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第1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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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佑六年，汴水浅涩，常稽运漕。都水奏：“河自应天府抵泗州，直流湍驶无所阻。惟应天府上至汴口，或岸阔浅漫，宜限以六十步阔，于此则为木岸狭河，扼束水势令深驶。梢，伐岸木可足也。”遂下诏兴役，而众议以为未便。宰相蔡京奏：“祖宗时已尝狭河矣，俗好沮败事，宜勿听。”役既半，岸木不足，募民出杂梢。岸成而言者始息。旧曲滩漫流，多稽留覆溺处，悉为驶直平夷，操舟往来便之。
神宗熙宁四年，创开訾家口，日役夫四万，饶一月而成。才三月已浅淀，乃复开旧口，役万工，四日而水稍顺。有应舜臣者，独谓新口在孤柏岭下，当河流之冲，其便利可常用勿易，水大则泄以斗门，水小则为辅渠于下流以益之。安石善其议。
五年，先是，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宫使张方平尝论汴河曰：“国家漕运，以河渠为主。国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运，自后定立上供年额：汴河觔斗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止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而已。惟汴河专运粳米，兼以小麦，此乃大仓蓄积之实。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太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然则汴河乃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近岁已罢广济河，而惠民河觔斗不入大仓，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今陈说利害，以汴河为议者多矣。臣恐议者不已，屡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旧。国家大计，殊非小事。愿陛下特回圣鉴，深赐省察，留神远虑，以固基本。”方平之言，为王安石发也。
六年夏，都水监丞侯叔献乞引汴水淤府界闲田，安石力主之。水既数放，或至绝流，公私重舟不可荡，有阁折者。帝以人情不安，尝下都水分析，并诏三司同府界提点官往视。十一月，范子奇建议：冬不闭汴口，以外江纲运直入汴至京，废运般。安石以为然。诏汴口官吏相视，卒用其说。是后高丽入贡，令溯汴赴阙。
七年春，河水壅溢，积潦败堤。八月，御史盛陶谓汴河开两口非便，命同判都水监宋昌言视两口水势，檄同提举汴口官王珫。珫言訾家口水三分，辅渠七分。昌言请塞訾家口，而留辅渠。时韩绛、吕惠卿当国，许之。
八年春，安石再相，叔献言：“昨疏浚汴河，自南京至泗州，概深三尺至五尺。惟虹县以东，有礓石三十里余，不可疏浚，乞募民开修。”诏检计工粮以闻。七月，叔献又言：“岁开汴口作生河，侵民田，调夫役。今惟用訾家口，减人夫、物料各以万计，乞减河清一指挥。”从之。未几，汴水大涨，至深一丈二尺，于是复请权闭汴口。
九年十月，诏都水度量疏浚汴河浅深，仍记其地分。十年，范子渊请用浚川杷，以六月兴工，自谓功利灼然，请“候今冬疏浚毕，将杷具、舟船等分给逐地分。使臣于闭口之后，检量河道淤淀去处，至春水接续疏导”。大抵皆无甚利。已而清汴之役兴。
094 志第四十七 河渠四
汴河下洛河蔡河广济河金水河白沟河京畿沟渠白河三白渠邓许诸渠附
元丰元年五月，西头供奉官张从惠复言：“汴口岁开闭，修堤防，通漕才二百余日。往时数有建议引洛水入汴，患黄河啮广武山，须凿山岭十数丈，以通汴渠，功大不可为。去年七月，黄河暴涨，水落而稍北，距广武山麓七里，退滩高阔，可凿为渠，引洛入汴。”范子渊知都水监丞，画十利以献。又言：“汜水出玉仙山，索水出嵩渚山，合洛水，积其广深，得二千一百三十六尺，视今汴流尚赢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湍缓不同，得其赢余，可以相补。犹虑不足，则旁堤为塘，渗取河水，每百里置木闸一，以限水势。两旁沟、湖、陂、泺，皆可引以为助，禁伊、洛上源私引水者。大约汴舟重载，入水不过四尺，今深五尺，可济漕运。起巩县神尾山，至土家堤，筑大堤四十七里，以捍大河。起沙谷至河阴县十里店，穿渠五十二里，引洛水属于汴渠。”疏奏，上重其事，遣使行视。
二年正月，使还，以为工费浩大，不可为。上复遣入内供奉宋用臣，还奏可为，请“自任村沙谷口至汴口开河五十里，引伊、洛水入汴河，每二十里置束水一，以刍楗为之，以节湍急之势，取水深一丈，以通漕运。引古索河为源，注房家、黄家、孟家三陂及三十六陂，高仰处潴水为塘，以备洛水不足，则决以入河。又自汜水关北开河五百五十步，属于黄河，上下置闸启闭，以通黄、汴二河船筏。即洛河旧口置水□，通黄河，以泄伊、洛暴涨。古索河等暴涨，即以魏楼、荥泽、孔固三斗门泄之。计工九十万七千有余。仍乞修护黄河南堤埽，以防侵夺新河”。从之。
三月庚寅，以用臣都大提举导洛通汴。四月甲子兴工，遣礼官告祭。河道侵民冢墓，给钱徙之，无主者，官为瘗藏。六月戊申，清汴成，凡用工四十五日。自任村沙口至河阴县瓦亭子，并汜水关北通黄河，接运河，长五十一里。两岸为堤总长一百三里，引洛水入汴。七月甲子，闭汴口，徙官吏、河清卒于新洛口。戊辰，遣礼官致祭。十一月辛未，诏差七千人，赴汴口开修河道。
三年二月，宋用臣言：“洛水入汴至淮，河道漫阔，多浅涩，乞狭河六十里，为二十一万六千步。”以四月兴役。五月癸亥，罢草屯浮堰。五年三月，宋用臣言：“金水河透水槽阻碍上下汴舟，宜废撤。”从之。十月，狭河毕工。
六年八月，范子渊又请“于武济山麓至河岸并嫩滩上修堤及压埽堤，又新河南岸筑新堤，计役兵六千人，二百日成。开展直河，长六十三里，广一百尺，深一丈，役兵四万七千有奇，一月成。”从之。十月，都提举司言：“汴水增涨，京西四斗门不能分减，致开决堤岸。今近京惟孔固斗门可以泄水下入黄河。若孙贾斗门虽可泄入广济，然下尾窄狭，不能尽吞。宜于万胜镇旧减水河、汴河北岸修立斗门，开淘旧河，创开生河一道，下合入刁马河，役夫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三人，一月毕工。”诏从其请，仍作二年开修。七年四月，武济河溃。八月，诏罢营闭，纵其分流，止护广武三埽。
哲宗元佑元年闰二月辛亥，右司谏苏辙言：“近岁京城外创置水磨，因此汴水浅涩，阻隔官私舟船。其东门外水磨，下流汗漫无归，浸损民田一二百里，几败汉高祖坟。赖陛下仁圣恻怛，亲发德音，令执政共议营救。寻诏畿县于黄河春夫外，更调夫四万，开自盟河，以疏泄水患，计一月毕工。然以水磨供给京城内外食茶等，其水止得五日闭断，以此工役重大，民间每夫日顾二百钱，一月之费，计二百四十万贯。而汴水浑浊，易至填淤，明年又须开淘，民间岁岁不免此费。闻水磨岁入不过四十万贯，前户部侍郎李定以此课利，惑误朝听，依旧存留。且水磨兴置未久，自前未有此钱，国计何阙？而小人浅陋，妄有靳惜，伤民辱国，不以为愧。况今水患近在国门，而恬不为怪，甚非陛下勤恤民物之意。而又减耗汴水，行船不便。乞废罢官磨，任民磨茶。”
三月，辙又乞“令汴口以东州县，各具水匮所占顷亩，每岁有无除放二税，仍具水匮可与不可废罢，如决不可废，当如何给还民田，以免怨望。”八月辛亥，辙又言：“昨朝旨令都水监差官，具括中牟、管城等县水匮，元浸压者几何，见今积水所占几何，退出顷亩几何。凡退出之地，皆还本主。水占者，以官地还之；无田可还，即给元直。圣恩深厚，弃利与民，所存甚远。然臣闻水所占地，至今无可对还，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匮，为雨水浸淫，未得耕凿。知郑州岑象求近奏称：‘自宋用臣兴置水匮以来，元未曾取以灌注，清汴水流自足，不废漕运。’乞尽废水匮，以便失业之民。”十月，遂罢水匮。
四年冬，御史中丞梁焘言：
尝求世务之急，得导洛通汴之实，始闻其说则可喜，及考其事则可惧。窃以广武山之北，即大河故道，河常往来其间，夏秋涨溢，每抵山下。旧来洛水至此，流入于河。后欲导以趋汴渠，乃乘河未涨，就嫩滩之上，峻起东西堤，辟大河于堤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间缺为斗门，名通舟楫，其实盗河以助洛之浅涸也。洛水本清，而今汴常黄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余波也。增广武三埽之备，竭京西所有，不足以为支费，其失无虑数百万计。从来上下习为欺罔，朝廷惑于安流之说，税屋之利，恬不为虑。而不知新沙疏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势一薄，则烂熳溃散，将使怒流循洛而下，直冒京师。是甘以数百万日增之费，养异时万一之患，亦已误矣。夫岁倾重费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冲，以终除其害哉。
为今之计，宜复为汴口，仍引大河一支，启闭以时，还祖宗百年以来润国养民之赐，诚为得策。汴口复成：则免广武倾注，以长为京师之安；省数百万之费，以纾京西生灵之困；牵大河水势，以解河北决溢之灾；便东南漕运，以蠲重载留滞之弊；时节启闭，以除蹙凌打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贾大船，以供京师之饶。为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惟拆去两岸舍屋，尽废僦钱，为害者一而甚小，所谓损小费以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尔。至于考究本末，措置纤悉，在朝廷择通习之臣付之，无牵浮议，责其成功。又言：
臣闻开汴之时，大河旷岁不决，盖汴口析其三分之水，河流常行七分也。自导洛而后，频年屡决，虽洛口窃取其水，率不过一分上下，是河流常九分也。犹幸流势卧北，故溃溢北出。自去岁以来，稍稍卧南，此其可忧，而洛口之作，理须早计。窃以开洛之役，其功甚小，不比大河之上，但辟百余步，即可以通水三分，即永为京师之福，又减河北屡决之害；兼水势既已牵动，在于回河尤为顺便，非独孙村之功可成，澶州故道，亦有自然可复之理。望出臣前章，面诏大臣与本监及知水事者，按地形水势，具图以闻。
不报。至五年十月癸巳，乃诏导河水入汴。
绍圣元年，帝亲政，复召宋用臣赴阙。七月辛丑，广武埽危急。壬寅，帝语辅臣：“埽去洛河不远，须防涨溢下灌京师。”明日，乃诏都水监丞冯忱之相度筑栏水签堤。丁巳，帝谕执政曰：“河埽久不修，昨日报洛水又大溢，注于河，若广武埽坏，河、洛为一，则清汴不通矣，京都漕运殊可忧。宜亟命吴安持、王宗望同力督作，苟得不坏，过此须图久计。”丙寅，吴安持言：“广武第一埽危急，决口与清汴绝近，缘洛河之南，去广武山千余步，地形稍高。自巩县东七里店至今洛口不满十里，可以别开新河，导洛水近南行流，地里至少，用功甚微。”诏安持等再按视之。
十一月，李伟言：“清汴导温洛贯京都，下通淮、泗，为万世利。自元佑以来屡危急，而今岁特甚。臣相视武济山以下二十里名神尾山，乃广武埽首所起，约置刺堰三里余，就武济河下尾废堤、枯河基址增修疏导，回截河势东北行，留旧埽作遥堤，可以纾清汴下注京城之患。”诏宋用臣、陈佑甫覆按以闻。
十二月甲午，户部尚书蔡京言：“本部岁计，皆藉东南漕运。今年上供物，至者十无二三，而汴口已闭。臣责问提举汴河堤岸司杨琰，乃称自元丰二年至元佑初，八年之间，未尝塞也。”诏依元丰条例。明年正月庚戌，用臣亦言：“元丰间，四月导洛通汴，六月放水，四时行流不绝。遇冬有冻，即督沿河官吏，伐冰通流。自元佑二年，冬深辄闭塞，致河流涸竭，殊失开导清汴本意。今欲卜日伐冰，放水归河，永不闭塞。及冻解，止将京西五斗门减放，以节水势，如惠民河行流，自无壅遏之患。”从之。
三年正月戊申，诏提举河北西路常平李仲罢归吏部。仲在元佑中提举汜水辇运，建言：“西京、巩县、河阳、汜水、河阴县界，乃沿黄河地分，北有太行、南有广武二山，自古河流两山之间，乃缘禹迹。昨自宋用臣创置导洛清汴，于黄河沙滩上，节次创置广、雄武等堤埽，到今十余年间，屡经危急。况诸埽在京城之上，若不别为之计，患起不测，思之寒心。今如弃去诸埽，开展河道，讲究兴复元丰二年以前防河事，不惟省岁费、宽民力，河流且无壅遏决溢之患。望遣谙河事官相视施行。”又乞复置汴口，依旧以黄河水为节约之限，罢去清汴闸口。
四年闰二月，杨琰乞依元丰例，减放洛水入京西界大白龙坑及三十六陂，充水匮以助汴河行运。诏贾种民同琰相度合占顷亩，及所用功力以闻。五月乙亥，都提举汴河堤岸贾种民言：“元丰改汴口为洛口，名汴河为清汴者，凡以取水于洛也。复匮清水，以备浅涩而助行流。元佑间，却于黄河拨口，分引浑水，令自□上流入洛口，比之清洛，难以调节。乞依元丰已修狭河身丈尺深浅，检计物力，以复清汴，立限修浚，通放洛水。及依旧置洛斗门，通放西河官私舟船。”从之。帝尝谓知枢密院事曾布曰：“先帝作清汴，又为天源河，盖有深意。元佑中，几废。近贾种民奏：‘若尽复清汴，不用浊流，乃当世灵长之庆。”布对曰：“先帝以天源河为国姓福地，此众人所知，何可废也。”十二月，诏：“京城内汴河两岸，各留堤面丈有五尺，禁公私侵牟。”
元符三年，徽宗即位，无大改作，汴渠稍湮则浚之。大观中，言者论：“胡师文昨为发运使，创开泗州直河，及筑签堤阻遏汴水，寻复淤淀，遂行废拆。然后并役数郡兵夫，其间疾苦窜殁，无虑数千，费钱谷累百万计。狂妄生事，诬奏罔功，官员冒赏至四十五人。”师文由是自知州降充宫观。
宣和元年五月，都城无故大水，浸城外官寺、民居，遂破汴堤，汴渠将溢，诸门皆城守。起居郎李纲奏：“国家都汴，百有六十余载，未尝少有变故。今事起仓猝，遐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