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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

喋血刀锋-第30部分

小说: 喋血刀锋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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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这场风波,史量才开始意识到,发展产业会与国民党当局发生直接的利害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报纸”的发展天地终究是有限的。这也成为史量才后来反对专制、支持进步的一个起点。
    三
    1932年1月28日深夜,“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人民全力支援奋勇抗日的十九路军。
    1月31日,在四川中路中国企业银行楼上的大厅里,上海的地方名流史量才、黄炎培、王晓籁、虞洽卿等32人聚集在一起,宣布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史量才穿梭于到会的名流之间,特别忙碌。他被推举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会长后,用炯炯的目光环视在座的各位,讲了一番很动感情的话。他说:“我年近花甲,自幼深惧列强瓜分中国,立誓生不作亡国奴,死不作亡国鬼!观在日军已向淞沪侵略,十九路军已奋起抗战,吾人伸头一刀,缩头一刀,如果畏缩退避,恐仍不能保得生命财产,不如奋勇向前,抗战救国!世界上不战而亡的人叫做亡国奴。虽战而败,但屡败屡战,而仍不免失地的人,叫做义人。义人之国叫做义国,义气留天地,谁能亡它?谁能奴它?欧战时,比利时不是一度亡了吗?但世界上绝无一人称比利时的人为亡国奴。比利时人拼了死命,保持国格,最后终于翻身。……”他的这番话,讲的到会的不少人眼眶湿润,点头称是。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4)
    会议作出决定,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宗旨是:慰劳军队,救护难民,调剂金融,维持商业,联络军民。会议还就维持会的组织、活动经费与活动方式作出具体的规定。这个在抗战风云中自发形成的“市民”组织,在整个淞沪抗战中实际上担起了国民党地方政权理应担负、但被放弃了的那一部分职权。
    1932年1月14日,淞沪抗战爆发前,面对日本海军在上海寻衅闹事,面对国民党当局的节节退让,史量才就在哈同路(现铜仁路)自己的寓所,约请工商文化界人士20多人,讨论时事,商议对策,组成“壬申俱乐部”(这年农历为壬申年)。之后,壬申俱乐部又接连召开三次会议,这个俱乐部实际上就是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前身。
    自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成立之后,史量才全力主持该会的会务。白天,他在维持会会所(开始在瑞金路延安中路口,后移至延安中路181号)办公,审阅文稿,检查账目,工作忙时就同工作人员一起匆匆进餐。他患有胃病,胃痛发作,即服用带在身边的止痛药片。晚饭后,约定由《申报》经理马荫良到自己的寓所汇报当天《申报》记者前线采访、读者投书支援等情况及报馆中的其他事务。接着又接待各方来访人士,商谈支援抗战事宜,从事筹集钱物和人力,以应前线急需,并做好伤兵救护、难民安置等工作,常常直至深夜。并在《申报》上连续发表社论,大声疾呼,从而推动了上海市民的抗日爱国运动。
    这一时期,史量才的抗日救亡工作卓有成效,他还将购纸款7万美元全部捐献;《申报》也连续发表社论,充分发挥舆论的动员组织作用,由此开辟了《申报》史上的“黄金时期”。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申报》就鲜明地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事变后两天,《申报》如实报道了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而使沈阳陷落的情况;之后连续发表时评,提出“应为维护国家维护民族,而作自卫之背城战”的主张。史量才赞同宋庆龄的政治主张,在《申报》上全文刊载了宋的宣言;还发表社论,同情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他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顶住了国民党当局施加的种种压力。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申报》更是一泄长期积闷,鼓吹抗争,组织支援。事变第二天,它发表时评说:
    “上海事件发生以来,我当局处处隐忍,甚至全部接受日人之要求。然而含垢忍痛之结果,仍不能满日人之意,又作军事之发动。我国至此,万难再忍,自不能不起而作正当之防卫。”
    1月30、31日又接连发表陶行知撰写的《敬告国民》、《国家的军队》的时评,指出此次上海之战是全民族生死之战,号召全国军队踏着十九路军的血迹,收复已失国土,将一个可怜的弱国变为一个令人敬爱的大国;希望市民踊跃参加十九路军,并从物质上积极支援军队和救济难民。
    上海人民支援十九路军抗战,自发捐献情景动人;《申报》和史量才在这当中起了很好的作用。《申报》馆2月1日接一陈姓读者送来支票一万元,并附来信。这封热情称赞前方战士的信件第二天刊出后,连着许多天,一批又一批的具名“爱国者”、“一市民”等的来信、捐款,涌进报社。其中有一天,单是爱国华侨汇来的捐款就达6.37万余元。2月10日,日军速战速决策略破产后,企图从日本本土增兵来沪。史量才在寓所中召开了一次理事会,并邀请蔡廷锴、徐名鸿参加。大家认为,要做好坚持长期抗战的准备,为此由理事会建议公开登报募集救国捐,并将本会全体会员名单刊出,以昭信实。由秘书长黄炎培拟稿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募集救国捐启》,2月15日赫然刊于报纸的广告栏中,这时的会员已由半个月前的32人扩展为200多人。爱国学者章太炎除本人捐助外,另向亲友募捐,并于2月17日把他写的《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一文,寄给史量才,在《申报》上发表,颂扬上海军民合力御侮。
    上海市民除踊跃捐献款项外,还尽力募集战地所需的物资。一天,《申报》刊出消息:目下十九路军“所最需要者即运输汽车、汽油、机器脚踏车、跑鞋及药品等,尚望热心同胞,尽量捐助”。半天后,上海全市大大小小车辆齐向军中输送,盛况空前。宋庆龄、何香凝赴前线慰问后,报纸刊出《前方将士无以御寒》的消息,五天中就收到市民捐赠的旧丝棉背心、绒线衫裤、棉被等2000余件,全新棉衣裤3万多套。理事会立即将这些物资送往前线。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5)
    救护伤病官员,救济战区难民,稳定上海金融,安排市民生活,这些原应由国民党上海地方政权去做的事,几乎都落到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身上。史量才曾召开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理事会,讨论怎样从金融上稳定后方的问题。大家认为,关键是纸币得以继续兑现和流通,消除市民的紧张心理。史量才倡议“南四行”、“北四行”上海的八家私营银行带头兑现纸币,后来国营银行、私营企业也响应这个倡议,稳定了上海的金融和居民的生活,保证全市安稳如常。
    “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史量才在自己的寓所里,每周与宋庆龄晤谈一次,交换情报,互商对策。同时,史量才、黄炎培等地方维持会负责人,也在史宅每周会晤一次,听取各方面情况,沟通军、政、民三方的联系。当时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已告失败,正从国内调兵遣将增援上海。宋庆龄、杨杏佛和史量才分析了这一形势,认为日本的大部队不可能在黄浦江码头登陆,也不可能在淞沪一带驻扎,很可能在长江沿岸和东海沿海地带,寻找登陆之地和驻扎场所,因此必须加强江防及海防工事。宋庆龄,杨杏佛请人绘制苏浙两省和东海沿岸地图,晒成蓝图多份,请史量才在地方维持会讨论,并由史量才等深夜面交吴铁城,转送蒋介石。可是,蒋介石不予重视。1932年3月1日,日军果然在太仓浏河大规模登陆,十九路军为避免腹背受敌,被迫撤离淞沪。此事使史量才悲愤异常。《申报》3月2日、3日连续发表时评述此事,明白地说:“倘若今后政府仍不能下最后之决心,以民意为依归,则政府自弃于人民,断不能为人民所拥护,断无久存之可能。”3月底,国民党为了应付上海和全国舆论,召开所谓“国难会议”,史量才、马相伯等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许多会员作为“选定会员”被邀。但他们在确认不能在会议上取得什么民主权利的情况下,毅然发表声明,谢绝赴会。嗣后,《申报》对“国难会议”提出的“绥靖、救灾、御侮”三项议案,又连续发表时评加以驳斥。史量才在国民党当局的眼中也就逐渐成了一种可怕的力量。
    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一二八”抗战以失败而告结束;但是,它呼唤起人们的抗日热情,教育人们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史量才经历战火的考验,愈益看清不能指望这个政府领导抗战;相反,要坚持抗战,必须反对这个政府的一系列方针。这样,史量才的政治态度也就起了显著的变化,成为国民党政府反对派的一名代表人物。
    四
    1932年7月16日至8月21日,前后共37天,当时发行于全国的《申报》,只能在沪、宁、杭这个“小三角”范围中递送。南京以北、杭州以南地区的读者,突然被中断了他们一直订阅的《申报》。这就是《申报》历史上著名的“禁邮事件”。
    开始时,《申报》社并未发觉。每天仍把八九万份报纸“发往”外埠。然而,这些报纸除部分运往南京、杭州外,大部分被扣压在邮政总局的地下室,深夜又被运往龙华烧焚。直到7月20日,事件发生的第四天,目睹这一切的邮局某职工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他以“史知名”的化名给史量才写信,如实告诉他国民党当局扣压《申报》的情况。7月21日,《申报》又接到蚌埠、徐州、南昌等地分馆的查询函电,才真相大白:原来这次“禁运”很不一般,是蒋介石亲自批示,由上海警备区司令部派员驻上海邮政总局监督执行的。
    原来自“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之后,史量才对国民党的离心烦向,愈益明显。他对国民党当局的谴责不仅是对外政策,即不抵抗主义,而且涉及到对内政策,即“剿共”政策、一党专制。早在斌一年的4月6日,在抵制汪精卫的所谓“国难会议”时,《申报》就发表《由训政达到“真”宪政之质疑》的时评,说:
    “即就政府本身总揽五权而言,权势依庇,遑言考试;军阀横暴,几见监察?立法传为纸上谈兵,司法尤为每况愈下,行政则漆黑一团……此则所谓训政,特变相之专制耳。”
    将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面貌刻画得淋漓尽致,说明它与国民党当局的矛盾已十分尖锐。1932年6月间,蒋介石亲自出马开始所谓第四次“围剿”;《申报》在史量才、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黄炎培等作长时间的商谈后,分别于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发表了由陶行知撰写的三篇论述《剿匪与造匪》(一论、再论、三论)的时评,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反对内战的政治主张,他说: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6)
    其一:“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一面造匪,……一面剿匪,匪既绝不能以剿而绝,或且以剿而势日以张大。……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枪口不以对外而以之剿杀因政治经济两重压迫铤而走险之人民。正如杨杏佛氏所言:“对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之日军,既委曲求全,礼让言和,请其撤退;独对于国内铤而走险之人民,则竟动员大军,大张挞伐。此诚吾人所不解者也。”
    其二:“政治黑暗如此,如沧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
    其三:“今日之所谓匪者,与其谓为由于共党政治主张之煽惑,毋宁谓为由于政治之压迫与生计之驱使。政治如不改革,民生如不安定,则虽无共党煽惑,紊乱终不可免。历史上之黄巢、李自成、张献忠以至袁世凯时代白朗之乱,即其例证。故今日剿匪为扬汤止沸;澄清政治,安定民生,乃为釜底抽薪。”
    7月初,南京又发生了有名的“中央大学学潮”。《申报》报道了这次学潮的经过,又发表评论说:“外患之刺激,政治之混乱,生活之不安”,是近年来学潮愈演愈烈的“起因”,把锋芒直指蒋介石政权,使国民党当局如坐针毡。教育部长朱家骅、上海教育局长潘公展将《申报》上的评论摘要,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并说,“上海报阀史量才利用他的报业权威,勾结上海的一般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蒋介石看了,亲笔批了“《申报》禁止邮递”六个大字。“禁邮事件”,遂由此酿成。
    史量才对“禁邮”这一手,极为气愤,为了表示反抗,他不惜花费巨资用普通邮寄的办法,将几万份报纸化整为零寄往外埠。与此同时,他接受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等人的建议,派秦墨晒去摸清原因,了解蒋介石的意图。可是秦往返于南京、南昌、汉口多次,蒋介石避而不见,最后由杨永泰(“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代见,提出三项条件:(1)《申报》时评改变态度;(2)陶行知、黄炎培、陈彬和离开《申报》;(3)国民党派员指导。经多方面研究,史量才答应(1)、(2)两项可以做到,“派员指导”决不接受,否则宁可停刊不办。蒋介石、杨永泰会商后,接受了史量才的意见,8月21日,《申报》恢复邮递,“禁邮事件”宣告结束。
    蒋介石慑于《申报》在读者中的广泛影响,妄图对史量才加以笼络。1932年10月,蒋把史量才等上海各界代表召到南京,并将史拉到自己身边留影;此时,上海临时参议会成立,国民党政府又指定史量才为参议会议长,还陆续给他什么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红十字会名誉会长和上海战区善后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荣誉职务。对蒋介石的笼络,史量才或虚与委蛇,或称病请假,或保持缄默。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这时,史量才曾对友人讲过这样一段话:“《申报》有十余万读者,我岂能昧着良心,不讲事实,欺骗读者?现在《申报》得人信任,是由许多朋友们协助而来,我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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