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心集-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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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为什么要干这一手把戏呢？答案是：那时的留学生没有现在这么阔气，社会上大抵以为西洋人只会做机器——尤其是自鸣钟——留学生只会讲鬼子话，所以算不了“士”人的。因此他便来铿锵一下子，铿锵得吴汝纶也肯给他作序，这一序，别的生意也就源源而来了，于是有《名学》，有《法意》，有《原富》等等。但他后来的译本，看得“信”比“达雅”都重一些。
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译经的简单的标本，有金陵刻经处汇印的三种译本《大乘起信论》，⒅也是赵老爷的一个死对头。
但我想，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的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而其中的丙，则在“读者”的范围之外，启发他们是图画，演讲，戏剧，电影的任务，在这里可以不论。但就是甲乙两种，也不能用同样的书籍，应该各有供给阅读的相当的书。供给乙的，还不能用翻译，至少是改作，最好还是创作，而这创作又必须并不只在配合读者的胃口，讨好了，读的多就够。至于供给甲类的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自然，这所谓“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这样费解，怎样还可以称为翻译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远的例子，如日本，他们的文章里，欧化的语法是极平常的了，和梁启超做《和文汉读法》时代，大不相同；近的例子，就如来信所说，一九二五年曾给群众造出过“罢工”这一个字眼，这字眼虽然未曾有过，然而大众已都懂得了。
我还以为即便为乙类读者而译的书，也应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必须这样，群众的言语才能够丰富起来。
什么人全都懂得的书，现在是不会有的，只有佛教徒的“”字，据说是“人人能解”，但可惜又是“解各不同”。就是数学或化学书，里面何尝没有许多“术语”之类，为赵老爷所不懂，然而赵老爷并不提及者，太记得了严又陵之故也。说到翻译文艺，倘以甲类读者为对象，我是也主张直译的。我自己的译法，是譬如“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虽然不顺，也决不改作“日落山阴”，因为原意以山为主，改了就变成太阳为主了。虽然创作，我以为作者也得加以这样的区别。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所以在现在容忍“多少的不顺”，倒并不能算“防守”，其实也还是一种的“进攻”。在现在民众口头上的话，那不错，都是“顺”的，但为民众口头上的话搜集来的话胚，其实也还是要顺的，因此我也是主张容忍“不顺”的一个。
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译者和读者，都有很大的益处。不过这些只能使甲类的读者懂得，于乙类的读者是太艰深的。由此也可见现在必须区别了种种的读者层，有种种的译作。
为乙类读者译作的方法，我没有细想过，此刻说不出什么来。但就大体看来，现在也还不能和口语——各处各种的土话——合一，只能成为一种特别的白话，或限于某一地方的白话。后一种，某一地方以外的读者就看不懂了，要它分布较广，势必至于要用前一种，但因此也就仍然成为特别的白话，文言的分子也多起来。我是反对用太限于一处的方言的，例如小说中常见的“别闹”“别说”等类罢，假使我没有到过北京，我一定解作“另外捣乱”“另外去说”的意思，实在远不如较近文言的“不要”来得容易了然，这样的只在一处活着的口语，倘不是万不得已，也应该回避的。还有章回体小说中的笔法，即使眼熟，也不必尽是采用，例如“林冲笑道：原来，你认得。”和“原来，你认得。——林冲笑着说。”这两条，后一例虽然看去有些洋气，其实我们讲话的时候倒常用，听得“耳熟”的。但中国人对于小说是看的，所以还是前一例觉得“眼熟”，在书上遇见后一例的笔法，反而好像生疏了。没有法子，现在只好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为四不像的白话。这白话得是活的，活的缘故，就因为有些是从活的民众的口头取来，有些是要从此注入活的民众里面去。
临末，我很感谢你信末所举的两个例子。一，我将“……甚至于比自己还要亲近”译成“较之自己较之别人，还要亲近的人们”，是直译德日两种译本的说法的。这恐怕因为他们的语法中，没有像“甚至于”这样能够简单而确切地表现这口气的字眼的缘故，转几个弯，就成为这么拙笨了。二，将“新的……人”的“人”字译成“人类”，那是我的错误，是太穿凿了之后的错误。莱奋生望见的打麦场上的人，他要造他们成为目前的战斗的人物，我是看得很清楚的，但当他默想“新的……人”的时候，却也很使我默想了好久：（一）“人”的原文，日译本是“人间”，德译本是“Mensch”，都是单数，但有时也可作“人们”解；（二）他在目前就想有“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希望似乎太奢，太空了。我于是想到他的出身，是商人的孩子，是智识分子，由此猜测他的战斗，是为了经过阶级斗争之后的无阶级社会，于是就将他所设想的目前的人，跟着我的主观的错误，搬往将来，并且成为“人们”——人类了。在你未曾指出之前，我还自以为这见解是很高明的哩，这是必须对于读者，赶紧声明改正的。
总之，今年总算将这一部纪念碑的小说，送在这里的读者们的面前了。译的时候和印的时候，颇经过了不少艰难，现在倒也退出了记忆的圈外去，但我真如你来信所说那样，就像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并且由他想到儿子的儿子。还有《铁流》，我也很喜欢。这两部小说，虽然粗制，却并非滥造，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实在够使描写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美文”，在这面前淡到毫无踪影。不过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样，以为这只是一点小小的胜利，所以也很希望多人合力的更来绍介，至少在后三年内，有关于内战时代和建设时代的纪念碑的的文学书八种至十种，此外更译几种虽然往往被称为无产者文学，然而还不免含有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如巴比塞⒆）和基督教社会主义⒇的偏见（如辛克莱）的代表作，加上了分析和严正的批评，好在那里，坏在那里，以备对比参考之用，那么，不但读者的见解，可以一天一天的分明起来，就是新的创作家，也得了正确的师范了。
鲁迅
一九三一，十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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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六月《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一号。发表时题为《论翻译》，副标题为《答J．K．论翻译》。J．K．即瞿秋白。他给鲁迅的这封信曾以《论翻译》为题，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二十五日《十字街头》第一、二期。
②Z同志指曹靖华，河南卢氏人，未名社成员，翻译家。当时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任教，译有《铁流》等。
③“教堂斯拉夫文”即教会斯拉夫文，是十一至十七世纪东部斯拉夫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和南部斯拉夫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鲁特人）在祷告时使用的语文。在俄国，这种文字曾广泛用于宗教性著作和学术著作，对十八世纪以前的俄语有过很大的影响。
④洛莫洛莎夫（1711～1765）通译罗蒙诺索夫，俄国学者，著有《俄国语法》等。现代俄国文学语言即由他开始建立，经过普希金而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普希金（1799—1837），俄国诗人，著有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小说《上尉的女儿》等。
⑤译须信雅达，文必夏殷周严复（几道）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三者（按即信、达、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又吴汝纶为《天演论》作《序言》中有“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等语。
⑥“严译名著”指严复所译英国赫胥黎《天演论》、英国亚当·斯密（1723～1790）《原富》、英国甄克思（1861～1939）《社会通诠》、英国穆勒（1806～1873）《群己权界论》、法国孟德斯鸠（1689～1755）《法意》、英国斯宾塞（1820～1903）《群学肄言》、英国耶方思（1835～1882）《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书。这些书曾陆续出版，一九二○年前后商务印书馆把它们汇集重印，总称《严译名著丛刊》。
⑦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这是对赵景深翻译主张所作的归纳，参看本书《几条“顺”的翻译》及其注②。
⑧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学者，清末维新运动领导者之一。他用浅显的文言著述，撰有《饮冰室文集》。鲁迅复信中提到的《和文汉读法》，是他写的一本供中国人学日语用的书。
⑨“仓颉”相传是黄帝的史官，我国最初创造文字的人。
⑩茀理契（1870～1927）苏联文艺评论家、文史学家，曾为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写了《代序——一个新人的故事》。
⑾J．K．即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他曾主持召开“八月七日党中央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书记时，犯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一九三五年三月在福建游击区被国民党逮捕，同年六月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杀害。
⑿“强聒不舍”语见《庄子·天下》：“强聒不舍者也。”
⒀“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语见《论语·卫灵公》。
⒁桐城气息指桐城派的文章风格。清代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主张师法先秦两汉及唐宋八大家的作品，讲义理、考据、词章，他们的创作形成一种文学流派。因为方、姚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
⒂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后期作家。
⒃严复关于“达癲”的话，见《天演论·译例言》，原文说：“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背）本文。题曰达癲，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⒄什法师（344～413）即鸠摩罗什法师，我国后秦高僧，佛经翻译家。原籍天竺（古印度），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他和弟子八百多人，曾用意译的方法，译出佛经七十四部，共三八四卷。
⒅《大乘起信论》解释大乘教理的佛教经书。相传为古印度马鸣著，我国有南朝梁真谛和唐代实叉难陀的译本。南京金陵刻经处一八九八年曾出版收有这两种译文的《大乘起信论会译》。
⒆巴比塞（H．Barbusse，1873～1935）法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火线》、《光明》及《斯大林传》等。
⒇基督教社会主义十九世纪中叶在欧洲形成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它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