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列夫·托尔斯泰]-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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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是的，这也可能，但枢密院不可能审查案件的是非曲直，”沃尔夫眼睛瞧着烟灰，严厉地说。“枢密院只审查引用法律和解释法律是否正确。”

“我觉得，这个案子是特殊的。”

“我知道，我知道。个个案子都是特殊的。我们将照章办事。就是这样。”烟灰还留在雪茄上，但已有裂缝，有掉下来的危险。“那么，您难得到彼得堡来，是吗？”沃尔夫说，把雪茄竖起来，免得烟灰落下。但烟灰还是摇摇欲坠，沃尔夫小心翼翼地把它拿到烟灰碟旁，烟灰果然落下了。“卡敏斯基的事真是太惨了！”他说。“一个很好的青年。又是独生子。做母亲的可不好受哇，”他说，几乎是逐字逐句重复着彼得堡流行着的有关卡敏斯基的话。

沃尔夫还谈到察尔斯基伯爵夫人，谈到她对新的教义信得入迷。他对这种新教义既不责难，也不袒护，不过从他高尚正直的观点来看，这种东西显然是多余的。然后他拉了拉铃。

聂赫留朵夫起身告辞。

“您要是方便，就来吃饭，”沃尔夫一面说，一面伸出手去，“礼拜三来最好。到那时我可以给您一个确切的答复。”

天色晚了，聂赫留朵夫就乘车回家，也就是回到姨妈家里。

17　察尔斯基家的晚餐。大家谈到决斗。基泽维尔的讲道

察尔斯基伯爵家七点半钟开饭。吃饭用的是一种聂赫留朵夫从未见过的新办法。菜都先摆在桌上，摆好后仆人退出餐厅，吃饭的人就自己动手取菜。男人们摆出男子汉气概，不让太太们过分劳累，毅然承担起给太太们和自己分菜斟酒的重任。吃完一道菜，伯爵夫人就按一按桌上的电铃，仆人就又悄没声儿地走进来，迅速地把用过的菜碟收走，再端来下一道菜。菜肴很讲究，酒也很高级。在灯火通明的大厨房里，法籍厨师正带着两个穿白衣服的下手做菜。吃饭的有六个人：伯爵和伯爵夫人，他们的儿子——一个脸色忧郁、双臂搁在桌上的近卫军军官，聂赫留朵夫，法籍女朗诵员和从乡下来的伯爵家的总管。

餐桌上也谈到那场决斗。大家说起皇上对这事的态度。大家知道，皇上很怜悯死者的母亲，大家也都很为她难过。不过大家又知道，皇上虽然很同情母亲，但又不愿严办身为军人的凶手，因此大家对身为军人的凶手也就宽大为怀。只有察尔斯基伯爵夫人敢想敢说，无所顾忌，对凶手作了谴责。

“他们这样喝酒胡闹，会把一个个好端端的青年都打死的，我说什么也不能原谅他们，”她说。

“你这话我可不明白了，”伯爵说。

“我知道，我说的话你总是不明白的，”伯爵夫人转身对聂赫留朵夫说。“人人都明白，就是我的丈夫不明白。我说我很为做母亲的难过，我不愿看到一个人杀了人还扬扬得意。”

到这时一直保持沉默的儿子开始为凶手辩护，反对母亲的意见，粗声粗气地向她证明，他身为军官非这样做不可，要不然同事们将批评他，把他驱逐出团。聂赫留朵夫听着，没有插嘴。他当过军官，对小察尔斯基的理由虽不加认可，但是能够理解。他还情不自禁地拿杀人的军官，同监狱里那个因殴斗误伤人命而被判苦役的漂亮青年农民进行比较。两人都是因喝醉酒而打死人。那个农民在火头上打死人，就此抛下妻儿，离开亲友，戴上脚镣，剃了阴阳头，去服苦役；而那个军官却坐在漂亮的禁闭室里，吃着上等伙食，喝着上等美酒，看看书，而且早晚一定会获得释放，又可以象原来那样过活，甚至更受人注意。

他把心里的想法都说了出来。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开头同意外甥的话，后来却不作声。其他的人也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才发觉他讲这些话是失礼的。

晚上，吃过饭以后，大厅里象开会似的摆着几排雕花高背椅，桌子后面放着一把圈椅，旁边有一个茶几，上面放着玻璃水瓶，那是给讲道的人饮用的。外国人基泽维特将在这里讲道，听的人纷纷来到。

大门口停着许多华贵的马车。在摆设讲究的大厅里，坐着许多身穿绸缎、丝绒和花边衣服的贵妇人，她们头上戴着假发，腰身勒得很细。在贵妇人中间坐着一些男人，有军人，有文官，还有五个老百姓：两个扫院子的、一个小店老板、一个听差、一个马车夫。

基泽维特体格强壮，头发花白，说一口英语。一个戴夹鼻眼镜的瘦姑娘又快又好地替他翻译。

他说我们的罪孽这样深重，将要受到的惩罚又这样严厉而且无法逃脱，因此不能坐等惩罚临头。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我们只要想想我们自己，想想我们的生活，想想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怎样生活，我们怎样触怒仁慈的上帝，致使基督受难，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不可能得到宽恕，我们没有出路，我们不可能得救，我们大家注定要灭亡。灭亡是可怕的，永恒的磨难在等着我们，”他用哆嗦的带哭的声音说。“怎样才能得救哇？兄弟们，怎样从这场可怕的烈火中得救哇？烈火已经包围了房子，没有出路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眼泪真的沿着脸颊滚滚而下。八年来，每当他讲到这个他十分得意的地方时，总会感到喉咙哽塞，鼻子发酸，眼泪夺眶而出。眼泪一出来，他自己就更加感动。房间里响起了一片哭声。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坐在一张细工镶嵌的小桌旁，两手抱住脑袋，肥胖的肩膀不住抖动着。马车夫惊奇地瞧着这个德国人，仿佛他正赶着一辆车，车杠眼看就要撞到德国人身上，而德国人却不肯让开。多数人坐的姿势跟察尔斯基伯爵夫人一样。沃尔夫的女儿，相貌很象父亲，穿着一件时髦的连衣裙，双手摀住脸，跪在地上。

口若悬河的讲道人突然容光焕发，露出那种象演员表示欢乐的可以乱真的微笑，声音温柔甜蜜地说：

“现在有救了！这是一种轻松愉快的拯救。这种拯救就是上帝的独生子为我们流了血，他情愿为我们受苦受难。他的苦难，他的鲜血拯救了我们。兄弟姊妹们！”他又带着眼泪说，“让我们来感谢上帝吧，上帝为了替人类赎罪而献出了他的独生子。他的宝血……”

聂赫留朵夫感到十分恶心，就悄悄站起来，皱着眉头，忍住羞愧的呻吟，踮起脚尖走出大厅，回自己的房间去。

18　律师的来访。玛丽爱特的信。聂赫留朵夫在沃罗比约夫男爵家

第二天，聂赫留朵夫刚穿好衣服，准备下楼，听差就给他送来莫斯科律师的名片。律师是为自己的事来的，但玛丝洛娃一案枢密院如即将审理，他愿意出庭。聂赫留朵夫发出的电报，正好同他错开。聂赫留朵夫告诉他玛丝洛娃的案子什么时候开庭，由哪几个枢密官审理，他听了微微一笑。

“这三个枢密官正好是三种类型，”他说。“沃尔夫是典型的彼得堡官僚，斯科沃罗德尼科夫是个有学问的法学家，贝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法学家，因此在三人中间他最有生气，”律师说。“希望也在他身上。哪，那么上诉委员会那边的事进行得怎样了？”

“喏，今天我要到沃罗比约夫男爵那里去，昨天没有机会见到他。”

“您知道沃罗比约夫是怎么当上男爵的吗？”律师说，回答聂赫留朵夫在说这个纯粹俄国姓和外国爵位时露出的滑稽口吻。“这是保罗皇帝①因什么事赐给他祖父的，他祖父大概是个听差。他不知什么事博得了皇上的欢心。皇上说：‘封他为男爵吧，这是我的旨意，谁也不准拦着。’这样就冒出一个沃罗比约夫男爵来了。他为此很得意。其实是个老滑头。”——

①指俄皇保罗一世（1754—1801），在位期一七九六——一八○一年。

“那我现在就去找他一下，”聂赫留朵夫说。

“嗯，那太好了，咱们一块儿走吧。我用车子送您去。”

临走以前，聂赫留朵夫在前厅里接到听差交给他的玛丽爱特的法文信。

“我不惜违反我的原则，遵嘱在丈夫面前替您所庇护的人求情。此人不久即可获释。丈夫已对该司令官发了手谕。那么，您就堂而皇之来看我吧。我等您。玛。”

“这象什么话？”聂赫留朵夫对律师说。“真是太可怕了！一个女人在单身牢房里被关了七个月，原来什么罪也没有。如今把她释放，也只需要一句话。”

“这种事向来如此。嗯，至少您的愿望实现了。”

“是的，但事情这样容易解决，反而使我觉得不是滋味。

请问：那里究竟在干些什么？究竟为什么把她关起来？”

“算了，这种事还是不要追根究底的好。我送您去吧，”律师说，这时他们已走到大门口的台阶上。律师所雇的那辆漂亮轿车来到门前。“您现在要到沃罗比约夫男爵那儿去，是吗？”

律师告诉车夫到什么地方。几匹骏马就把聂赫留朵夫送到男爵家门口。男爵在家。进门第一间里有一个穿文官制服的青年官员，他的脖子特别细长，喉结突出，步伐特别轻悄。

另外还有两位太太。

“贵姓？”喉结突出的青年官员异常洒脱地从两位太太那里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问。

聂赫留朵夫报了姓名。

“男爵谈到过您。请稍等一下！”

青年官员走进一个房门关着的房间，从那里领出一个身穿丧服、满脸泪痕的太太。这位太太用瘦削的手指放下随便卷起的面纱来掩饰泪痕。

“请进！”青年官员对聂赫留朵夫说，步态轻盈地走到书房门口，推开门，自己在门口站住。

聂赫留朵夫走进书房，看见大写字台后面的圈椅上坐着一个中等身材的结实男子，头发剪得很短，身穿礼服，眼睛快活地瞧着前方。他一见聂赫留朵夫，那张双颊鲜红、胡子雪白的和蔼的脸就浮出亲切的微笑。

“看到您很高兴，我跟令堂早就认识，我们是老朋友。您小时候我就见到过，后来您当上军官，我又见到过。好吧，请坐，您说说，有什么事我能为您效劳。是的，是的，”他听着聂赫留朵夫讲费多霞的事，摇摇他那白发剪得很短的头说。

“您说吧，说吧，我全明白。是的，是的，这事确实很叫人感动。那么，您已经提出上诉了？”

“上诉书我已准备好了，”聂赫留朵夫说着从口袋里拿出诉状。“但我要请您对这个案子多多关照。”

“您做得很好。我一定亲自把这个案子向上奏明，”男爵说，他那张快乐的脸上想装出怜悯的样子，但装不象“这个案子很动人。看样子她还是个孩子，丈夫先是待她很粗暴，使她嫌恶他，但过了一阵，他们又和好了……是的，我要把这个案子向上奏明。”

“察尔斯基伯爵说，他打算去向皇后求情。”

聂赫留朵夫话音未落，男爵的脸色顿时变了。

“不过，您把上诉书送到办公室去吧，我尽力而为，”他对聂赫留朵夫说。

这时候，青年官员又走了进来，显然有意卖弄他那种潇洒的步态。

“那位太太要求再说几句话。”

“好，请她来吧！唉，老弟，你在这儿会看到多少眼泪，要是能把大家的眼泪都擦干就好了！但也只能尽力而为。”

那位太太走了进来。

“我忘记求您，可不能让他把女儿抛弃，因为他已经横了心……”

“我不是说过我会尽力而为吗？”

“男爵，看在上帝份上，您救救我这个做母亲的吧！”

她抓住他的一只手，吻了起来。

“一切都会办到的。”

等那位太太走了，聂赫留朵夫也起身告辞。

“我们一定尽力而为。我们要同司法部商量一下。他们会给我们答复的。到那时我们再尽力去办。”

聂赫留朵夫走出房间，穿过办公室。象在枢密院那样，他在这个漂漂亮亮的房间里又看到许多漂漂亮亮的官员，个个整齐清洁，彬彬有礼，服装端庄大方，说话严肃清楚。

“这种人怎么这样多，真是多得要命！他们的身子都保养得多么好，他们的衬衫和手都多么干净，他们的靴子又擦得多么亮。他们靠的是谁？别说同囚犯比，就是同乡下人比，他们也显得多么阔绰优裕呀！”聂赫留朵夫又情不自禁地想。

19　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要塞司令。关亡。聂赫留朵夫同要塞司令谈论政治犯

操纵彼得堡全体囚犯命运的是一个德国男爵出身的老将军。他一生战功卓著，得过许多勋章，但平时只在钮扣孔里挂一个白十字章。据说现在他已头脑糊涂了。他在高加索服务时，获得了这枚他特别引以为荣的十字章。当时他统率剪短头发、身穿军服的俄罗斯农民，手持步枪和刺刀，屠杀了一千多名保卫自由、家园和亲人的人①。后来他在波兰服务时，又驱使俄国农民犯下种种罪行②，为此他又获得勋章和军服上新的饰品。后来又在别的地方工作过。如今他已是个龙钟的老人，但获得了这个重要职位，再加一座好房子、一笔可观的年俸和尊贵的地位。他认真执行上司各种命令，对派给他的任务特别卖力。他非常重视上司的命令，认为天下万事都可以改变，唯独上司的命令不能改变。他的职责就在于把男女政治犯关在特种监狱和单身牢房里，关得这些人在十年之内一半瘐死，一部分发疯，一部分死于痨病，一部分自杀：其中有人绝食而死，有人用玻璃割破血管，有人上吊，有人自焚——

①指十九世纪上半叶高加索山区少数民族反抗沙皇俄国的斗争，遭到沙皇军队残酷镇压。

②指一八三○年沙皇军队镇压波兰人民起义的罪行。

老将军知道这一切，这一切都是在他眼前发生的，但所有这些事都没有触动他的良心，就象雷击和洪水等天灾造成的苦难不会触动他的良心一样。这一切都是执行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命令的结果。这些命令都非执行不可，因此考虑这类命令的后果是完全无益的。老将军也不让自己去考虑这些事，认为军人的爱国天职不容许他考虑，免得在执行时心慈手软。

老将军按照规定的职责，每星期到各监狱巡查一次，询问囚犯有什么要求。囚犯们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他不动声色地听着，一声不吭，但对他们的要求总是置之不理，认为这些要求都是非法的。

聂赫留朵夫坐车来到老将军寓所，塔楼上的自鸣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