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1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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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旧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
用自然的语言写很平常的生活场景,但那种人生无聊的感觉,却足以令人心惊。
纳兰性德深于情,后来有人认为《红楼梦》中宝玉写的就是他,大约与人们从其词中感受到的气质有关吧。他的许多表现男女之爱和悼念亡妻的词,写得十分感人。如《蝶恋花》: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无那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牺蝶。
纳兰以这一类哀婉凄清的小令最为人们称道,但他也有些长调是写得很出色的。如《风流子·秋郊即事》:
平原草枯矣。重阳后,黄叶树骚骚。记玉勒青丝,落花时节,曾逢拾翠,忽听吹箫。今来是,烧痕残碧尽,霜影乱红凋。秋水映空,寒烟如织,皂雕飞处,天惨云高。
人生须行乐,君知否,容易两鬓萧萧。自与东君作别,划地无聊。算功名何许,此身博得,短衣射虎,沽酒西郊。便向夕阳影里,倚马挥毫。
词中既有萧条悲凉之感,又有豪爽磊落之情,节奏明快,辞语简洁有力,与小令的清丽柔婉不同。
况周颐《蕙风词话》称纳兰性德“天分绝高”,而作词又“纯任性灵”,这两句评语最能代表纳兰词的基本特点。他的词实际不乏南唐风格的华丽,但他善于将华丽的语言和自然朴素的语言相结合,表现真实而深切的人生感受,绝少矫饰做作。如前举《如梦令》开头“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堪称天然壮丽。又如《山花子》中“愁向风前无处说,数归鸦”,写出愁闷无聊赖的情状,“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悔多情”,写出对于“情”的一种特殊感受,都是出色的例子。王国维说他“从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人间词话》),评价很高。可以说,他给词这种越来越失去自然本色的文体带来了新的生气,我们没有理由因为他的词反映的生活范围较狭小而加以轻视。至于王氏认为其词风的形成是因为满族入关未久的缘故,恐怕不完全如此。
纳兰词中那种对人生容易失落的敏感和伤感,同他广泛交接汉族文人,同明末清初的社会氛围,应该说是不无关系的。
清代前期能词者尚多。诗人吴伟业、王士禛均有词名。词家中,毛奇龄、彭孙遹均擅小令;曹贞吉多豪放之作,与陈维崧稍近,然才情不侔;顾贞观是纳兰性德的密友,他寄吴兆骞的两首以词代书的《金缕曲》真切动人,为世传诵,纳兰性德读后,决意救回被流放的吴兆骞,成为一时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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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清代前期的散文
在晚明的传统文学类型中,散文因为能脱离道统的立场而作富于个性的自由抒发,又不太受形式的拘束,其成就较诗为显著。入清以后,随着封建正统文化的再次强化,散文中固有的“载道”传统又重新抬头了。在清朝统治者看来,这是由衰转盛的表现。但从文学的个性表现和自由抒发的价值上看,这正是严重的衰退。
不过这种衰退也不是简单的和直线式的。首先,晚明小品的传统仍有延续,只是创作不像前一时期那么集中,思想尖锐的文字也更为少见,大抵转向一种闲逸的情调。这是对尖锐的现实矛盾的逃脱,也是与统治思想、统治力量的疏隔。
习惯上归于明代而实际作于清初的张岱的一些作品,即代表着这一倾向。此外,金圣叹(1608—1661)虽不以文章名世,他的一篇伪托施耐座的《水浒传序》,却是谈论悠闲生活的佳作。文中以友朋聚谈为人生快事,而所谈之事,“不及朝廷”、“不及人过失者”、“不求惊人”,只关乎个人性情。这里面实际上可以感受到对现世的畏惧,而作者由此而导出的则是一种飘然远引的情趣。至于李渔的《闲情偶寄》,则专门教人把日常生活变成艺术化的享受,有许多话题,都说得很新鲜。如《菜》一文谈菜花虽贱,因其至多至盛而可贵,有如“君轻民贵”,这种联想就很奇特,很有意思。而后描绘道:
园圃种植之花,自数朵以至数十百朵而止矣,有至盈阡溢亩,令人一望无际者哉?曰无之,无则当推菜花为盛矣。一气初盈,万花齐发,青畴白壤,悉变黄金,不诚洋洋乎大观也哉!当是时也,呼朋拉友,散步芳塍,香风导酒客寻帘,锦蝶与游人争路,郊畦之乐,什伯园亭,惟菜花之开,是其候也。
这一类文章,固然谈不上有多少高的思想价值,但有真实的感情,有活泼的美感,较之装腔作势的高谈大论,更有文学趣味。
清前期的小品,也不完全是这样的,有些仍记录了时代的悲哀和痛苦。如廖燕(1644—1705)作《金圣叹先生传》,对具有反传统思想的金圣叹备加推崇,又记他无辜得祸,临刑时说:“斫头最是苦事,不意于无意中得之。”在无理可言的世界,连悲哀都是多余的了,所以有这样滑稽的语言。将此篇与金氏本人所作的提倡悠闲生活的《水浒传序》相对照来看,我们对清初文人的处境,会有更深的感受。
在另一方面,一些以遗民自居的文士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则努力提倡经世致用之文。顾、王二氏的文章,多属单纯的政论和学术论文,而黄宗羲的情况则稍有不同。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曾参与武装抗清,后隐居从事著述。有《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及学术史性质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他主要是一位学者,但并不排斥具有文学性的散文。
他认为:“文以理为主,然而情不至则亦理之郛廓耳。……古今自有一种文章不可磨灭,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
(《论文管见》)他自己的文章大多比较平实,但也有些是讲究文采,富于感情的。像《原君》虽是政论文,但攻击君主多以天下为私,辞调显得严厉而激切。人物传记中,《柳敬亭传》虽有讥刺意味,但对这位市井人物并不过分苛责,颇有生动之笔。其中写到柳敬亭曾受左良玉信赖,参与军中机密,因而倾动一时,明亡后复以说书为业:
敬亭既在军中久,其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亲身见之;且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
这里也寄寓了作者自身对于“国变”的惊心动魄之感。
在清前期文坛上居于正统地位的,则既不是承晚明余波的小品,也不是学者之文,而是号称接续唐宋古文传统的古文。先有侯方域、魏禧、汪琬所谓清初“三大家”,后有桐城派。前者代表了从明末文风向清初文风的转变,后者代表了与官方意志相应的古文体式的确立。
关于清初三家,《四库全书提要》有比较完整的评价:
“古文一脉,自明代肤滥于七子,纤佻于三袁,至启、祯而极敝。国初风气还淳,一时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矱,而(汪)琬与宁都魏禧、商邱侯方域称为最工。然禧才杂纵横,未归于纯粹;方域体兼华藻,稍涉于浮夸。惟琬学术既深,轨辙复正,其言大抵原本六经,与二家迥别。……庐陵、南丰固未易言,要之接迹唐、归无愧色也。”很清楚,这里是把侯、魏、汪三人之文作为对明文尤其是晚明散文的反动来提出的。
正因如此,尽管三人中实以侯方域较有才华(要说“大家”则一个也谈不上),馆臣却把能“原本六经”为文的汪琬放在最高地位。
从反映明清之际文风转变的意义来看,侯方域(1618—1654)是最具代表性的。他字朝宗,河南商丘人。父恂为东林名士,他自己也是复社中人物,明末与方以智、冒襄、陈贞慧号称“四公子”。入清后应河南乡试,据说因“为忌者所阻斥,置副车(副榜)”(胡介祉《侯朝宗先生传》)。有《壮悔堂集》。
侯方域在明末是一个活跃于东南一带的贵公子、名士和热心于政治的人物,他的行止很自然地会染上明末文人任性放浪的习气。明亡后归乡里,他把自己的书室名从“杂庸堂”(意为杂于庸人之间)改为“壮悔堂”,表明要力纠往日之非。这同时也表现于他对文章的态度。其盟弟徐作肃《壮悔堂文集序》言:“侯子十年前尝为整丽之作,而近乃大毁其向文,求所为韩、柳、欧、苏、曾、王诸公以几于司马迁者而肆力焉”。这类被毁弃的文章,侯氏本人也曾谈起,说它流于华藻,“间有合作,亦不过春花烂熳,柔脆飘扬,转目便萧索可怜”(《与任王谷论文书》)。从这些描述和明末东南名士的文学风尚来看,所作当以骈文为多,其特点应该是偏向华美和感情显露的。侯氏在为人上由傲诞任性转向努力于儒者的修养(见其《壮悔堂记》),在为文上从“春花烂熳”转向讲求“唐宋以来之矩矱”,这实在不仅仅是由于年龄增长、多历变故而趋向平稳,而是顺应了时代的变化,意图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获得新的立足点。
不过,一种文学好尚的完全改变也是很困难的。侯方域后期的散文虽向“古文”传统靠拢,但要说“原本六经”还是不够。他的作品以人物传记类较为出色,较多取法于司马迁、韩愈的活跃的笔法,也讲求辞采之美。《与任王谷论文书》云:“当其闲漫纤碎处,反宜动色而陈,凿凿娓娓,使读者见其关系,寻绎不倦。”可见他很注意文章的生动感人。以《贾生传》一节为例:
宋俗上元夜张灯饮酒,贾生率其徒服尨衣驾鹿车疾驰百余里,漏下三鼓,抵睢阳。司马氏者,睢阳巨族也,张银瓢容酒数斗,约能胜饮者持瓢去,群少皆醉卧窘甚。
贾生忽叱咤登阶,举满一饮,即掷瓢付奴持之,不通姓名,坐宾骇散。
文中以生动的细节描写刻画出贾生(即作者的密友贾开宗)的豪侠之气。另外,《马伶传》写伶人马锦为演好“奸相”严嵩,遂入当朝宰相顾秉谦府为仆三年,艺大进,实是讥刺顾秉谦,却只从马伶学艺来写,文笔颇巧妙。至于为《桃花扇》所取材的《李姬传》,虽然有名,却写得不生动。
侯方域的后期文章主要源于唐宋古文的传统,但在清初,“古文”因受理学的影响正向更“雅正”也是更敛束性情的方向发展,所以它仍遭到很多批评,如同时齐名的汪琬即指斥侯氏“以小说为古文辞”(《跋王于一遗集》)。
魏禧(1624—1681)字冰叔,江西宁都人。与兄际瑞、弟礼合称“宁都三魏”。他对文章强调“积理”、“练识”,以合于实用。魏氏无甚文才,好发议论,文章没有什么趣味。他入清不仕,喜表彰抗清的志节之士,如《江天一传》、《高士汪沨传》等,写侠士的《大铁椎传》也暗寓了反清之志。由于重在表达作者的政治态度,这些传记中的人物大抵有事迹而无个性。另外,魏禧集中有不少文章好谈奇异之事,议论驳杂,这也是招致四库馆臣不满的原因。汪琬(1624—1691)字苕文,长洲《今江苏苏州》人,顺治进士,康熙时为翰林院编修。康熙帝曾称赞他说:“尝与近臣论本朝文学砥行之儒,首称数先生。”(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他的文章力求雅正,结构严谨而文字朴实。因为合于“道”又合于皇帝的喜好,在当时负有盛名。
清初三家,虽说接迹唐宋载道之文的传统,但侯、魏的文章,仍有明人使才好奇的余习;汪琬虽说比较雅正,但除了重复前人的主张,也没有新的理论。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稳定和思想控制的深化,适应这一“盛世”的需要,由方苞提出以程朱理学为内核,以《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及唐宋八家古文为正统,以服务于当代政治为目的,在文章体格和作法上又有细致讲求的系统化的古文理论,并以具体的作品与之配合。因为方苞和接续其理论主张的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有“桐城派”之称。在姚鼐的努力下,“桐城派”成为全国性的和影响最广泛的宗派,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
唐宋古文的传统,在明固已不振,在清更无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因为在政治与思想文化专制高度强化的情况下,以卫道自命的文人其实不过以此表现对统治力量的积极依附,而不可能真正具有以“道统”自任的信心,也更难以在“载道”文学的旗帜下发挥个人的才性(清后期的“古文”处于变化中,当另作别论)。另一方面,自元明以来背离或疏远正统思想的文学已有很大发展,越来越缺乏生气的“古文”与之相比尤其显得苍白。所以,桐城派虽然影响很大,其实只是统治力量和传统势力在文学领域的阴影,本身并不具有活跃的生命力。虽然它的理论和创作也稍有可取的部分,但没有多少真正值得称述的成就。只是它作为一种重大的存在,不能不给予重视。
方苞(1668—1749)字灵皋,号望溪。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曾因同乡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入狱,几乎论斩,后得赦,官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其门人王兆符于《望溪文集序》中记方氏自言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为人生志向,这对于了解他的文学主张也很重要。有《方望溪先生全集》。
桐城派能够造成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多种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方苞一开始所提出的理论就具有明晰而系统的特点(他的后继者也很注意这一点)。他的方法是通过对一个核心概念——“义法”——的多层面的阐释来建立自己的理论系统。所谓“义法”,最基本的解释可以说得很简明:“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又书货殖传后》)只是说言之有物而文有条理。
若结合方氏其他论述作总体的归纳,则“义”主要指文章的意旨、论断与褒贬,“法”主要指文章的布局、章法与文辞。
但方苞所谓“义法”乃“古文”之“义法”,“若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