，既有待于臣佗，就彼黄金，复难期于五利，虽公孝坐啸，或不远嫌，而付奕钱神，空劳箸论。说食云何得饱，作茧只益自缠，斯所未喻四也。夫拯大难者不徇小节，怀远猷者不辞近怨，苟保大定功，于物有济，即粉躯隳誉，义犹当为。然自孙权坐大江东，吕蒙非复吴下，器械之利，彼此共之，怠奋之形，相倍犹未。岂得以如陵之甲，狎彼制梃！正恐睹愈风之檄，从此倒戈。既势绌于攻心，终技穷于画足。若以此为言，斯所未喻五也。且可静而不可动者，民情也。可乘而不可抗者，时势也。十年以来，人咸思汉，百日之内，运转亡胡。既非一朝一夕之故，又岂一手一足之烈？吾党夙怀投鼠忌器之忧，因乏遘螫断腕之勇，脱移突之见纳，信补牢之可期。今事势既移，前尘成幻，匪直留此虚器，不能已乱，正以悬兹射的，益用奖争。就令北方之强，可贾余勇，南风不竞，所至丧师，然攘臂者遍闾左，辍耕者阗陇畔，乃至备炊争歌小戎，国殇半为汪锜，嗟此血肉之躯，孰非羲轩之胤。其愚固不可及，在义乃所当矜。岂以害马之在群，而谓禽狝为当理。夫吾徒所志，宁非靖乱，靖之以致，乱且益滋。更阅岁时，伊于胡底！两虎同毙，渔入利焉，斯所未喻六也。综诸大理，还观我生，既未容铺糟啜醨，又安可扬汤止沸？故乃闲事文酒，毋以不乐损年。重理丹铅，庶几明夷待访。岂云巧避，盖多苦心。茹荼疗饥，匪求人喻。抱璞丧胫，终不自悔。今兹我国，譬彼中流。若豆剖终见，瓦全无冀，则吾侪虽欲焦头烂额，为事已迟。亡国之罪，当与旧朝君相新军士夫共分之。若幸借F鸡之势，或享失马之福，则竭才报国，岂患无涂。错节方多，索绹宜亟。此弟子所兢兢自勉，而欲与函丈共之者耳。若承迈往之诚，怵后时之戒，斯固心义，岂敢窃诽。惟揣驽骀，不任驱策。趋舍异路，怆悢何言。穷岁逼迫，而端交集。荒园易主，绕树无依。暂寄修椽，月日而已。吾师便赁庑箱根绝顶，管领湖山，亦得少佳趣，但苦细弱重累，虑难移巢相就。睽孤多感，我劳如何。尊札已命儿曹写副，分际君勉、孺博，想同兹恻恻也。腊不尽十日。弟子启超皇恐上言

　致袁世凯书

（1912年2月23日）先生阁下：欧阳公有言，不动声色，而厝天下于泰山之安。公之谓矣。三月以前，举国含生，汲汲顾影，自公之出，指挥若定，起其死而肉骨之，功在社稷，名在天壤，岂俟鲰生揄扬盛美者哉！今者率土归仁，群生托命，我公之所以造福于国家者，实仅发端，而国民所为责望于我公者，益将严重。启超以逋越余生，感非常知遇，又安敢徒作谀颂之辞，而不竭其翂翂，以图报称者耶。窃以为我公今后能始终其功名与否，则亦视乎财政之设施与政党之运画何如耳。今大事既定，人心厌乱，虽有殷顽，末从窃发，即一二拥兵自重者，其植基亦甚薄，不足以撼中央之威重，故军事上险艰，殆无复可虑。虽然，二十年来，国中民穷财尽，国家破产之祸，识者忧之已久，加以今兹军兴，百业俱废，东南膏腴之区，创痍遍野，当事之未定，人民怨愤有所寄，故生计之苦痛，亦强忍而暂忘之。过此以往，则沈瘵之病征，日益暴露，非得国手神药，有干瘪以毙亡已耳。国民生计之险象既如此，至于政府财政，比年以来岁入不足，已垂百兆，后此政费之增，有加无已，微论今兹南北两方临时军需填补不易也，而新共和之建设，每岁经常费必且无艺，使岁入仅如其旧，固已有举鼎绝膑之患，又况旧朝税强半应归裁汰，而新税源复无成算，并欲求如前此之所入而不可得耶！夫以今日而理中国之财，虽管仲、刘晏复生，亦不能不乞灵于外债，固也。虽然，外债能借得与否，即借得而遂能苏财政之困与否，皆视财政当局者之学识智略以为断。今日中国非借十万万以上之外债，不足以资建设，此有识者所同认也。然比者欲借数千万尚不知费几许唇舌，乃能就绪，遑论更进于此。固缘上下竭蹶情形曝露既久，抑其主因实由当局绝无规画，不足以取重于人也。昔俄之度相槐特氏举久涉破产之俄政府，不数年而苏甦之，尝循览其轨迹，未尝不借外债，而所以能得巨债者，则由日举其财政政策以炫耀于邻邦，使素封家深信赖之。夫岂无为其所卖者，然非槐特之思虑缜密，规模远大，亦安能卖人？启超于并世政治家中，最心仪其人，以为我国非得如槐氏者一二辈，盖不足以起衰而图治也。且借债而能善用之，固救国之圣药，而不能善用之，即亡国之祸根。今之论者，皆曰借债以投诸生产事业，虽多而不为害。斯固至言也。然有国者，安能举一切生产事业而垄断之于国家，且生产事业亦谁敢保其必无亏衄，况乎生产其名而浪费其实者，更数见不鲜也。是故借债而不得，固不免为今之波斯；借债而即得，又安见不为昔之埃及？今旧债偿还，缘乱愆期，友邦既啧有违言，倘新政府成立以后，不能立一有系统的财政计画，以昭示于天下，而取重于内外，恐干涉财政之噩梦，非久将现于实。夫至于干涉财政，则国家固蒙不可恢复之损失，而新政府之威望，与我公之功名，亦自此扫地尽矣。窃以为今世之理财与古代大异，若搜剔于锱铢，察察于簿书，虽极廉谨精核，无补于大计必也，合租税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冶为一炉，消息于国民生计之微，而善导之，利用之，庶几有济。此启超十年来所竭虑研究，而亟思得其人而语之者。（两年前曾草一《中国财政改革私案》，垂十万言，托人呈泽公，其曾省视与否，尚不可知，采择更无论矣。）在旧朝积弊深痼，无论何人当轴，固难期见诸施行，今百度革新，大贤在上，若他日得为芹曝之献，自效涓埃于万一，何幸如之。所谓财政设施问题者，此也。政党之论，今腾喧于国中，以今日民智之稚，民德之漓，其果能产出健全之政党与否，此当别论，要之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此殆不烦言而解也。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夫开明专制与服从舆论，为道若大相反，然在共和国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举开明专制之实。以公之明，于此中消息，当以参之极熟，无俟启超词费也。然则欲表面为仆而暗中为主，其道何由？亦曰访集国中有政治常识之人，而好为政治上之活动者礼罗之，以为己党而己。今国中出没于政界人士，可略分三派：一曰旧官僚派，二曰旧立宪派，三曰旧革命派。旧官僚派公之所素抚循也，除辍�冗佥壬决当淘汰外，其余佳士大率富于经验，宜为行政部之中坚。以入立法部，使竞胜于言论，殊非用其所长。夫以我公之位置运用行政部，非所忧也，最当措意者，思所以博同情于立法部而已。此其道固不可不求诸旧官僚派以外。旧革命派自今以往，当分为二。其纯属感情用事者，殆始终不能与我公合并，他日政府稍行整齐严肃之政，则诋议纷起。但此派人之性质，只宜于破坏，不宜于建设，其在政治上之活动，必不能得势力，其人数之多寡，消长无常，然虽极多，终不能结为有秩序之政党。政府所以对待彼辈者，不可威压之，威压之则反激，而其焰必大张；又不可阿顺之，阿顺之则长骄，而其焰亦大张；惟有利用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彼自归于劣败，不足为梗也。健全之大党，则必求之旧立宪党与旧革命党中之有政治思想者矣。虽然，即此两派人中，流品亦至不齐，有出于热诚死生以之者，有善趋风气随声附和者。善趋风气之人，不能以其圆滑而谓为无用也。政党道贵广大，岂能限以奇节，先后疏附，端赖此辈，多多益办，何嫌何疑。然欲植固党基，则必以热诚之士为中坚，若能使此辈心悦诚服，则尽瘁御侮，其势莫之与抗。若失其心而使之立于敌位，则不能以其无拳无勇也而易视之，虽匹夫可以使政府旰食矣。所谓政党运画问题者，此也。启超播越于外，十有余年，与祖国隔绝既久，一切情形多所隔膜，且生平未尝得任事，实际上之经验，缺乏殊甚，安足以语天下大计，况于久膺艰巨，算无遗策如我公者，更安敢哓哓为辽豕之献耶！顾夙服膺亭林“匹夫有责”之言，明知驽下，不敢自弃。数月以来，承我公不以常人相待，国士之报未尝或忘，既辱明问，用竭区区，交本非浅，自不觉言之深也。犹憾所怀万千，非楮墨能罄其一二耳。客冬事变之方殷，无日不欲奋飞内渡，以宣力于左右，徒以方处嫌疑之地，为众矢之的，恐进不以时，为知己累；又审我公大计既定，凡鄙见所怀欲陈者，早己次第实行，枵俎旁午之时，绵力亦末由自效，是以屡次方命，良用增惭。今感情之时代既去，建设之大业方始，谣诼之集，当不如前，驱策之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