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杂文作品选-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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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斗云一九九七年八月输入
由不自由的自由到自由的不自由
作者：李敖
李敖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二日
二十年前，在台大文学院印度近代史的课堂上，一位风度翩翩的年轻老师，要学生缴出笔记，给他看看。全班都缴了笔记，可是一个学生却缴不出来。老师问他：“你怎么没有笔记？”这个学生说：“笔记是中学生抄的，大学生不抄笔记。”
这位老师有雅量欣赏这个特立独行的学生，他给了这个学生最高评分。
这位老师，就是国民党员吴俊才先生；这个学生，就是“党外人士”－－我。
一般情形是，师生缘份，都随走出校门而结束，但像吴俊才先生那样继续帮助学生的老师，却很少有，一如像我这样继续研究老师著作的学生也很少有一样。
吴俊才先生现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住在普通公寓里，很穷；我现坐“党外人士”冷板凳第一把交椅，住在吴老师家前面豪华大厦里，很阔。我因为经年累月不下楼，大隐于市；又因为水深浪阔，不愿给吴老师不方便，所以一直疏于礼数，不去看他。去年他礼贤下士，大驾光临，我说：“古人‘天涯若比邻’，老师和我，却‘比邻若天涯’！”吴老师太熟悉我那一套，他不见怪。
吴俊才先生学者、专家，尤精于印度史，受了他的启迪，我对印度史也小有研究。我由“大作家”变成“大坐牢家”的时候，看书无算。其中一部大书，就是看了又看的吴老师名著－－《甘地与现代印度》。这部大书功力极深，有志之士，人人该看，只可惜交由一家不太会搞宣传的书局出版，并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
因为我在牢里读这部书，最引起我注意的，是甘地的监狱生活。据我统计，甘地共坐了两千三百三十八天的牢，他失掉身体自由的时间，从广义说，比我要短。但他是先进，先进的坐牢哲学，闲来无事，倒也不妨研究研究。
不料一研究之下，使我得到了新境界。
甘地有著伟大的精神力量，爱因斯坦说：“後代子孙很难相信这世界上曾经走过这样一位血肉之躯”。（generationstoomewillscarcebelivethatsuchaoneasthisverinfleshandbloodwalkeduponthisearth。这是对甘地最高明的描绘。甘地思想的精华是他的“不合作主义”（satyagraha），不合作主义的形成，部份来自《湖滨散记》的作者梭罗。梭罗坐牢的时候，他说他“从不曾想到我是给关起来了，高墙实在等于浪费材料。、、、、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对付我。、、、、他们总以为我唯一目的是想站到墙外面。每在我沉思的时候，看守那种紧张样子，真叫人好笑。他们那里知道才一转身，我就毫无阻挡的跟著出去了。、、、、”
梭罗当然不会小说中穿墙透壁的功夫，他这种来去自如，是指观念上的解脱，观念上“从不曾想到我是给关起来了”。他虽然身在两坪之内，但却心在六合之外，神游四海，志驰八方，就像拉夫瑞斯（richardlovelace）在牢里写诗给情人一样。
甘地师承了梭罗的不合作主义，也师承了梭罗的坐牢哲学。甘地说志士仁人－－
“在狱中，他所受到的苦，实比平日受的苦要少得多；在狱中，他也只需要听狱吏一人的命令，而不像平日要受许多人的支配；在那里，他更不必担心一日三餐，也用不著自己烧饭，政府会照顾一切，如果有病，更可免费治疗；在那里，他有足够的操作，藉以锻炼体格，许多坏的习惯也可以改过。他的灵魂是自由的。他可有充分的时间祈祷。肉体虽被拘禁，灵魂并未桎梏。反而他的日常生活也可以训练成更有规律，因为自有人来督促。这样来体验狱中生活，他会感觉自己是自由的。假如有任何不幸遭遇或被狱囚虐待，那他正可学习坚忍，让他得到一个乐于自制的机会。持这种看法的人，当然会将入狱的事看为幸运。因此问题的关键，还在一个人自己和他所持的心理状态，来决定是否入狱乃系幸运。”（《甘地与现代印度》上册页九一）这段话的关键是强烈的唯心论，它告诉人们，所谓的自由与不自由，“问题的关键，还在一个人自己和他所持的心理状态”，你心里觉得自由，自由就在；你心里觉得不自由，桎梏就在。甘地本人前后入狱五次，他这种观念，也一再宣示，例如他说：“我现在成了自由的人了，我的身体已被他们看管。一天诺拉迭法案没有撤销，我一天不得自由，可是现在他们逮捕了我，却给了我自由。现在轮到该是你们采取行动的时候。”（同上。页二六四）他又说：“、、、、朋友们不需要惦挂著我。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在这儿所能做的并不比外间少。我留居在此，对我有如入校。”（同上。中册页一四三－－一四四）、、、、甘地这些坐牢哲学，基础都在他的伟大的精神力量，有这种力量的人，他会感到“逮捕了我，却给了我自由。”这种自由，我把它叫做“不自由的自由”。这种自由的炉火纯青，就“觉得自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若不到火候，就只像骆宾王那样“在狱咏蝉”了，－－鸟在外面的人，是不会快乐的。
不自由中有自由，这么说来，是不是自由以后，出狱以后，就更自由了，从此没有不自由了呢？
这可未必。
哲学家斯宾塞说“没有人能完全自由，除非所有人完全自由；没有人能完全道德，除非所有人完全道德；没有人能完全快乐，除非所有人完全快乐。”这种伟大的透视力，伟大的胸襟，我给它下了一个描绘，这叫“自由的不自由”。
“自由的不自由”的特色是民胞物与，是把受苦受难的人当兄弟，又使自己有责任感。夏禹感觉天下有淹在水里的人，就好像自己把他们淹在水里一样；后稷感觉天下有没饭吃的人，就好像自己使他们挨饿一样，有这种抱负的人，后天下之乐而乐，众生不成佛的时候，他自己不要成佛。《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里，为这种心境做了动人的总结：“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有这种心境的人，他自己坚强，却感受兄弟的软弱；他自己站起，却焦急兄弟的跌倒；他自己自由，却念念不忘兄弟的不自由。
六十年前，开火车出身的美国劳工领袖戴布兹（eugenevictordebs），因参与政治反抗，被判十年，关在牢里。由于他极富人望，虽在牢里，却得到美国大选中，一百万选民对他戏剧性投票。一九二一年，哈定总统特赦了他。出狱后，人们庆幸他重获自由，他却从斯宾塞的句子里，说出了这样的千古名言：whilethereisalowerclassiaminit。whilethereisacriminalelementsiamofit。whilethereisasoulinprisoniamnotfree。
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俦；
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流；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真的，“我就不自由”。夏禹不自由，後稷不自由，斯宾塞不自由，戴布兹不自由。－－所有伟大的性灵里，念天地悠悠，都有“自由的不自由”。
筋斗云一九九七年八月输入
蝙蝠和清流
作者：李敖
李敖一九七九年九月十日
我在《独白下的传统》里，发表过一篇《人能感动蝙蝠论》，写中国人的动物哲学，写中国人的“动物泛灵信仰”（zoologicalanimism）的流变，写中国人的“人能感动动物论”，一直写到中国人相信人可以感动蝙蝠。我写这些纯中国的思想，发前人今人所未发，自是复兴中华文化第一功臣，自然不在话下。
由于中华文化的底子太浓太厚，许多主题，实在一次无法只做一道菜，实在可以“黄鱼两吃”“黄鱼三吃”，以蝙蝠为例，还可毫不重复，别立主题，再谈它一次。
蝙蝠长得像老鼠，老祖宗们闹不清楚它，叫它“老鼠”、“地鼠”、“天鼠”、“飞鼠”。传说蝙蝠是老鼠吃了巴豆以后变的，所以名字难免鼠来鼠去。因为蝙蝠夜里飞，又叫它“夜燕”。蝙蝠停飞时候，翅膀伏下来，所以又叫“伏翼”或“服翼”。
蝙蝠的造形，不讨人喜欢。虽然除了“吸血蝙蝠”（vampire）外，蝙蝠吃害虫，对人未尝没好处，但中国人外国人都不喜欢它。中国人除了用做“五福（蝠）临门”的图案外，总是把它抓来当药吃，用这种东西治一种怪病－－“小儿惊痫”。方法是把蝙蝠煮了，做出“小儿慢惊返魂丹”，《医学集成》里说“小儿惊痫，用入蜇蝙蝠”和药，《圣惠方》里说“小儿慢惊返魂丹，治小儿慢惊及天吊（引右一竖到中间）夜啼，用蝙蝠”和药。妙用就在此。
这种治小孩子夜里哭闹的妙用，老祖宗意犹未足，老祖宗看到蝙蝠夜里飞来飞去，通行无阻，深信这种小东西一定眼力奇佳，若把蝙蝠化为药材，一定可以有益于人的眼力，这种“以眼还眼”的思想模型，是中国“物之生克哲学”的重要基础。“物之生克哲学”的特色是：甲物的特性，可以代换到有对应关系的乙物身上。比如说：杀狗的，狗就追他（“屠狗者，狗逐之”）；杀牛的，牛就顶他（“屠牛者，牛触之”），为什么？因为“物类相感”。“物类相感”的极致，就被打“大可用药”的主意。于是，看到啄木鸟的“牙”那么行，中国人就相信吃啄木鸟可以治牙病；看到牛鹿之类的生殖器那么行，就相信吃它们的“鞭”可以壮阳。同理类推，看到蝙蝠夜里飞得又快又不撞墙，就相信蝙蝠的屎大有营养。于是蝙蝠的大便，便变成中药的“夜明砂”，给眼睛不好的人大服特服，希望能从别人的排泄里，大开眼界，愈我光明。
中国人的眼力真可怜！中国人把那么多的希望寄托在蝙蝠身上，竟不知蝙蝠的视觉，本是一塌糊涂的。蝙蝠可以蒙住眼睛，仍旧照飞不误，蝙蝠是靠雷达式的耳朵和皮肤感觉飞行的。这种情形，洋鬼子看得仔细得多。十七世纪的英文里，形容人的眼力不行，就说“像中午的蝙蝠一样瞎”（asblindabatatnoon）；后来发现不止中午才瞎，就改为“像蝙蝠一样瞎”（blindasabat）。在洋鬼子眼中；他们也错把蝙蝠当成老鼠一类而叫做“飞鼠”（flittermouse），但他们绝不发生“物之生克哲学”而将蝙蝠屎当眼药。他们观察入微，所以可以少吃大便。
在蝙蝠身上，中国文化表现观察力的粗疏，还可以进一步讨论。我举一篇古文做例子。七步成诗，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曹植，曾写过一篇《蝙蝠赋》。曹植不喜欢蝙蝠，他在这篇赋里，把蝙蝠丑八怪骂了又骂，他一开始就感叹：“吁！何奸气生兹蝙蝠！”（翻成新诗人的表达法，就是：“天啊！什么样的奸邪之气，才生出你这种坏东西来啊！”）曹植接著表示，蝙蝠虽然能飞，可是长得不像鸟，所以“不容毛群，斥逐羽族”，被爱惜羽毛的鸟类给赶出来。《蝙蝠赋》写到这里，观察得都别有天地，但到最后，说蝙蝠“巢不哺毂（车为一鸟，我猜通繁体谷字？），空不乳子”，却观察得大错特错。曹植不知道：蝙蝠不是别的，正是大名鼎鼎的哺乳动物啊！
蝙蝠是唯一能飞的哺乳动物，它在动物学上属于“哺乳纲”的翼手类，但它能飞的特性又酷似“鸟纲”中的飞禽，这种“两头都像”的模样，使蝙蝠进了西方的寓言。《伊索寓言》里有一则《蝙蝠和黄鼠狼》，记一只蝙蝠掉到地上，被黄鼠狼逮到，蝙蝠大叫饶命，黄鼠狼说本狐仙可饶你，但是本狐仙恨鸟，你是鸟，故不饶。蝙蝠力辩自己不是鸟，而是老鼠，最后被放掉了；不久它又掉到地上，被另一只恨老鼠的黄鼠狼逮到，历史又重演，不过它这次力辩自己是鸟，不是老鼠，最后又被放掉了。另一则寓言是《鸟兽和蝙蝠》，记鸟兽双方大战，互有胜负，蝙蝠依违其间，老是投靠在胜利者的一方，向鸟说它是鸟，向兽说它是兽。最后鸟兽双方议和，真相穿帮了，不但“不容毛群，斥逐羽族”，而且“不容兽群，斥逐哺乳类之族”了，从此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活动，只好昼伏夜出了。
上面这两则寓言，主题都是写蝙蝠的骑墙性格，跟《蝙蝠赋》比起来，那位西方被压迫的奴隶－－伊索，的确比我们东方这位被迫害的文豪－－曹植，观察得高竿，观察得深刻。伊索把蝙蝠拟人化，使我们古往今来，能借用这种观点，去认识另一种变相能飞的哺乳类－－人类，而对此道人物，有所卑视与警觉。
《新约》里说：“没有仆人能侍奉两个主人：不是恨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得轻那个。你不能同时侍奉上帝，又侍奉财神。”为什么？劳根．史密斯（logan
pearsallsmith）解释得妙，他说：“同时侍奉上帝和财神的，很快就会发现上帝没了。”thosewhosetouttoservegodandmammonsoondiscoverthatthereisno
god。”这就是说，想左右逢源的，你必然在两者悬殊中跌落，尽管你向高的一边高攀，可是没用，由于你的滑头，你的上帝，最后还是不见了！
这几天报上有一种怪说，说在政治情况两极化的情况下，自应由“中间势力”出马，“做为二者之间牵制与平衡的机能”。“所谓‘中间势力’与一般所谓的‘情流’近似。”而目前可持“清议”的“清流人物”，有无党籍的政坛元老，有有党籍的党国耆旧，他们还举出名单来。对这种“中间势力清流论”，我觉得完全不能成立，因为他们完全没弄清“清流”的“清议”是什么。
是什么？顾炎武《日知录》里有“清议”一条，顾炎武的说明不算好，但他给我们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清议”本身，的确是一种强烈的意见，“清议”是极端的、爽快的、是非分明的、恨这个爱那个的、重这个轻那个的，“清议”一点也不骑墙，骑墙就不是“清议”。中国历史上，以“清议”光照千古的，是明朝的东林。黄宗羲《明儒学案》里说：“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这才是“清议”的真精神。由“清议”而来的“清流人物”，他们是第一线上的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