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散文集-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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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思想〃（原话虽不是这样说的，意思是这样）。有一句话，我是记得很清楚的，鲁迅说：“我们有些人恐怕现在从左边上来，将来要从右边下去的。〃这话很尖锐，给我印象很深。后来果然如此，如成立时参加的杨邨人后来就成了叛徒。鲁迅讲完后就散会了，两、三人分批走的。
除了这个会，还有些小会，二三人参加，都不是在个人家中开，而是在公共场所，如在咖啡店。此外为了配合各种纪念活动，常常是大家分头活动，如纪念五一节，纪念文章登不出来，是在马路上贴贴标语。
“左联〃其他活动是办一个刊物，最初名为《前哨》，只出了一期。这一期内容全部是关于五作家被害的事。这是秘密出版的，经费是由〃左联〃成员中经济情况好一些的量力捐助。《前哨》出了一篇改名《文学导报》，这个刊物完全是鲁迅领导的，文章也都是经过鲁迅看过的，定稿是鲁迅决定的。
一九三一年上半年，五烈士被捕后，“左联〃活动减少了，后来就改变一种活动方式，一些青年成员，想法找一些学生或工人同他们交朋友，目的不是介绍他们进〃左联〃，而是向他们作政治宣传，后来连这也不能进行了。
这时周扬还没有进〃左联〃，冯雪峰是书记处的成员，这一年下半年或是第二年上半年冯雪峰找过我，对我说，你也来担任一期执行书记。我说：我不熟悉情况，恐怕不行。他说：可以试试看。因此我也担任过一个月的执行书记。〃左联〃成员做宣传工作的，要定期向执行书记汇报，可能一个月内开一两次小会。
自五作家被捕后，〃左联〃可以说没有什么发展。一九三二年后，白色恐怖更加厉害，发展工作就完全停顿了。
大家住的地方彼此都保密的，当然熟人之间不保密，对不熟的人就保密。鲁迅和我住的地方，我们彼此不保密，我们书信一般由书店转，鲁迅由内山书店，我由开明书店。我原来住景云里，后来鲁迅搬新建的大陆新村，他告诉我，大陆新村还有空房子，我后来也搬去了。他住在大陆新村第一弄，我住在大陆新村第三弄。
周扬从日本回来以后，加入〃左翼戏剧界联盟〃，后来冯雪峰把他拉进〃左联〃。但是不久他们之间闹了矛盾，冯雪峰就离开了〃左联〃（这事情大概发生在一九三三年，也许我记错了。）周扬他们主持〃左联〃工作以后，由于白色恐怖，就不开全体成员会了，凡事也不再向鲁迅请示。此后，鲁迅领导〃左联〃，不过是名义而已。
二关于〃左联〃解散
大约一九三六年正月头上或一九三五年底，那时上海已经有了统一战线的组织，拿抗日救国作旗帜，组织了〃文化界抗日救国协会〃，包括律师、记者、杂志编辑、学术工作者，主要人物有沈钧儒、邹韬奋，另外还有个别的工商界人士如章乃起等等（抗日战争以后叫〃救国会〃），但是，没有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
一九三五年底或一九三六年初，郑振铎找我说，夏衍要找我谈一下。我与夏衍来往很少，与周扬、田汉、阳翰笙都不大往来。我问郑振铎，夏衍找我有什么事？郑说，夏衍没说。郑振铎是暨南大学教授，是商务印书馆董事并编译所长高梦旦的女婿，国民党特务不会注意他的，在他家里谈话是保险的，所以我就约夏衍在郑家里谈话。谈话重点：夏衍讲中央号召要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文化界已有了，文艺界目前还没有，准备组织一个范围大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夏衍说，他们已经与好多方面联系过，〃礼拜六派〃也答应加入。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不管他文艺观点如何，只要主张抗日救国都可以参加，打算叫做〃文艺家抗日协会〃，或〃文艺家协会〃，名称没定。夏衍说，这事要征求鲁迅意见，但鲁迅不肯见他们，所以只好找我把这意思转告鲁迅。他问我对新组织有什么意见。我说：我与鲁迅谈过再说。他说：第二个问题是〃左联〃要解散。如果不解散〃左联〃，人家以为这新组织就是变相的〃左联〃，有些人就害怕，不敢来参加了，那么统战范围就小了。夏衍还讲了一些其他的事，大概是已经有多少人参加之类。我说，我可以把这两个问题转告鲁迅。夏衍又问几天以后听回音，我说三天后仍在郑振铎家会面。夏衍走后，我问郑：他们找过你没有，他们连〃礼拜六派〃都找了。郑说：也和我谈了，我不是〃左联〃成员，我无所谓。郑对要拉〃礼拜六派〃不放心，以为如果这样办，那么乱七八糟的人都可以进来了。
我忘了是当天还是第二天，我就去告诉鲁迅。鲁迅说：组织抗日统一战线容纳〃礼拜六派〃进来也不妨，如果他们进来以后不抗日救国，可以把他们开除出去。说到解散〃左联〃，鲁迅不赞成。他说，统一战线要有个核心，不然要被人家统了去，要被人家利用的。鲁迅说：“左联〃应该在这个新组织中起核心作用，至于夏衍说不解散〃左联〃，则有些人要害怕这个新组织，不敢加入，如果这些人这样胆小，那么抗日也是假的。我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下次我和夏衍见面，就把你的意见告诉他。三天后，我和夏衍会面，我把鲁迅的意见讲了。夏衍说：我们这些人都在新组织里头，就是核心。我说：我是赞成鲁迅意见的，现在我可以把你这话转告鲁迅。这次，鲁迅只说一句话：“对他们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我就托郑把这句话转告夏。夏衍等因为鲁迅不赞成解散〃左联〃，也就把解散〃左联〃和成立新组织的事拖下来了。后来，他们在一个期刊（他们办的）上登了一个消息，大意说〃左联〃已经完成历史任务，没有存在的必要，从此解散。是什么期刊，我记不得了。
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说的中央批准解散〃左联〃是上海临时中央。临时中央是哪些人，我搞不清楚，〃长征〃以后，他们与中央的联系就中断了。
三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
一九三六年春天，周扬、夏衍等已提出〃国防文学〃、“国防音乐〃等口号，我和鲁迅也是谈过的。鲁迅说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我们可以用，国民党也可以用。至于周扬他们的口号内容实质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还要看看他们的口号下面卖的是什么货色。不久《赛金花》就出来了。鲁迅说，原来是这个货色，哈哈大笑。
那时夏衍常找我和郑振铎，我问过他，你们提〃国防文学〃的口号根据是什么。他说，根据中央的精神，在《救国时报》上有党驻第三国际代表（就是王明）写的文章，其中提到〃国防文学〃，又说看到〃INPREGO〃（中文应译为《国际时事通讯》，是第三国际出的期刊，用英、德、法、西班牙等文字出版），英文版也有这口号，即〃Literatureofnationaldefence”（中文即〃国防文学〃）。夏衍这样引证，表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不是他们杜撰的。
一九三六年四月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一天我到鲁迅那里去谈别的事，临走时鲁迅谈到口号的问题，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太笼统，意义含混不清；又说他们拟了一个新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说这个新口号和冯雪峰他们都谈过，问我意见如何。我说很好，没意见，并劝鲁迅自己写一篇文章，正式提出这个口号来，这样才有力量。因为周扬他们说〃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根据中央指示提出的，所以我主张鲁迅出面写文章，提出新口号。鲁迅说也可以，但近来身体不大好，慢慢儿来吧。
大约两个星期后，胡风在他们的小刊物上，写了一篇文章，把这个新口号提出来，丝毫不提这口号是鲁迅提的。郑振铎告诉我，我大为惊异，就去找鲁迅。鲁迅说：他昨天才知道。我说：你没有写，为什么胡风写呢？鲁迅说：上次我和你说过之后，胡风自告奋勇，要写这篇文章。但胡风写了后，也不给鲁迅看，就发表了。我说：胡风不应该这样做的，第一，写出文章没有给你看，第二，文章中没有提鲁迅的名字，使读者以为这个新口号就是胡风提的。胡风这个人相当复杂，这篇文章解释新口号也不全面。我仍劝鲁迅写文章，谈这个新口号，纠正胡风的缺点。但后来鲁迅还是没有写，因为那时鲁迅身体已经不太好，经常发低烧。他只用口述，冯雪峰笔录的方式写答托派的信，以及《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的短论。
徐懋庸给鲁迅的信，也是在这时来的，鲁迅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信。两个口号的问题在此信中有了详尽的阐述。
四鲁迅在景云里情况
一九二七年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住在景云里，当时我也住在景云里。还有周建人、叶圣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好多人都住在那里。从我的屋子的凉台上就可以看到鲁迅的家。鲁迅曾来我家看过我一次。当时我家里人曾放空气，说我从武汉出来就到日本去了，告诫我不要出门，因此我没有到过鲁迅寓所。我在这里写了《幻灭》、《追求》、《动摇》。当时我爱人正在生病。第二年夏，我真的到日本去了。
鲁迅一般多在晚上工作，拂晓方睡。
五关于贺长征电
鲁迅贺〃长征〃电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时史沫特莱和我们来往密切。史沫特莱是德国人，后来入了美国籍，德文、英文都好。她一九二七年前后到中国，住上海。她来上海的公开身份是德国的《佛兰克福汇报》的特派记者。史沫特莱交游广阔，其中有孙夫人、新西兰的共产党人路易·艾黎、埃·斯诺。后者我在鲁迅家里遇见过。当时斯诺正请鲁迅选编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并由鲁迅写一个小引。斯诺把这本短篇小说集译为英文，后来在美国出版。
关于毛主席率领红军长征的胜利，国民党是封锁消息的，上海一般人直到很晚才知道。一天我到鲁迅那里谈别的事，临告别时，鲁迅说史沫特莱昨来告知，红军长征胜利，并建议拍一个电报到陕北祝贺。我当时说这很好，却因为还有约会，只问电报如何发出去。鲁迅说，我交给史沫特莱，让她去办就是了；又说电文只要短短几句话。当时我实未见电文原稿，因为鲁迅还没起草，以后因事忙，把此事忘了，没有再问过鲁迅，也没有问过史沫特莱。不知史沫特莱如何把这个电报拍出去的，现在相传是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的，这只是猜想而已。
史沫特莱曾应鲁迅之请，用英文给鲁迅翻印的《珂勒惠支木刻集》写了序言，由我译成中文。
六关于鲁迅的病
一九三五年十月革命节后一天（十一月八日），史沫特莱通知我，这天晚上，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邀请少数人参加酒会，这是不公开的，总领事馆在十一月七号举行过公开的庆祝酒会。史说，也邀请了鲁迅。届时她自己开小轿车来接我。就这样，当天气时后，我们到了总领事馆。
所谓少数人中，有孙夫人、廖夫人（何香凝），也有路易·艾黎。大家随便谈谈，吃点东西。就在那时，史沫特莱把我拉到一边说：我们大家都觉得鲁迅有病，脸色不好看，我们也知道中国文坛上的纠纷，他心情不愉快，我们想他顶好到苏联去休养，如果他同意的话，全家都可以去，一切旅行的问题，我们来办。她叫我同鲁迅谈谈，如果去的话，苏联方面早已作了准备，保证生活上一点麻烦也没有。第二天我就对鲁迅说了。鲁迅不愿去。他说，他并不觉得有病，而且到了苏联的话，即与中国隔绝，中国报纸要隔好久才可以看到，而且不懂俄文，总觉得不方便。而且有人就会造谣说他是逃避战斗而出国的。他要在国内坚持战斗。鲁迅叫我把他的这些意见转告史沫特莱。以后史沫特莱不再提鲁迅出国的事，而谈鲁迅的健康状态，她认为鲁迅得的是肺病。她有两个朋友，都是肺病专家，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美国人，都是很可靠的。她要我转告鲁迅，让这两个专家诊一下。但鲁迅不同意，因为鲁迅一向由须藤医生诊治，一旦又请别人诊断，似乎不信任须藤了，鲁迅觉得这不是待朋友之道。一九三五年底到一九三六年春，鲁迅经常有低烧，须藤经常给他注射，但仍有低烧。许广平也曾劝过鲁迅，可否叫这两位医生来诊断一下，但鲁迅坚不同意。
一九三六年四月，冯雪峰从陕北回上海，他帮同许广平说服了鲁迅。五月末的一天，冯雪峰找我，要我立即找史沫特莱转请那两位医生。我给史沫特莱打电话，恰巧一打就通了。史沫特莱说她马上去找医生，叫我先到鲁迅家等候。我到鲁迅家不久，史沫特莱同D医生也到了。我在楼下接待他们。D医生问：病人懂几国文字？史沫特莱说：日文很好，德文可以看书，不懂英文。医生说那么我们用英语交谈吧。上了二楼，D医生听诊以后，走到史面前，那时鲁迅躺在床上，面向窗，史和我站在窗前。史问大夫病情如何，大夫问答说：“严重。〃史又问严重到什么程度？医生答：“恐怕过不了年。〃史沫特莱这时忍不住流下眼泪。医生又说，鲁迅不光有肺病，还有其他病，需要详细检查。他建议找一个设备好的外国人办的医院，开个病房，由他诊治，只借用该医院的设备；病人如同意，马上就可以办。医生先走了。我同史沫特莱商量，我们只能把大夫说的住院详细检查的话告诉鲁迅，其他的话只能悄悄的告诉许广平。于是我就这样对鲁迅说了，可是鲁迅不信，他说你们骗我，大夫一定说得很严重，我看见史沫特莱哭了。鲁迅不同意去住院检查。但是以后不多几天，他果然病得连日记也不能写了，直到七月初方又渐渐好转。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向往苏联〃的一章中讲到一九三二年鲁迅到北京，曾准备到苏联。据我了解，一九三二年鲁迅去北京，是准备去苏联的，是去参加国际作家大会。这个大会在苏联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城召开。当时本来就在苏联的肖三参加了这个会。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也讲到鲁迅到苏联领事馆并看了电影，这不是我讲的那一次，而是另一次，大概在一九三五年五一节。
鲁迅也曾准备到日本疗养，这是在鲁迅大病之后。许广平也同我谈过，到苏联去路太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