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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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尧臣的诗，有时古硬得难以咀嚼，平淡得缺乏韵致，散文化的句子有时写得完全不成其为诗，以及他把一些丑恶的事物写入诗中，这些都是明显的弊病。但正如《后村诗话》所说的“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他毕竟在众多方向上开启了宋诗的道路，在诗史上有较大的影响。
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开封（今属河南）人，当过县令、大理评事、集贤殿校理，据说因接近主张改革的政治家，被人借故诬陷，罢职闲居苏州。后来复起为湖州长史，但不久就病故了。他与梅尧臣齐名，人称“梅苏”。有《苏学士文集》。
在对诗歌的政治作用的认识上，苏舜钦与梅尧臣是一致的。他在《石曼卿诗集序》中说：“诗之于时，盖亦大物。”所谓“大物”，即是指诗可以反映“风教之感，气俗之变”，若统治者有“采诗”制度，就可以据以“弛张其务”，达到“长治久安”。因此，他批评“以藻丽为胜”的文学风气，而大力赞扬穆修等人“任以古道”，石曼卿的诗能“警时鼓众”。而且如前所言，他还提出过“文之生也害道德”的颇为极端的意见。其实苏氏为人性格偏于豪放开张，并无道学家的气息，他的这些主张与他在仕途上积极进取的欲望有重要的关系。
作为一个关切时政、渴望有所作为的诗人，苏舜钦的诗常常触及一些严峻的现实问题。他的《庆州败》记叙了宋王朝与西夏战争的失败，痛心疾首地批评了朝廷在边防措施上的松懈和将领的无能；《吴越大旱》写到一方面饥荒病疠使“死者道路积”，另一方面官府为了应付与西夏的战争，仍无情搜括粮食，驱使丁壮劳力上战场，致使“三丁二丁死，存者亦乏食”，最后并以“胡为泥滓中，视此久戚戚。长风卷云阴，倚柂泪横臆”之句，表述了自己内心的痛苦；《城南感怀呈永叔》同样写出民间由于饥荒而出现的惨状：“十有七八死，当路横其尸。犬彘咋其骨，乌鸢啄其皮。”并以“高位厌粱肉，坐论搀云霓”与之相对照，直斥权势者的无能与无耻。
在反映时弊、揭露社会矛盾方面，苏舜钦往往比梅尧臣来得尖锐直截。这一方面是由于个性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同苏舜钦郁郁不得志的遭遇有关。他本是自视很高的人，却总是受排挤乃至遭诬陷，所以既感到自己无法为社会尽到应有的责任，又感到个人失意的苦闷。这两种情绪纠合在一起，使彼此都强化了。《城南感怀呈永叔》的末一节说：“我今饥伶俜，悯此复自思：自济既不暇，将复奈尔为？愁愤徒满胸，嵘峵不能齐。”言外之意是：倘若自己能掌握权位，便能够拯救百姓；无奈自顾不暇，所以格外愤懑。而在有些诗中，他更把个人的不满直接宣泄出来，如《对酒》：
丈夫少也不富贵，胡颜奔走乎尘世！予年已壮志未行，案上敦敦考文字。有时愁思不可掇，峥嵘腹中失和气。侍官得来太行颠，太行美酒清如天，长歌忽发泪迸落，一饮一斗心浩然。嗟乎吾道不如酒，平褫哀乐如摧朽。读书百车人不知，地下刘伶吾与归！
这种诗情绪坦露激昂，略近于李白的风格，虽然毕竟还不如李白的意气高扬，不可一世。《宋史》本传说苏舜钦“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在北宋诗人中，他确是有些唐人的气味。所以他的理论表述虽然迂腐，诗歌却因情感坦露而显得颇有生气，不是一副道学面孔。
在诗歌的语言艺术方面，苏舜钦也同梅尧臣一样，力图用新意象、新句法来打破圆熟陈旧的诗歌格局。他的诗中常可以看到散文化的句子，生僻艰涩的语汇，怪异奇丽的意象。
不过，由于两人的所长不同，诗风还是有很明显的区别，这正如欧阳修《六一诗话》所评：“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前面的《对酒》就是一个例子，下面再以《松江长桥未明观渔》为例：
曙光东向欲胧明，渔艇纵横映远汀。涛面白烟昏落月，岭头残烧混疏星。鸣根莫触蛟龙睡，举网时闻鱼鳖腥。我实宦游无况者，拟来随尔带笭箵。
这诗中某些特异的语汇、意象，在梅尧臣诗中也可找到类似的用法，全篇的奔放豪健，气象开阔，则是梅诗中难以找见的；反过来说，梅尧臣诗的精微、深沉、含蓄、细腻等特点，苏舜钦也比较缺乏。奇书…整理…提供下载他的诗最明显的弱点，就在于有时只顾感情的宣泄，而忽略了感情表达方式与语言内在张力的推敲，以致显得粗糙乃至气格不完。
但也有些小诗，苏舜钦写得相当精致，如《淮中晚泊犊头》：
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
第二句有些散文化，但用了一个“时”字，使视境动了起来，仿佛花树在一片青青草地中不时跳入眼帘。“幽”和“明”都是形容花，一重心理感受，一重视觉，配合得很别致。全诗的情韵近于唐诗，但更显得清幽细巧些，意脉也较为流动曲折。又如《夏意》：
别院深深夏簟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荫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
也写得小巧别致，情趣盎然。它也不是以平行的意象呈现的，诗中的视线是在不断的流动转换中：先是幽深的小院，然后透过竹帘望见一树明艳的石榴，再是日在中天、树荫垂地的一片夏日景色，最后以一声流莺惊破主人的梦和午睡时的静寂。通过诗人内在体验的流程来构成诗的节奏，脉络肌理十分细密，这正是宋诗的一种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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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欧阳修与诗文变革的完成
北宋中期的文学变革，是在宋代文学总体上处于衰退的情况下产生的。它一面顺应着思想控制强化的时代文化，一面寻求文学的新的立足点和艺术风格。在这里起着中枢作用的是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吉水（今属江西）人，出身于低级官吏家庭，父早亡，幼时家贫。天圣八年（1030）进士，初仕洛阳，与梅尧臣、尹洙等人声气相通，提倡文学变革。景祐初入京后，因支持范仲淹的政治改革主张被贬，庆历年间，再度积极参与范所主持的“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后，复又长期贬外。至和年间入朝，逐渐上升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权要职位。晚年对王安石新法持反对态度，这大抵是因为欧阳修虽主张政治改革，但态度比较稳健，以为王安石激烈变法流弊甚多。有《欧阳文忠公集》。
欧阳修在北宋文学变革中的领袖地位，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这一场文学变革作为宋王朝思想文化建设的一部分，既与当时政治方面的改革相互关联，又是自上而下、依靠政权的力量推进的。早在天圣年间，范仲淹就提出过“时之所尚，何能独变”，希望朝廷“敦谕词臣，兴复古道”（《奏上时务书》），而朝廷也确实几次下诏，从政治意义上提出改变文风的问题，如仁宗天圣年间曾诏斥文人“竞为浮夸靡蔓之文”，要求学者“务明先圣之道”，并指令从朝廷文件入手“矫文章之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6、108）。领导这种性质的变革，当然需要相当高的政治地位，而欧阳修具备这一基本条件。
其次，欧阳修在当时的文人群中，具有很强的号召力。他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的人格修养既为重视道德节操的士大夫所尊重，同时他又喜扬人之美，并利用其知贡举的权力地位举荐人才，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的文学家都曾得到欧阳修的帮助，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了集团性的力量，从而更便于扩大影响，推行他们的主张。如梅尧臣、苏舜钦二人名位不显，欧阳修却以诗坛宗主相视，使他们声誉大张；曾巩落第，欧阳修为他写序饯行，令人刮目相待，后又在知贡举时把他录为进士；对王安石，欧阳修不仅两次加以推荐，而且在赠诗中给予极高的称评；三苏中，苏洵以一默默无闻的布衣身份，经欧阳修的推荐和鼓吹而名动海内，苏轼、苏辙则是欧阳修知贡举时选拔于前列的，苏轼尤其受到他的推重。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和政治家，欧阳修的眼光、涵养，确实是不同一般的。
还有一个直接和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欧阳修不仅本人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在诗歌、散文、词的创作方面有特出成就，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还有着比较合理，富有调和性、包容性的文学主张。北宋立国以来，由于约制个性的儒家伦理观念的强化，在文学方面以道统文、以道代文的理论盛张到空前的地步，它虽然触及北宋初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文学风气的某些弊病，但对文学生机，却在另一个方向上形成更强的扼制。而欧阳修的态度，一方面对这种占主流地位的文学思想在原则上表示赞同，承认道对文的决定作用，对石介、尹洙等人表示相当的尊重，另一方面也反对过分偏激的主张。他虽说过“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但也看到有事功、道德的人未必一定能文，“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于文章”（《薛简肃公文集序》）；认为文采还是有其必要的，“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文章（当然是指符合于道的）有着不朽的价值，“英雄白骨化黄土，富贵何止浮云轻。唯有文章烂日星，气凌山岳常峥嵘”（《感二子》）。虽说这些表述较之宋以前文学理论已经达到成就而言，并没有什么发展，但在当时的环境中，仍有它重要的意义。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欧阳修的态度要更合理些。譬如对西昆体，他有不少好评，甚至称赞扬亿“真一代之文豪也”（《归田录》），而批评石介对西昆诗人的极端态度是“好异以取高”，“以惊世人”（《与石推官第一书》）。再如对骈体文，欧阳修的持论也较公允。他说过，“时文虽曰浮巧，其为功亦不易也”（《与荆南乐秀才书》），“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并赞扬苏氏父子的骈文“委曲精尽，不减古人”（《苏氏四六》），他认为骈文的缺点是在形式的严格限制下造成说理和叙述的不清晰，不畅通。所以，欧阳修所领导的文学变革虽有反对西昆体和骈文的一面，但它的核心问题，其实是怎样使文学在建立完善的社会秩序方面起到更积极更实际的作用。在这个基本前提下，他们维护了文学的存在权利，同时也维护了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活动的价值。
同时，欧阳修他们也抵制了尊崇和效仿韩愈、走向僻怪险涩的文学风气。尊韩本来是欧阳修提出的主张，据其《记旧本韩文后》，韩文的流行同他校定《昌黎集》直接有关。但这恐怕主要着眼于提倡“古文”和发扬韩愈的文学主张，韩文那种个性发露、奇崛雄肆甚至是险怪僻涩的风格，未必为欧阳修所喜好；尤其是，它和宋代的文化风气，和宋人儒雅敛束的个性很难投合。所以欧阳修他们倡导的“古文”，需要走一条不同于唐人的道路。当时有所谓“太学体”（国子学中流行的文体），其代表人物为刘幾，据说其文使“学者歙然效之”（《梦溪笔谈》）。它的面貌现在已无法看到，据《梦溪笔谈》所引片断，有“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之句。倘以韩愈及其周围文人的怪诞之语相比，这实在不算怎么奇特。但欧阳修为了提倡一种朴素流畅的文风，嘉祐二年主持科举时，将刘幾的文章用红笔从头到尾，一下抹倒，“判大纰缪字榜之”，并将“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同上）。这激起举子哗变，群聚嘲骂，甚至在大街上拦住欧阳修的马头哄闹，而欧阳修不为所动，终于使“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宋史》本传）。科举文章与士人一生前途相关，它对社会上文章风格的影响自然不言而喻。
通过以欧阳修为首的文学集团的努力，北宋中叶的这一场文学变革终于获得成功，并由此主要在诗、文两方面确立了宋代文学的基本风格。这当然很难加以简单的概括，从大的方面来说，以文而言，是虽以散体为主，实融合骈体，可以说结束了骈体与散体的截然对立，文字以浅易流畅为多，节奏徐缓宛转，较少激烈跳荡的表现（尤其是非政治性的抒情散文）；以诗而言，情感的力度减弱，所反映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相应地色彩和意象都比较疏淡，而对事物观察和体验比前人更细腻，总体上带有重理智的特点，特别在古体诗中，散文化的叙述和说理成分往往占很大比率。
对于这一场文学变革的评价是复杂的事情。概要而言，一方面需要看到它是士大夫集团所倡导的思想文化变革的一部分，是自上而下具有政治意义的行动，它对文学自由发展是有约束作用的；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它有效地抵制了更为极端的道学家的主张，在时代的限定条件下，孕育了中国文学的一些新的特色，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总体面貌。而且，同历史上的各种文学运动一样，作家的实际创作并不是完全被他们的理论的阴影所笼罩的。
欧阳修本人的诗文创作，在当时也具有典范意义。他的诗中，如《答朱案捕蝗诗》、《食糟民》、《答杨子静两长句》等，都是涉及具体社会问题、有感而发的，并且就此陈述己见，或表示内心的道德自责。他的政治诗的数量并不多，这大约因为他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家，不同于一般文人急于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