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心集-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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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深奥，也许是；那么便是我的学力不够。但是这一类宣传的书，如什么卢那卡尔斯基、蒲力汗诺夫、婆格达诺夫之类，最使我感得困难的是文字。其文法之艰涩，句法之繁复，简直读起来比读天书还难。宣传无产文学理论的书而竟这样的令人难懂，恐怕连宣传品的资格都还欠缺，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无产文学的理论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我现在批评所谓无产文学理论，也只能根据我所能了解的一点点的材料而已。”

（22）婆格达诺夫（1873～1928）通译波格丹诺夫，苏联唯心主义哲学家。曾一度加入布尔什维克，一九一八年提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的主张。他的《无产阶级诗歌》、《无产阶级艺术的批评》、《宗教、艺术与马克斯主义》等三篇论文曾译成英文，载英国伦敦《劳动月刊》，后由苏汶译成中文，加上画室译的《“无产者文化”宣言》，辑为《新艺术论》，于一九二九年由水沫书店出版。

（23）托罗兹基即托洛茨基。他的《文学与革命》，曾于一九二五年美国纽约国际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后由李霁野、韦素园译成中文，于一九二八年二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

（24）吴稚晖（1865～1953）名敬恒，江苏武进人，国民党政客。这里所引的他的谬论，见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他给汪精卫的信。

（25）梁实秋这段歪曲阶级斗争的话，见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褊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阶级的观念是要促起无产者的联和，是要激发无产者的争斗的欲念。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争斗的手段。但是无产者联合起来之后，他们是一个阶级了，他们要有组织了，他们是一个集团了，于是他们便不循常轨的一跃而夺取政权财权，一跃而为统治阶级。他们是要报复！他们唯一的报复的工具就是靠了人多势众！‘多数’群众‘集团’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暴动的武器。”

（26）格里莱阿（G．，Galileo，1564～1642）通译伽俐略，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一六三二年他发表《关于两种世界体系对话》，反对教会信奉的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证实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日心说”，因此于一六三三年被罗马教廷宗教裁判所判罪，软禁终身。

（27）达尔文（C．R．Darwin，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者。他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摧毁了各种唯心主义的神造论、目的论和物种不变论，给宗教神学以沉重打击。因此曾受到教权派和巴黎科学院的排斥和歧视。

（28）卢梭又译卢骚。他提倡人权平等学说，认为私有制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但他不主张消灭私有制，只希望通过法律来限制财富的大量集中。“资产是文明的基础”，见于他一七五五年为《法兰西百科全书》所写的《论政治经济学》，译文应为“财产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基础”。梁实秋歪曲引用卢梭这句话所发的谬论，见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29）这些话也见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无产阶级的暴动的主因是经济的。旧日统治阶级的窳败，政府的无能，真的领袖的缺乏，也是促成无产阶级的起来的原由。这种革命的现象不能是永久的，经过自然进化之后，优胜劣败的定律又要证明了，还是聪明才力过人的人占优越的位置，无产者仍是无产者。文明依然是要进行的。无产阶级大概也知道这一点，也知道单靠了目前经济的满足并不能永久的担保这个阶级的胜利。反文明的势力早晚还是要被文明的势力所征服的。所以无产阶级近来于高呼‘打倒资本家’之外又有了新的工作，他们要建立所谓‘无产阶级的文化’或‘普罗列塔利亚的文化’，这里面包括文学艺术。”

（30）这些话也见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在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无产阶级的生活的苦痛固然值得描写，但是这苦痛如其真是深刻的必定不是属于一阶级的。人生现象有许多方面都是超于阶级的。例如，恋爱（我说的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的表现，可有阶级的分别吗？例如，歌咏山水花草的美丽，可有阶级的分别吗？没有的。如其文学只是生活现象的外表的描写，那么，我们可以承认文学是有阶级性的，我们也可以了解无产文学是有它的理论根据；但是文学不是这样肤浅的东西，文学是从人心中最深处发出来的声音。如其‘烟囱呀！’‘汽笛呀！’‘机轮呀！’‘列宁呀！’便是无产文学，那么无产文学就用不着什么理论，由它自生自灭罢。我以为把文学的题材限于一个阶级的生活现象的范围之内，实在是把文学看得太肤浅太狭隘了。”

（31）梁实秋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说：“文学家就是一个比别人感情丰富感觉敏锐想像发达艺术完美的人。他是属于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这于他的作品有什么关系？托尔斯泰是出身贵族，但是他对于平民的同情真可说是无限量的，然而他并不主张阶级斗争；许多人奉为神明的马克斯，他自己并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中的人物；终身穷苦的约翰孙博士，他的志行高洁吐属文雅比贵族还有过无不及。我们估量文学的性质与价值，是只就文学作品本身立论，不能连累到作者的阶级和身分。”

（32）托尔斯泰指列夫·托尔斯泰。他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他的作品无情地揭露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种种罪恶，同时又宣扬道德的自我完善和“不用暴力抵抗邪恶”。

（33）约翰孙（S．Johnson，1709～1784）英国作家、文学家。出身于书商家庭，早年靠卖文为生。后因独力编撰第一部《英语辞典》，受到皇室的赏识，被授予政府年金。从此成了“名流”，进入资产阶级上层社会。

（34）这里所引也见《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原文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不过鉴赏力之有无却不与阶级相干，贵族资本家尽有不知文学为何物者，无产的人也尽有能赏鉴文学者。创造文学固是天才，鉴赏文学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所以文学的价值决不能以读者数目多寡而定。一般劳工劳农需要娱乐，也许需要少量的艺术的娱乐，例如什么通俗的戏剧，电影，侦探小说，之类。为大多数人读的文学必是逢迎群众的，必是俯就的，必是浅薄的；所以我们不该责令文学家来做这种的投机买卖。……皇室贵族雇用一班无聊文人来做讴功颂德的诗文，我们觉得讨厌，因为这种文学是虚伪的假造的；但是在无产阶级威胁之下便做对于无产阶级讴功颂德的文学，还不是一样的虚伪讨厌？文学家只知道聚精会神的创作，……谁能了解他，谁便是他的知音，不拘他是属于那一阶级。文学是属于全人类的。”

（35）这里所引也见《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原文说：“无产文学理论家时常告诉我们，文艺是他们的斗争的‘武器’。把文学当作‘武器’！这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把文学当做宣传品，当做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这与文学本身无害的，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

（36）钱杏邨（1900～1977）笔名阿英，安徽芜湖人，文学家，太阳社主要成员。他在《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年一月）《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说：“这种文学（按指标语口号式的文学），虽然在各方面都很幼稚，但有时它是足以鼓动大众的。鲁那卡尔斯基说，‘能够将复杂的，尊贵的社会的内容，用了使千百万人也都感动的强有力的艺术的单纯，表现出来的作家，愿于他有光荣罢。即使靠了比较的单纯的比较的初步的内容也好，能够使这几百万的大众感动的作家，愿于他有光荣罢。对于这样的作家，马克斯主义批评家应该非常之高地评价。’（《关于科学的文艺批评之任务的提要》）为布尔乔亚所侮蔑着的‘口号标语文学’，在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承认它的幼稚，在另一方面，我们是不得不予以相当的估价的。”《拓荒者》，文艺月刊，蒋光慈编辑，一九三○年一月在上海创刊，“左联”成立后为“左联”刊物之一，同年五月第四、五期合刊出版后被国民党查禁。

（37）台明·培特尼（1883～1945）通译杰米扬·别德内依，苏联诗人。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他曾写了不少歌颂革命、讽刺敌人的政治鼓动诗。一九二三年四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曾授予他红旗勋章（即赤旗章）。

（38）《论翻译之难》指胡适的《论翻译》一文，载《新月》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二九年一月），其中有“翻译是一件艰难的事，谁都不免有错误”的话。

（39）法兑耶夫（1901～1956）通译法捷耶夫，苏联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毁灭》、《青年近卫军》等。《毁灭》曾由鲁迅译成中文，从一九三○年一月起在《萌芽月刊》上连载，题为《溃灭》；一九三一年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单行本，改题为《毁灭》。

（40）格拉特珂夫（1883～1958）苏联小说家，著有《水门汀》，又译《士敏土》，通译《水泥》，是他描写苏联经济复兴的长篇小说。

（41）“布尔乔亚”的恶意钱杏邨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说鲁迅、茅盾等对“口号标语文学”的批评，是“中国的布尔乔亚的作家”对“普罗列塔利亚文坛”的“恶意的嘲笑”。布尔乔亚，法语bourgeoisie的音译，即资产阶级。

（42）亚历舍·托尔斯泰（1883～1945）、普理希文（1873～1954），都是在十月革命前即已成名，革命后仍继续创作活动的作家。

（43）这些话，也见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44）“艺术之宫”成仿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一月）《〈呐喊〉的评论》中说：鲁迅的历史小说《不周山》（后改名为《补天》）“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是表示作者“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庭”的“杰作”。

（45）“太阳”隐喻蒋光慈、钱杏邨等组织的文学团体太阳社。

（46）“猩猩”之说，见《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杜荃（郭沫若）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其中说鲁迅过去和陈西滢、长虹的论战“是猩猩和猩猩战”。下文所说“骂到牙齿的颜色”，参看本卷第118页注⑥。

（47）Prometheus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相传他从主神宙斯那里偷了火种给人类，受到宙斯的惩罚，被钉在高加索山的岩石上，让神鹰啄食他的肝脏。

（48）《文艺政策》鲁迅一九二八年翻译的关于苏联文艺政策的文件汇集，内容包括《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一九二四年五月俄共（布）中央召开的关于文艺政策讨论会的记录）、《观念形态战线和文学》（一九二五年一月第一次无产阶级作家大会的决议）和《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一九二五年六月俄共（布）中央的决议）三个部分。系根据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辑译的日文本转译，曾连载于《奔流》月刊，一九三○年六月由水沫书店出版，列为鲁迅、冯雪峰主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

（49）郑伯奇（1895～1979）陕西长安人，作家，创造社成员。当时他在上海开设文献书房。

（50）Hauptmann霍普特曼（1862～1946），德国剧作家。Gregory夫人，格列高里夫人（1852～1932），爱尔兰剧作家。

（51）《文艺生活》创造社后期的文艺周刊，郑伯奇编辑，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上海创刊，共出四期。

（52）所谓“投降”之说，见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九日上海小报《真报》所载尚文的《鲁迅与北新书局决裂》一文，其中说鲁迅在被创造社“批判”之后，“今年也提起笔来翻过一本革命艺术论，表示投降的意味。”

（53）“方向转换”《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年一月）所载钱杏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说：“……就是现在‘在转换中’的鲁迅吧，也写过‘文笔的拙劣不如报纸的新闻’这一类的讽刺。”《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三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所载刚果伦的《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中也说：“鲁迅给我们的只是他转换了方向以后的关于普罗文艺的译品。”

（54）片冈铁兵（1894～1944）日本作家。他曾在一九二四年创办《文艺时代》杂志，从事所谓“新感觉派”文艺运动，一九二八年后一度转向进步的文艺阵营。

（55）“阿狗阿猫”一九三○年一月八日《申报·艺术界》（国民党文化特务朱应鹏主编）“余话”栏刊载陈洁的《社会科学书籍的瘟疫》一文，攻击马列主义理论的翻译和传播，说“阿猫也来一本社会科学的理论，阿狗也来一本社会科学大纲，驯至阿猫阿狗联合起来弄社会科学大全，这样，杂乱胡糟的社会科学书籍就发瘟了。”同月十六日该刊又发表倜然的《创作数种》，其中也有类似的话：“看了阿猫阿狗都译着连自己都搅不明白的社会科学书，我们的确相信现在是社会科学时代了。”《申报》，参看本卷第92页注②。

（56）藏原惟人日本文艺评论家。

（57）蒋光慈的这些话，见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