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一叹-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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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大片抛荒，要么粗种粗收，也潇良少见到有人在劳动。
中国的难能可贵，更在于从勤劳耕作出发建立了一整套精神原．则。先秦诸子的伟大贡献，在于从不同的角度合力完成’了一系列与此有关的文化选择。例如，务实精神、循环模式，自然节律、中庸之道、宽容胸怀、集权思维、民本意识、乐天情趣、安土倾向等等，．几乎都来自农耕文明．又都伸发出了恒久的普遍意义．成为保证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基本规则。这一切是农耕文明的必然产物吗？未必，我们一路看到，很多也是农耕文明的国度并没有这些精神成果。因此还是要深深佩服我们祖先的高明。这中间，作为核心形态的儒家文化更值得研究。不谋求玄深体系，不标榜清高出世，不排斥别种文化，只以一种自然的教化方式，普及实实在在的良好秩序和理性精神。既包含着社会政治原则，又渗透着伦理道德规范，平静而有力地起到了安抚人心、稳定社会、维护文明的作用。
这是一种似浅实深、似散实精的文化遗产，难怪在希腊时那位学者对我说，研究西方哲学到一定高度总会转向东方，而研究东方，又总是先被印度哲学吸引，最后在中国哲学中归结。
中华文明的弱点和弊病当然还应该继续研究、批判和揭示，但此时此刻正是千年之交，干年文明只有它还在延续，说几句好话还不应该吗？
我的这个反问实有所指，我们学生辈的一些年轻．人，不好好读书，只以否定和嘲笑为职业，一提祖先就愤恨，真该劝他们好好开开眼界，知道中国人并不是一个劣等民族，知道自己作为一个中华文明的受惠者并不容易，切莫狂妄骄慢了。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从博克拉返回加德满都，夜宿Everest旅馆
面向自然
今天是二十世纪最后一天，也是我们在国外的最后一天。
车队从加德满都向边境／J’镇樟木进发。
在车上我想，尼泊尔作为我们国外行程的终点，留给我一个重要话题，一定要在结束前说一说。
那就是：没有多少文化积累的尼泊尔，没有自己独立文明的尼泊尔，为什么能够带给我们这么多的愉快？我们不是在进行文化考察吗了为什么偏偏钟爱这个文化浓度不高的地方？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国外行程结束在巴基斯坦的莫亨朱达罗，或印度的恒河岸边，将会何等沮丧！这个问题，实际是对人类文明的整体责问。而且可以说是世纪的责问。
世界各国的文明人都喜欢来尼泊尔，不是来寻访古迹，而是来沉浸自然。这里的自然，无论是喜马拉雅山还是原始森林，都比任何一种人类文明要早得多。没想到人类苦苦折腾了几千年，最喜欢的并不是自己的创造物。外来旅行者也喜欢这里的生活气氛，喜欢淳真、忠厚、慢节奏，喜欢村落稀疏、房舍土朴、环境洁净、空气新鲜、饮水清澈。其实说来说去，这一切也就是更贝占近自然，一种未被太多污染的自然。
相比之下，一切古代文明或现代文明的重镇，除了工作需要，人们倒反而不愿去了。那里人潮汹涌、文化密集、生活方便，但是，能逃离就逃离，逃离到尼泊尔或类似的地方。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深刻的悖论。本来，人类是为了摆脱粗拆的自然而走向文明的，文明的对立面是荒昧和野蛮，那时的自然似乎与荒昧和野蛮紧紧相连。但是渐渐发现，事情发生了倒转，拥挤的闹市可能更加荒昧，密集的人群可能更加野蛮。
现代派艺术写尽了这种倒转，人们终于承认，宁肯接受荒昧和野蛮的自然，也要逃避荒昧化、野蛮化的所谓文明世界。
如果愿意给文明以新的定位，那么它已经靠向自然一边。人性，也已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以前的对手一一自然。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抹去或改写人类以前的文明史，但有权利总结教训。重要的教训是：．人类不可以对同类太嚣张，更不可以对自然太嚣张、这种嚣张也包括文明的创造在内，如果这种创造没有与自然保持和谐，与人性保持和谐。
文明的非人性化有多种表现。繁衍过度、消费过度、排放过度、竞争过度、占据空间过度、繁文褥节过度、知识炫示过度、雕虫小技过度、心理曲折过度、口舌是非过度、文字垃圾过度、无效构建过度？，？…对这一切灾难的爆发式反抗，就是同归自然。
我们正在庆幸中华文明延绵千年而未曾断绝，但也应看到，正是这个优势带来了更沉重的累赞。好事在这里变成了坏事，荣耀在这．里走向了负面。
因此，新世纪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是卸去重负，轻松地去面对自然，哪怕这些重负有历史的荣誉、文明的光泽。
即使珍珠宝贝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也应该舍得卸下，因为当人力难以承担的时候它已经是一种非人性的存在。
与贫困和混乱相比，我们一定会拥有富裕和秩序，但更重要的，是美丽的安适，也就是哲人们向往的“诗意地居息”。我预计，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比赛，也将在这一点上展开。
我突然设想，如果我们在世纪门槛前稍稍停步，大声询问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哲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那么我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有杨朱说不准）不会有太大分歧。对于文明堆积过度而伤害自然生态的现象，都会反对。
孔子会说，我历来主张有节制的愉悦，与天和谐；墨子会说，我的主张比你更简单，反对任何无谓的耗费和无用的积累；荀子则说，人的自私会破坏世界的简单，因此一定要用严厉的惩罚把它扭转过来，微笑不语的是老子和庄子，他们似乎早就预见一切，最后终于开口：把文明和自然一起放在面前，我们只选自然。世人都在熙熙攘攘地比赛什么？要讲文明之道．惟一的道就是自然。这就是说，中国文化在最高层面上是一种做减法的文化，是一种向往简单和自然的文化。正是这个本质，使它节省了很多靡费，保存了生命。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从尼泊尔向中国边境进发500
今天我及时赶到
从尼泊尔通向中国的一条最主要的口道，是一个峡谷。峡谷林木茂密，崖下河流探深，山壁瀑布湍急。开始坡上还有不少梯田，但越往北走山势越险，后来只剩下一种鬼斧神工般的线条，逗弄着云天间的光色。这一切分明在预示，前面应该有大景象。
果然，远处有天墙一般的山峰把天际堵严了，因此也成了峡谷的终端。由于距离还远，烟岚缈缈，弥漫成一种铅灰色。
今天阳光很好，雪山融水加大，山壁上的瀑布泻落时无法全部纳人涵洞，潺潺地在路面上流淌。我们几辆车干脆停下，取出洗刷工具，用这冰冷的水把每辆车细细地洗了一遍。这就像快到家’了，看到炊烟缭绕，赶快下到河滩洗把脸，用冷水平‘平心跳。
确实不是一般的回国。我们是沿着西奈沙漠、戈兰高地、伊朗山脉一步步量回来的，我们是捧掬着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印度河的水一曰n喝回来的，我们是抹着千年的泪滴、揣着废墟的叹息一截截摸回来的，我们是背负着远古的疑惑和现实的惊吓一站站问回来的。
我们要把这一切带回到一个地方。己经很近，就在前面，我们在离别之后读懂了它。
离别之后读懂了它一一月这句话中包含着一份书h寸。我们一直偎依它、吮吸它，却又埋怨它、轻视它、责斥它。它花了几千年的目光脚力走出了一条路，我们常常嘲笑它为何不走另外一条。它好不容易在沧海横流之中保住了－份家业、一份名誉、一份尊严，我们常常轻率地说保住这些干什么。我们娇宠张狂，一会儿嫌它皱纹太多，一会儿嫌它脸色不好，这次离开它远远近近看了一圈，终于吃惊，终于惭愧，终于懊恼。
峡谷下的水声越来越响，扭头从车窗看下去，已是万丈天险。突然，如奇迹一般，峡谷上面出现了一座横跨的大桥，桥很长，两边的桥头都有建筑。
似有预感，立即停车，引颈看去，对面桥头有一个白石筑成的大门，上面分明用巨大的宋体金字，镌刻着一个国家的名字。
我站住了，我的同伴全都站住了，谁也没有出声。只听峡谷下的水声响如雷鸣。
我在心底喊了一声：祖国．今天我终于及时赶到。
我们这一代人生得太晚，没有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为你说话。我们这些人又过于疏懒，没有及早地去拜访你的远亲近邻。我们还常常过于琐碎，不了解粗线条、大轮廓上你的形象。但毕竟还来得及，新世纪刚刚来临，我们总算已经及时赶到。
尼泊尔海关正在桥的这端为我们办出境手续。我们踞脚望去，看到桥上还站着不少人，一打听，原来藏族居民在电视上知道了我们的行程主动前来欢迎。由几位中年女性和一位大胡子的老人带领着，似乎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哈达和青棵酒。
这里的海拔是一千九百米，过关后进樟木镇，是两千六百米。空气已经很凉，我在车上换了羽绒衣。车队又开动了，越过峡谷，穿过人群，慢慢地驶进那座白石大门。
二000年一月一日，尼泊尔至中国的边城掉木，夜宿樟木宾馆
尾声
进人国境后，日记停写，但已经形成的一种惯性一时停不下来，有了感受就想写下来告诉读者。那就由着它，再写几句吧。
经过这么一次考察，再来看国内的文化遗迹，产生了不同的目光。
例如，刀区天我又站在敦煌石窟前了。中华文明对外来文化的最大吸纳就是佛教，但在吸纳过程中表现了自己的文化选择。敦煌造型与印度佛教形象的明显区别姑且不论，从大的角度着眼，它也证明了中国佛教的艺术化、景观化取向。也就是说，佛教走向中国的世俗民间，以美为中介。美使佛教通俗，又使它多义、自由、弹性，避免了它在自己故乡的不幸遭遇。
刚这么高兴地想着，眼前又出现了那个藏经洞。今年是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百年间这个小小的洞口吞吐了多少民族的伤感。我这次在其他几个文明古国看到，那里的远年遗迹大多也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考古学家们挖掘出来的，有些文物也运到了西方博物馆，但那些国家好像没有我们那么伤感，有些遗迹边上还树立着西方考古学家的雕像。
怎么来看待这种差别呢？
答案也是这次考察给我的。不是由于中国人狭隘和小气，根本原因在于其他那些古文明早已中断，与后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不再存在畅通的文化血缘关系，而中华文明未曾中断。因此，当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考古学家取走敦煌藏经洞文物，就像活生生从一个血脉连接的肌体上剁去一块，当然疼痛无比。何况在时间上，敦煌藏经洞发现前的八十天，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火烧圆明园，中华文明刚刚蒙受过奇耻大辱。因此对这个问题，当代的年轻评论者不能诊断导过于潇洒和轻松。
这个季节去敦煌很冷，我和曾静漪站在洞窟里常常冷得浑身打颤。编导黄晓燕小姐冻得鼻子上悬挂着涕水竞毫无感觉，被我们一再取笑。
见到吴小莉已经是车队进人四川之后的事了，我们一起去看三星堆。一个很难说清来龙去脉的古文明进比上，埋藏着无数美丽而怪异的高难度金属铸品，如果不是去了挖掘现场，儿乎会怀疑它的真实性。但是考察过那么多文明古国遗址之后，我心中对早期人类的生态流脉，已有了更自由的设想。
考占学者和历史学家们企图把一切新发现的事物纳人已发现的逻辑，但事实证明这种追溯的企图最容易导致穿凿附会。克里特文明果真来自埃及？埃及文明果真来自两河？……都只是依稀朦胧，难以断论。
中国古人太喜欢记录历史，这是优点，但一切历史太明晰了，反倒i仁人生疑。有这么一个奇奇怪怪的三星堆，让我们约略知道李白《蜀道难》中“蚕丛及鱼尧，开国何茫然”的诗句并非随意，知道屈原描述过的楚巫之美有遥远的源头，知道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应该有大量千姿百态的文明群落，这就够了。
一切伟大都有点神秘，留下一点神秘，也就是为中华文明留下一点继续开掘和解释的可能性，实在很好。
另一件与吴小莉一起做的事是去四川大学与大学生见面。
这是我们回国后第一次见到大学生。在国外险峻的长途上，憋了很多话，总想找一个场合倾吐，最佳的倾吐对象似乎是大学生。
四川大学的学生们热情洋溢，听说我们下午要来，上午就来占位置了。结果，挤得人山人海，连校长、副校长也只能埋在无数站立着的人群背后的墙角。我主讲，除小莉外，郭谨和多数队员都在场。
学生们有很好的感受力，声声大笑，轻轻擦泪。只可惜演讲的时间实在不够。
约好以后有机会再讲，我们从密密层层的人海里挣扎出来。
刚刚松一口气，一群记者包围上来，提出连珠炮般的问题：
“有人说，你们这次出去是因为中国加人不了西方的富人俱乐部，是要扭泥作态地去组建一个老人俱乐部，对吗？〃
“你出发后国内突然有好多人发表文章骂你．你准备什么时候反击？〃
“有人批评你在岳麓书院演讲中揭露盗版有失风度，请回应！〃
“有人发表文章说，电视台就是广告商，作为一个文化人与他们联姻，合适吗？〃
这些问题其实与四川记者无关，他们只是转述和询问罢了，但我还是抱头逃奔，只是为了不让我的伙伴们听见。这些伙伴，一路上不知受了多少苦，都成了我的生死之交，现在旅程还没有结束，如果知道已经有人在报纸上如此说话，真不知会有什么粗犷的反应。
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住拐寸它们的出现又似乎全部知道。它们让我快速地明白，我真的回来了。
它们的出现不会改变我考察的结论，也不会影响我要向海内外同胞报告对中华文明重新认识的好心情。但是明显的反差毕竟存在，而这种反差也关及文化。
其实几平所有的中国r人都深有感触：只要有人走了一条比较艰险的路，做了一件比较像样的事情，立即总会被一些声音所掩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