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散文集-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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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适值新婚后过第一个中秋，自然要在家陪师母赏月，只有这位有反骨的体操老师来了。那晚大家都很痛快，谈的痛快，吃喝的痛快。体操老师似乎多喝了酒，公然当着许多同学，拍拍自己的反骨，哈哈大笑道：“快了！快了！〃
嘉兴府出过一位轰轰烈烈的革命党，陶焕卿。但在我到嘉兴中学时，陶早已牺牲。那时在嘉兴城里住的，似乎有范古农，只有绝少几个年纪大的老同学知道老师们有时到范府〃听讲佛经〃。我想，革命党如何信佛？他们大概是在范府上会见外地来的革命党，互通消息，讨论起义的时期和方案，而以〃听讲佛经〃为掩护罢。
终于，武昌起义的消息，由偶然到东门火车站买东西的一个四年级同学带回来了。立刻轰动全校。那天晚上，代数教员又到我们的宿舍闲谈，就有几位同学问他关于〃武昌起义〃的下文。他的回答也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后来临走时他指着自修室里的几位未剪辫的同学，包括我在内，用了证方程式的口吻说：“这几根辫子，今年不要再过年了。”给大家一次兴奋的，是第二天午饭后计仰先的〃闲谈〃。他一进自修室，就对装假辫的同学说：假辫子用不着了。接着他兴奋地谈了各地的消息，因说话太急，有点气喘，脸也涨红了。
当天下午就有几个同学请假出去，到东门车站去买上海报。这是等候上海开来的火车到站后，上车去和旅客情商，买他们手中的上海报。偶尔逢到有人下车来，那就几个同学围着他抢买。
但是第二天，全校的光头忽然都装上了假辫。据说是有一位走读的同学，光头上街，大受路人注目，说他是上海来的革命党，所以全校的光头不得不临时戒严。
接连几天，时局没有发展，也照常上课。但计仰先请了假，由代数教员代课。也仍然有同学到东门火车站去买上海报，但更难买到了。记得有一天，大概是星期六下午，只我一人在自修室，忽然体操教员来了，看见人少，似乎很扫兴，迟疑片刻以后，就叫我和他一同到东门去走走。我不知道上海来车何时到站，体操教员似乎也不知道，到了车站，上海来的火车刚刚过去，自然买不到上海报。体操教员很扫兴，就同我到车站附近一家小酒店吃酒，自然是他请客。我一滴酒也不能喝，除了吃菜，就教他吃螃蟹的方法。他打起台州腔，说了不少话，可是我大都不甚了了，只分明记得有一句：“这次，革命党总不会打败仗了吧？”他说这话时，神情是那么正经。
以后是学校里的空气紧张起来了，不为别的，而是为了领不到经费了。提前放假的呼声也提出来了，而上海光复的消息促成了提前放假的实现。离校回家的早晨，我听得同学们传说，光复上海的志士们中间有我们的几何教师计仰先。并且听说杭州也光复了，这也有计仰先在内。我到家时的第一句话是：杭州光复了！
此时乌镇的驻防同知是个旗人，因而大家怕要流血。但商会筹得一笔款子送给那旗人，他也就悄悄地走了。商会义办了商团以防土匪，商团的枪枝是驻防同知留下的。
以后学校来信通知开学了。我到校时，才知道几位老革命党其中有计仰先和三位国文教员（朱仲璋不在内）都另有高就。校长方青箱任嘉兴军政分司，更忙，校务由一位新来的学监陈凤章负责。这位学监说要整顿校风，巡视各自修室，自修时间不许学生往来和谈天。我觉得〃革命虽已成功〃，而我们却失去了以前曾经有过的自由。我们当然不服，就和学监捣乱，学监就挂牌子，把捣乱的学生记过，我是其中之一。大考完了以后，我、凯叔和一些同学，游了南湖，在烟雨楼中喝了酒，回校后就找学监质问：凭什么记我们的过？还打碎了布告牌。我不曾喝酒，也不曾打布告牌，然而我在大考时曾把一只死老鼠送给那位学监，并且在封套上题了几句《庄子》。
我回家后约半个月，学校里寄来了通知，给我以〃除名〃的处分，但还算客气，把我的大考成绩单也寄来了。这个通知，是母亲先看到的，她十分生气，问我在学校做了什么坏事。我说，没有。母亲不信，派人请凯叔来。不料凯叔来到，不等母亲开口，便取出一张通知给母亲看。母亲一看，是同样的除名通知。于是凯叔把事情经过详细说了一遍。母亲听说是反对学监的专制而被除名，就不生气了。只问我，今后到何处去读书。我不想回湖州中学，一时无话可答。母亲说，“到何处去，一时不忙，只是年份上不能吃亏，你得考上四年级下学期的插班生。〃
后来，凯叔转学到湖州中学去了。
湖州光复，却全仗湖州中学的学生军。沈谱琴也担任湖州军政分司。这是费表叔从湖州回来后说的。
我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到杭州去。我并没一定的目标，但知道杭州有二、三个中学（包括一个教会办的）。母亲却怕我一个出远门，许多事不熟习，首先是住在什么地方。我家纸店的经理听说我要到杭州去投考学校，就说，杭州一家纸行，和我家纸店每年有二、三千大洋的交易，纸行的收帐员一年两度来乌镇收帐，彼此极熟。他写封信给这收帐员，包管可住在纸行。
母亲觉得可靠，就让我一人去了。此时是阴历十一月，正冷，母亲叫我穿了羊皮袍去。我到了杭州，找到了那纸行，拿出介绍信，一个五十来岁穿猫皮袍子的人自说他就是常到乌镇收帐的人，而且仿佛还见过我。这个纸行规模不小，有客房，收帐员引我进一间房，说，你们店的经理来看货样，就住在这间房。
住定以后，我找报纸来看，才知道只有私立安定中学招考插班生。第二天上午纸店派一个学徒送我到葵巷的安定中学。出我意外，要插四年级下学期的，只有我一人。考试很简单，只考国文、英文。我怕纸行的学徒等得不耐烦，匆匆忙忙完卷，留下住址，就回纸行。这时我考虑，是在纸行等候考试结果呢，还是先回家去。纸行老板此时也知道我是乌镇泰兴昌纸店的小老板，便留我多住几天，派那个收帐员陪我游了西湖，还在楼外楼吃了饭，这都是纸行老板请客。据纸行老板说，私立安定中学的校长姓胡，是个大商人，住宅有花园，花园里有四座楼，每座楼住一个姨太太。他办这安定中学是要洗一洗被人呼为铜臭的耻辱。隔了一天，安定中学通知，我已被录取。这时我自然高兴，但归心如箭，急要把这好消息告诉母亲。
到家后，母亲就打点我到杭州求学该带什么东西，我却专心读《昭明文选》。以后每逢寒假暑假回家，我就读《昭明文选》，从头到尾，大概读了两遍，恐怕还不止。
寒假已完，我到安定中学。当时不像现在那样，甚至也不像北洋军阀时代那样，公立学校没有通用的固定课本，教师爱教什么就教什么，私立学校更不受约束。私立安定中学的校长想与杭州中学比赛（按：杭、嘉、湖三府的中学，后皆改称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浙江省立第二中学校，浙江省立第三中学校，其他各府中学也都照改，始于何年，我记不清了），凡是杭州的好教员都千方设法聘请来。当时被称为浙江才子的张相（献之）就兼教三校（安定、一中，另一教会办的中学）的国文课，另一个姓杨的，则兼两校（安定而外，也在教会办的中学教国文）。张献之老师教我们作诗、填词，但学作对子是作诗、词的基本工夫，所以他先教我们作对子。他常常写了上联，叫同学们做下联，做后，他当场就改。
张先生说，昆明大观楼的长联，恐怕是最长的了。他在黑板上写此长联共一百八十字：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
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
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州，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
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倾晴沙，九夏芙
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
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
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
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
雁，一枕清霜。
张先生并将长联逐句作了解释。然后叫大家就西湖风光也来做一对长联。大家乱凑一阵，始知求长不难，难在一气呵成，天衣无缝。
张先生曾就西湖的楼台馆阁所挂的对联表示他的意见。他认为〃翠翠红红处处莺莺燕燕，风风雨雨年年暮暮朝朝〃这对联虽见作者巧思，但挂在西湖可以，挂在别处也可以；只要风景好的南方庭院，都可以挂，这是此联的弱点。西湖上的苏小小坟，只是一个小小的土馒头。覆盖此坟者，是一个小的石亭，有八根石柱，上面刻满各种对联。这些对联都不曾署名，都是赞美苏小小的（按：苏小小是南平时一个侠妓。又嘉兴县前有苏小小坟，云是晋妓，不知是一人或二人也）。张献之老师则独称许一个短联：“湖山此地曾埋玉，风月其人可铸金〃。并解释道：湖山对风月，妙在湖山是实，风月是虚，元曲中以风月指妓女者甚多，风月即暗指墓中曾为妓。地对人，亦妙，天地人谓之三才。铸金，杂书谓越王勾践灭吴后，文种被杀，范蠡泛五湖去，勾践乃铸金为范像，置于座右。铜，古亦称金，不是今天所说的金。说苏小小可铸金，推重已极。张先生还就本地风光说：南宋称杭州为临安，以为首都，于是他在黑板上写一首七律，以作怀古诗的示范。这首诗，我记不清是张先生自作的呢，或是前人所作，但诗的前六句（律诗八句）我至今还记得：“大树无枝向北风，十年遗恨泣英雄；班师诏已来三殿，射虏书犹说两宫。每忆上方谁请剑，空嗟高庙自藏弓。〃
张先生说〃上方谁请剑〃是倒句，意即谁请上方剑，诗词中此种例句甚多。上方对高庙以物对人甚妙。高庙即南宋的第一个皇帝高宗。这首诗对高宗有讥讽之意。
张先生经常或以前人或以自己所作诗词示范，偶尔也让我们试作，他则修改。但我们那时主要还是练习作诗词的基本功：作对子。张先生即以此代其他学校必有的作文课。
张献之先生后来曾任中华书局编辑，他的著作，今尚印行者为《诗词曲语辞汇释》，这是一部工具书。
另一个国文教员姓杨，他的教法也使我始而惊异，终于很感兴趣。他讲中国文学发展变迁的历史。他从诗经、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杂剧、明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明传奇（昆曲），直到桐城派以及晚清的江西诗派之盛行。他讲时在黑板上只写了人名、书名，他每日讲一段，叫同学们做笔记，然后他看同学们的笔记，错了给改正，记得不全的给补充。这就是杨老师的作文课。我最初是在他讲时同时做笔记，后来觉得我的笔无论如何赶不上杨先生的嘴，尽管他说得很慢。于是我改变方法，只记下黑板上的人名、书名，而杨先生口说的，则靠一时强记，下课后再默写出来。果然我能够把杨先生讲的记下十之八、九。
除了张献之老师和杨老师，安定中学的历史地理教员都不错，教数学的不及嘉兴中学，教物理、化学的都是日本留学生。
一年半的时间很快过去了。一九一三年夏，我在杭州私立安定中学毕业了
卷五 往事自叙 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的三年
中学毕业后，摆在我面前的就是以后的求学问题。母亲早有个计划。外祖母给她的一千两（大约等于当时的银币一千五百元），自父亲逝世后存在本镇的钱庄上，至此时连本带息共约七千元之数。母亲把七千元分作两股，我和弟弟泽民各得其半，即三千五百元。因此，她认为我还可以再读书三年。中学毕业，当然要考大学。母亲本订阅上海《申报》，《申报》广告栏上登有上海及南京的大学或高等学校招生的广告，也登着北京大学在上海招考预科一年级新生的广告。母亲因为卢表叔此时在北京财政部工作，我若到北京，卢表叔会照顾我，因此，她就决定我去北京大学求学。七月下旬我到上海，住在堂房祖父开的山货行中（他是曾祖父八个兄弟中最小一个兄弟的儿子）。这时我才知道北京大学预科分第一类和第二类。第一类将来进本科的文、法、商三科，第二类将来进本科的理工科。报第一类的，只考国文与英文。我自知数学不行，就选择了第一类。
考试分两天，都在上午。第一个上午考国文，不是作一篇论文而是回答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的文学、学术的源流和发展。第二个上半天考英文，考题是造句、填空（即一句英语，中空数字，看你填的字是否合格，合格了也还有用字更恰当与更优美之别）、改错（即一句中故意有错字，看你是否能改正，或改得更好），中译英，英译中。最后还有简单的口试。
考试完毕，堂房叔祖（可惜我记不其他的名字，只记得是个跛脚）留我多住一、二天，派山货行的学徒陪我游了上海邑庙等。此时上海电力公司供电不足，电灯用户极少，堂叔祖的山货行用的是煤气灯。
我回家后，天天留心看《申报》。因为被录取者将在《申报》广告栏刊登姓名。等了约一个月，果然刊登出来了，却是沈德鸣，家里猜想鸿鸣字形相近，故而错了。幸而不久，学校来了通知，这才知道我考上了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
这是一九一三年夏。北京大学由京师大学改名为北京大学后第一次招收预科生，而且第一次到上海来招生，这对于长江以南各省中学毕业生想考北京大学者，是一大方便。
这年我虚岁十八，实岁十七。
四叔祖吉甫（即凯叔之父）在上海一大商人那里做家庭教师，实际上却代这大商人写同行中来往的信件，尤其是这个大商人巴结官府的禀帖。
四叔祖在上海遇到一家姓谢的，叙述家世，原来这姓谢的父亲也和曾祖父同在梧州做官，因而彼此间凭此世谊，往来亲密。四叔祖知道谢家一个儿子名唤砚谷的，也考取了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