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1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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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中道自论其诗，尝言：“颇厌世人套语，极力变化，然其病多伤率易，全无含蓄。”（《寄曹大参尊生》）大致说，写诗冲口而出，浅易率直，宁取俚俗，不取陈套，是袁家三兄弟共同的特点。因此在语言风格上，他们也很自然地倾向于白居易、苏轼等人。但三人才情、个性有异，诗作的特点也有所不同。长兄袁宗道性格平和，其诗中少有特别强烈的情绪，也不大有特别警醒的字眼，明白、浅显，语言时有罗嗦，有些像白居易后期的随意之作，感染力较弱。小弟袁中道的诗感情强烈，其入仕前的作品，常表述失意之愤和任侠之情，如《风雨舟中示李谪星、崔晦之，时方下第》中“早知穷欲死，恨不曲如钩”，愤激的情绪溢于言表，那种大胆的自白，也令人震惊。另如《感怀诗》之五：
少时有雄气，落落凌千秋。何以酬知己？腰下双吴钩。时兮不我与，大笑入皇州。长兄官禁苑，中兄宰吴丘。小弟虽无官，往来长者游。燕中多豪贵，白马紫貂裘。君卿喉舌利，子云笔礼优。十日索不得，高卧酒家楼。一言不相合，大骂龙额侯。长啸拂衣去，飘泊任沧洲。
这诗颇有李白式的狂傲，下笔随意，却也淋漓痛快。但小修的诗常写得过于轻率，而缺乏诗味。如《感怀诗》之二，有“一峰绿油油，忽出青蓝外”之句，近乎打油诗了。
袁宏道的诗优于其兄弟。他主张“信心而出，信口而谈”（《张幼于》），不讲规矩，用语不避俗，不求雅，不喜说大话，不做大场面，但每有奇思异想，表现出敏锐的感受。如《东阿道中晚望》：
东风吹绽红亭树，独上高原愁日暮。可怜骊马蹄下尘，吹作游人眼中雾。青山渐高日渐低，荒园冻雀一声啼。三归台畔古碑没，项羽坟头石马嘶。
“游人”之眼迷于富贵者所乘之马扬起的灰尘，这是大众生活的隐喻。而荒园冻雀一声凄厉的啼叫，便是袁宏道这样的智者欲以打破这昏沉世界的呼喊吧？它是尖锐的又是无力的。然而在精神上，诗人更愿意像项羽墓前的石马，永远保持着不甘雌伏的神态，于无声中作惊世的长嘶。在这首诗中，兀傲与自卑的意识相混杂，深刻地表现了独醒者内心绝望的挣扎。
再如《灵隐路上》：
细鸟伤心叫，闲花作意飞。芳蹊红茜雨，古涧绿沉衣。艳女逢僧拜，游人缓骑归。幸随真实友，无复可忘机。
这好像是古诗中很常见的纪游之作，但却给人以新鲜和异常的感觉。诗中不平静与平静的意象反复对映，显示着诗人心灵的躁动。第五句写艳色女子与僧人见礼，把俗世的诱惑与出世的选择组成同一画面，尤其显得怪特。由于语言不合规范（如首句过于俚俗），情绪无法一致，画面缺乏平衡，古诗中习惯的意境完全被破坏了。
在涉及社会生活内容方面，袁宏道的诗也多有新鲜成分。
他常常对传统价值观表示怀疑，如《湖上别同方公子赋》之二，以“曷为近汤火，为他羊与鸡”责难岳飞的忠节，是少见的大胆议论。在《秋胡行》中，写了一个大声宣布自己死情不死节的妇女形象，也具有很明显的反抗传统道德观的意义，而民歌风调的《江南子》：
鹦鹉梦残晓鸦起，女眼如秋面似水。皓腕生生白藕长，回身自约青鸾尾。不道别人看断肠，镜前每自销魂死。锦衣白马阿谁哥，郎不如卿奈妾何？
则写出一个已婚的美丽女子不满于自己的丈夫，为那不相识的“锦衣白马”人怦然心动的情绪。在诗人看来，这心情无可非议，所以他把这一瞬间描绘得美丽而动人。
值得注意的是，袁宏道诗中多表现沉湎于山水酒色、庄学佛旨的闲逸之情，似乎他是不关怀社会政治的，但实际并不如此。他也有一部分表现对于国事的忧虑和愤懑的作品，而这一类作品之所以为数不多，一则由于他感觉得晚明政治的腐败不可为，自身与官场的不合拍，同时也由于他感觉得历来政治诗中包含了太多的做作与虚假。《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之二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听新朝事。邸报束作一筐灰，朝衣典与栽花市。新诗日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旁人道我真聩聩，口不能答指山翠。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言既无庸默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眼底浓浓一杯春，恸于洛阳年少泪！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诗人形象。
袁中郎诗的缺陷，也在于词语缺乏锻炼，有时写得过于流易轻率，如“疾疾愁愁三日雨，昏昏滑滑一年秋”（《病中见中秋连日雨，柬江进之》）之类。
公安派的文学理论向来很受重视，但对他们的诗歌创作，人们的评价并不很高，这里有值得分析的地方。中国古典诗歌到明代为止已经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同时也在格式、意境、意象、语汇诸方面形成一定的套路，很难再有大的突破，而且与明中后期社会中形成的活跃、显露、市俗化的生活情感难以相容。换言之，古典诗歌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生活的抒情需要的束缚。当李梦阳感叹“真诗在民间”时，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而唐寅那种口语化的诗作，更意味着对古典传统的轻蔑。到了公安派，这一种打破古典传统的要求以强有力的理论形式提出，并广泛地在诗歌创作中进行尝试，形成一个颇有声势的诗歌改革运动。
但是，在理论上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比较容易被当时人认可和接受，运用于创作却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因为，公安派所使用的诗歌形式仍然是古典的形式，这种形式不可能因为大量运用俚俗和平易的语言就得到根本的改造，却会给人以不伦不类的感觉。公安派的诗，以袁中郎的才情和颖悟，尚能在旧有的形式表现出一定的新鲜感，但成就颇为有限；一般无甚才情的人贪其易为而仿效之，那比拟古派的诗更容易流于粗滥。所以这种诗风虽一度影响很大，却不可能持久。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公安派的诗也同他们的理论一样，意味着对古典传统的破坏，表现了从旧的诗歌体格中解放出来的欲望。尽管他们没有获得成功，但这种要求是合理的，这种尝试也是有价值的。
袁宏道后期以“淡”为“文之真性灵”，已经表现出从激进的人生态度和文学观点上的退却。享年较久的袁中道看到公安派的诗在破坏了后七子的“格套”以后，在一群末流诗人的效仿下“而又渐见俗套”，大为不满，遂对公安派的理论提出修正，在坚持“独抒性灵”的前提下，主张“诗以三唐为的。舍唐人而别学诗，皆外道也”（《蔡不瑕诗序》）。公安派的流弊是显而易见的，既不能更向前进展，则必然要回顾历史，取法于以唐诗为代表的古典传统，这实际意味着公安派理论与前后七子理论的折衷。这一趋向后来为陈子龙、吴伟业等诗人所继承，成为明末清初之际的一个重要流派。
在公安派锋芒消退的情况下，以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遂趁势而起。
钟惺（1574—1624）字伯敬，号退谷，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福建提学佥事。有《隐秀轩集》。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少慧而科场不利，天启七年（1634）
始举于乡，崇祯十年死于赴进士考试的旅途中。有《谭友复合集》。钟、潭曾编选《诗归》（单行称《古诗归》、《唐诗归》），在序文和评点中宣扬他们的文学观，风行一时，竟陵派因此而成为影响很大的诗派。
竟陵派在理论上接受了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同时从各方面加以修正。他们提出“势有穷而必变，物有孤而为奇”（钟惺《问山亭诗序》），即反对步趋人后，主张标异立新。那么，从公安派那里，竟陵派向何处“变”呢？他们看到公安派的流弊在于俚俗、浅露、轻率，便提出以一种“深幽孤峭”的风格来纠正。钟惺《诗归序》谈如何求“古人真诗”，有云：“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
他们也主张向古人学习以成其“厚”（谭元春《诗归序》说他和钟惺曾“约为古学，冥心放怀，期在必厚”），但这又不像七子派那样追求古人固有的“格调”，而是以自己的精神为主体去求古人精神所在。所以他们解说古诗，常有屈古人以就己的。
在重视自我精神的表现上，竟陵派与公安派是一致的，但二者的审美趣味迥然不同，而在这背后，又有着人生态度的不同。公安派诗人虽然也有退缩的一面，但他们敢于怀疑和否定传统价值标准，敏锐地感受到社会压迫的痛苦，毕竟还是具有抗争意义的；他们喜好用浅露而富于色彩和动感的语言来表述对各种生活享受、生活情趣的追求，呈现内心的喜怒哀乐，显示着开放的、个性张扬的心态；而竟陵派所追求的“深幽孤峭”的诗境，则表现着内敛的心态。钱谦益说他们的诗“以凄声寒魄为致”，“以噍音促节为能”（《列朝诗集小传》），是相当准确的。他们的诗偏重心理感觉，境界小，主观性强，喜欢写寂寞荒寒乃至阴森的景象，语言又生涩拗折，常破坏常规的语法、音节，使用奇怪的字面，每每教人感到气息不顺。如谭元春的《观裂帛湖》：
荇藻蕴水天，湖以潭为质。龙雨眠一湫，畏人多自匿。百怪靡不为，喁喁如鱼湿。波眼各自吹，肯同众流急？注目不暂舍，神肤凝为一。森哉发元化，吾见真宰滴。
这诗不大好懂。大致是写湖水寒冽，环境幽僻，四周发出奇异的声响，好像潜藏着各种怪物。久久注视之下，恍然失去自身的存在，于是在森然的氛围中感受到造物者无形的运作。
钟、谭诗类似于此的很多，他们对活跃的世俗生活没有什么兴趣，所关注的是虚渺出世的“精神”。他们标榜“孤行”、“孤情”、“孤诣”（谭元春《诗归序》），却又局促不安，无法达到陶渊明式的宁静淡远。这是自我意识较强但个性无法向外自由舒展而转向内倾的结果，由此造成他们诗中的幽塞、寒酸、尖刻的感觉状态。
竟陵派诗风在明末乃至清初十分流行，其影响远比公安派来得久远，这是晚明个性解放的思潮遭受打击以后，文人心理上的病态在美学趋向上的反映。钱谦益站在正统立场上对竟陵派大加掊击，斥为“诗妖”，甚至指为国家败亡的朕兆（见《列朝诗集小传》），虽为偏颇之论，却也指出了竟陵派诗与正统文学的距离，及其表现出的时代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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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明后期其他诗人
公安、竟陵为晚明文学两大流派，但并不能笼盖所有的诗人。特别是前后七子的复古文学观，实际上仍维持着一定的影响。这里我们对公安、竟陵两派以外的一些诗人作简单的介绍。
杰出的戏曲家汤显祖（生平见后）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
他的活动年代比三袁稍早，正当王世贞执诗坛牛耳、势力最盛的时期。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说王、李旗下所不能包容的诗人，一是徐渭，一是汤显祖，说明了他在明中期至后期诗风转变中的地位。汤显祖的诗偏向于六朝风格的华丽，不同于当时一般人之推崇盛唐。一些短诗具有敏锐的感受，显示出晚明文人的思想特点。如《黄金台》：
昭王灵气久疏芜，今日登台吊望诸。一自蒯生流涕后，几人曾读报燕书！
一般咏黄金台的诗，多着眼于燕昭王置千金于台上延请天下士的故事，借以抒发不遇之感。此诗感慨才俊之士如乐毅者即使得遇明主，立功天下，仍不免遭谗去国，逃生他乡。而后人一代代蹈此复辙，实为可悲。诗中寓含了封建时代的“功业”不足以作为人生选择的意味。
与汤显祖年岁相仿的屠隆（1542—1605），字长卿，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万历初进士，曾任礼部郎中，因生活放纵而罢免。他是后七子诗派中“末五子”之一，但对诗歌的看法，却反对一味摹拟古人，主张“各极才品，各写性灵”（《论诗文》）。屠隆对“性灵”的解释虽不像袁宏道那样明确而透彻，但他对此曾一再强调，对于公安派的理论有一定的先导作用，所以他实际是沟通复古派与公安派的人物。屠隆的诗作也多讴歌及时享乐，用笔舒放，与公安派有相近之处。
如《杂感》之六写一风采翩翩的“轻薄子”纵情酒色，宣称“行乐度年光，诗书不足观”，反映了晚明时代尊侠轻儒的风气。
公安派、竟陵派相继兴起以后，前后七子的复古文学系统遭到打击，一度显得冷落。但公安、竟陵派的诗不但在艺术上存在严重缺陷，而且他们注重个性的精神在当时社会中既得不到健康的发展，又不足应付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因此到了明朝末年，以东南地区复社、几社为中心的文人，重又申张七子的文学宗旨，在古典传统中寻求强有力的抒情表现，其中最著名的，是陈子龙与夏完淳。不过他们的诗作——
尤其是国变之际的诗作，伤时感事，慷慨悲凉，在复古倾向中已无暇斤斤计较于古人诗法，这和前后七子仍然是有所不同的。
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号大樽，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祯十年（1637）进士。曾与夏允彝等结几社，与复社相呼应，为一时名士。清兵入关后，仕于南明弘光朝，任兵科给事中，后辞职回乡。南京被攻破后，因从事抗清军事活动被捕，乘隙投水而死。有《陈忠裕公全集》。
陈子龙早年性格豪放，不拘细节，心怀大志，其诗作或绮丽婉转，如《秋夕沈雨偕燕友让木集杨姬馆中……》二首，写他与名妓柳如是的亲密交往，“一夜凄风到绮疏，孤灯滟滟帐还虚”，“琥珀佩寒秋楚楚，芙蓉枕泪玉田田”，写出一种伤感的艳情；或质朴深沉，如《小车行》用汉乐府民歌的风格，描绘了百姓流离失所的惨景。明朝覆灭之后，他的诗尤其七律之作更向悲壮沉雄一路发展，把忧国伤时、英雄失路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秋日杂感》：
行吟坐啸独悲秋，海雾江云引暮愁。不信有天常似醉，最怜无地可埋忧。荒荒葵井多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