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列夫·托尔斯泰]-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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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秋莎，我原先怎么说，现在还是怎么说，”他特别认真地说。“我求你同我结婚。要是你不愿意，现在不愿意，那么，我继续跟着你，你被发送到哪里，我也跟到哪里。”
“那是您的事。我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她说，嘴唇又哆嗦起来。
聂赫留朵夫也不作声，觉得说不下去了。
“我现在先到乡下去一下，然后上彼得堡，”他终于镇定下来说。“我将为您的事……为我们的事去奔走。上帝保佑，他们会撤销原判的。”
“不撤销也没有关系。我就算不为这事，也该为别的事受这个罪……”玛丝洛娃说，他看见她好容易才忍住眼泪。“那么，您看到明肖夫了吗？”她突然问，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激动。
“他们没有犯罪，是吗？”
“我想是的。”
“那个老太婆可好了，”她说。
聂赫留朵夫把从明肖夫那儿打听到的情况都告诉了她。
他问她还需要什么，她回答说什么也不需要。
他们又沉默了。
“哦，至于医院的事，”她忽然用那斜睨的眼睛瞅了他一眼，说，“要是您要我去，那我就去。酒我也不再喝了……”
聂赫留朵夫默默地瞧了瞧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在微笑。
“那很好，”他只能说出这样一句话来，说完就同她告别了。
“是啊，是啊，她简直换了一个人了，”聂赫留朵夫想。他消除了原来的种种疑虑，产生了一种崭新的感觉，那就是相信爱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玛丝洛娃在同聂赫留朵夫见面以后，回到臭气熏天的牢房里，脱下囚袍，坐到铺上，两手支住膝盖。牢房里只有几个人：那个原籍弗拉基米尔省、带着奶娃娃的患痨病女人，明肖夫的老母亲，以及道口工和她的两个孩子。诵经士的女儿昨天诊断有精神病，被送进了医院。其余的女人都洗衣服去了。老太婆躺在铺上睡觉；牢房门开着，几个孩子都在走廊里玩。弗拉基米尔省女人手里抱着孩子，道口工拿着一只袜子，一面手指灵敏地不断编织着，一面走到玛丝洛娃跟前。
“嗯，怎么样，见到了？”她们问。
玛丝洛娃没有回答，坐在高高的铺上，晃动着两条够不到地的腿。
“你哭什么呀？”道口工说。“千万别灰心。哎，卡秋莎！
说吧！”她两手敏捷地编织着，说。
玛丝洛娃没有回答。
“她们都洗衣服去了。据说，今天来了一大批捐献物品。
送来的东西可多了，”弗拉基米尔省女人说。
“菲纳什卡！”道口工对着门外叫道。“这淘气鬼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她说着抽出一根针，把它插在线团和袜子里，来到走廊里。
这时候，走廊里传来一片脚步声和女人说话声。住在这里的女犯都光脚穿着棉鞋，走进牢房，人人手里拿着一个白面包，有的还拿着两个。费多霞立刻走到玛丝洛娃跟前。
“怎么样，有什么事不顺心吗？”费多霞问，她那双明亮的浅蓝眼睛亲切地瞧着玛丝洛娃。“瞧，这是给我们当点心吃的，”她说着把白面包放到架子上。
“怎么，是不是他变卦了，不想同你结婚了？”柯拉勃列娃问。
“不，他没有变卦，是我不愿意，”玛丝洛娃说，“我就这样对他说了。”
“瞧你这个傻瓜！”柯拉勃列娃声音沙哑地说。
“是啊，既然不能住在一起，结婚还有什么意思呢？”费多霞说。
“那你的丈夫不是要跟你一块儿走吗？”道口工说。
“那有什么，我们是正式夫妻嘛，”费多霞说。“可他们，不能住在一起，那又何必结婚呢？”
“你自己才是傻瓜！‘何必结婚？’要是他娶了她，就会让她过富日子了。”
“他说：‘不论你被发送到哪里，我都跟你到哪里，’”玛丝洛娃说：“他去就去，不去就不去。我可不求他。现在他上彼得堡奔走去了。那边的大臣全是他的亲戚，”她继续说，“不过我还是不需要他。”
“这个当然！”柯拉勃列娃忽然同意说，一面理着她的袋子，显然在想别的事。“咱们来喝点酒怎么样？”
“我不喝了，”玛丝洛娃回答。“你们喝吧。”
01 聂赫留朵夫来到库兹明斯科耶。聂赫留朵夫决定把土地分给农民。他的思想斗争
玛丝洛娃的案子可能过两星期后由枢密院审理。这以前，聂赫留朵夫打算先上彼得堡，万一在枢密院败诉，那就听从写状子律师的主意，去告御状。那个律师认为，这次上诉可能毫无结果，必须有所准备，因为上诉理由不够充足。这样，玛丝洛娃就可能随同一批苦役犯在六月初旬出发。聂赫留朵夫既已决定跟随玛丝洛娃去西伯利亚，在出发以前得做好准备，现在就需要先下乡一次，把那里的事情安排妥当。
聂赫留朵夫首先乘火车到最近的库兹明斯科耶去，他在那里拥有一大片黑土的地产，那是他收入的主要来源。他在那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成年后又去过两次。有一次他奉母命把德籍管家带到那里，同他一起检查农庄经营情况，因此他早就熟悉地产的位置，熟悉农民同帐房的关系，也就是农民同地主的关系。农民同地主的关系，说得客气些，是农民完全依赖帐房，说得直率些，是农民受帐房奴役。这不是一八六一年废止的那种明目张胆的奴役，也就是一些人受一个主人的奴役，而是一切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受大地主们的共同奴役，有时还受到生活在农民中间的某些人的奴役。这一点聂赫留朵夫知道，也不可能不知道，因为农庄经营就是以这种奴役为基础，而他又亲自过问过这种经营方式。不过，聂赫留朵夫不仅知道这一点，他还知道这种经营方式是不公平的，残酷无情的。早在学生时代，他就信奉亨利·乔治的学说并热心加以宣扬。当时他就知道这个问题。根据这个学说，他把父亲留给他的土地分赠给农民，认为今天拥有土地同五十年前拥有农奴一样都是罪孽。不错，他在军队生活，养成了每年挥霍近两万卢布的习惯。复员回来后，原先信奉的学说已被置诸脑后，对他的生活不再有约束力。他非但不再思考他对财产应抱什么态度，母亲给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而且竭力回避这些问题。不过，母亲去世后，他继承了遗产，开始管理财产，也就是管理土地，这些事又使他想到土地私有制的问题。要是在一个月以前，聂赫留朵夫会安慰自己说，要改变现行制度，他无能为力，庄园也不是他在管理。这样，他生活在远离庄园的地方，收取从那里汇来的钱，多少还能心安理得。但现在他已毅然作出决定：虽然他不久就将去西伯利亚，而且为了处理监狱里的各种麻烦问题，都需要花钱，他却不能再维持现状，而一定要加以改变，宁可自己吃亏。因此他决定自己不再经营土地，而是以低廉的租金出租给农民，使他们完全不必依赖地主。聂赫留朵夫反复拿地主同农奴主的地位进行比较，觉得地主不雇工种地而把土地租给农民，无异于农奴主把农民的徭役制改为代役租制。这样并不解决问题，但向解决问题迈出了一步，也就是压迫从比较粗暴的形式过渡到不太粗暴的形式。他就打算这样做。
聂赫留朵夫在中午时分到达库兹明斯科耶。他在生活上力求简朴，事先没有打电报回家，而在火车站雇了一辆双驾四轮马车。车夫是个小伙子，身穿黄土布长外套，腰身细长，腰身以下打褶裥的地方束着一根皮带。他照一般马车夫的习惯侧坐在驭座上，很高兴同车上的老爷攀谈。他们这样一攀谈，那匹衰老而又瘸腿的白色辕马和害气肿病的瘦骖马就可以一步一步慢慢走，那是它们求之不得的。
车夫讲起库兹明斯科耶的那个管家。他不知道车上坐的就是庄园主人。聂赫留朵夫有意不告诉他。
“好一个阔气的德国佬，”这个在城里住过、读过小说的马车夫说。他坐在驭座上，侧身对着车上的乘客，忽而握着长鞭的柄，忽而握着长鞭的梢，显然想说些文雅的话来炫耀他的知识，“他买了一辆大马车，配上三匹草黄大马，带着太太一起兜风，嘿，好不威风！”他继续说。“冬天过圣诞节，他那所大房子里摆着一棵很大的圣诞树，我送客人到他家去看见的，还有电光灯呢。全省都找不到第二家！捞的钱真是多得吓死人！他有什么事办不到，大权都在他手里嘛。据说他还买了一份好田产。”
聂赫留朵夫想，不管那德国人怎样管理他的庄园，怎样揩他的油，他都毫不在乎。但那个腰身细长的马车夫讲的话，却使他不快。他欣赏这美好的春光，眺望空中不时遮住太阳的浓云，看到春播作物的田野上到处都有农民在翻耕燕麦地，看到浓绿的草木上空飞翔着百灵鸟。树林里除了晚发的麻栎外都已盖上翠绿的萌芽，草地上散布着一群群牛马，田野上看得见耕作的农民。他看着看着，不禁心里又闷闷不乐起来。他问自己，究竟什么事使他烦恼？于是他想到车夫讲的那个德国人怎样在库兹明斯科耶主宰一切，为所欲为。
聂赫留朵夫抵达库兹明斯科耶后，着手处理事务，才克服了这种不愉快的情绪。
聂赫留朵夫查阅过帐目，同管家谈了话。那管家直率地说，亏得农民缺少土地，他们的地又夹在地主的领地当中，因此地主占了很多便宜。聂赫留朵夫听了他的话，更打定主意，不再经营农庄，而把全部土地分给农民。通过查帐和同管家谈话，他知道情况同过去一样，三分之二的好耕地是他的雇工直接用改良农具耕种的，其余三分之一土地雇农民耕种，每俄亩付五卢布，也就是说农民为了这五卢布，每俄亩土地就得犁三遍，耙三遍，播下种子，再要收割，打捆，或者把谷子送到打谷场。如果雇廉价的自由工人来做这些农活，每俄亩至少也得付十卢布工钱。农民从帐房那儿取得必需的东西，都要按最贵价格折成工役来支付。他们使用牧场、树林和土豆茎叶，都得付工役，因此农民几乎个个都欠帐房的债。这样，耕地以外的土地由雇来的农民耕种，地主所得的利益就比用五分利计算的地租收入还多四倍。
这些事聂赫留朵夫尽管早就知道，但现在听来却又觉得很新鲜。他感到惊奇的是，他们这些拥有土地的老爷怎么会看不到这种不合理的事。总管提出种种理由，认为把土地交给农民会损失全部农具，连四分之一的本钱都收不回来，又说农民会糟蹋土地，聂赫留朵夫交出土地会吃大亏。但这些理由反而使聂赫留朵夫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即把土地交给农民，使自己丧失大部分收入，正是做了一件好事。他决定趁这次回乡机会，把这件事办好。收获和出售已种下的粮食，把农具和不必要的房屋卖掉，这些事他让总管在他走后处理。现在他要总管如集库兹明斯科耶周围三村农民第二天来开会，向他们宣布自己的计划，并跟农民商定出租土地的租金。
聂赫留朵夫想到自己坚决抵制总管的意见，准备为农民作出牺牲，感到很愉快。他从帐房出来，一面考虑当前要办的事，一面绕过正房，穿过如今荒芜的花圃（总管住宅前却新辟了一个花圃），走过蒲公英丛生的草地网球场，来到菩提树夹峙的小径。以前他常在这里散步，吸雪茄，三年前漂亮的基里莫娃到他母亲家来作客，还在这里同他调过情。聂赫留朵夫考虑了一下明天对农民大致要讲些什么话，然后去找总管，同他一面喝茶，一面商量清理全部田产的问题。他在这些事上定了心，才走到这座大宅邸里平时用作客房、这次为他收拾好的房间里。
这个房间不大，但很干净，墙上挂着威尼斯风景画，两个窗子中间挂着一面镜子。房间里放着一张清洁的弹簧床，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个玻璃水瓶、一盒火柴和一个灭烛器。镜子旁边有一张大桌子，桌上放着他那只盖子打开的皮箱，箱子里露出他的化妆用品盒和随身带着的几本书：一本是研究刑法的俄文书，还有一本德文书和英文书，都是同一类内容。这次下乡，他想偷空阅读这几本书，但今天已经没有时间了。他要上床睡觉，明天早点起来，准备向农民说明他的计划。
房间的一角放着一把古色古香的红木镶花圈椅。聂赫留朵夫记得这把椅子原来放在母亲卧室里，如今一看到，不禁产生一种奇特的感情。他忽然很舍不得这座快要倒塌的房子，舍不得这个荒芜的花园，这片将被砍伐的树林，以及那些畜栏、马厩、工棚、机器和牛马。那些产业虽不是他置办的，但他知道都来之不易，而且好容易才保存到今天。以前他觉得放弃那一切轻而易举，如今却又很舍不得，舍不得他的土地，舍不得他的一半收入——今后他很可能需要这些钱。于是立刻就有一种理论来支持这种感情，认为他把土地分给农民，毁掉他的庄园是愚蠢的，荒唐的。
“我不应该占有土地。我失去土地，就不能维持这个庄园。不过，如今我要到西伯利亚去，因此房子也好，庄园也好，都用不着了，”他心里有一个声音说。“这话固然不错，”他心里另一个声音说，“但是，第一，你不会在西伯利亚待一辈子。你要是结婚，就会有孩子。你完整无缺地接受这个庄园，以后你也得完整无缺地把它传给后代。你对土地负有责任。把土地交出去，把庄园毁掉，这都很容易，但重新创立这点产业可就难了。你首先得考虑你的生活，决定今后怎么过，据此再来处理你的财产。你的决心究竟有多大？再有，你现在这样做是不是真的出于良心？还是只做给人家看看，好在他们面前炫耀自己的德行？”聂赫留朵夫这样问自己。他不能不承认，人家对他的行为说长道短，会影响他的决定。他越想，问题越多，越不容易解决。为了摆脱这些思想，他在干净的床上躺下来，想好好睡一觉，到明天头脑清醒了，再来解决这些目前搅得他心烦意乱的问题。但他好久都睡不着觉，从打开的窗子里涌进清凉的空气，泻下溶溶的月光，传来一片蛙鸣，还夹杂着夜莺的鸣啭和啁啾——有几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