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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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废两改元政策，随即遭到一九三三年全球银价波动的冲击，在国际银价高涨的吸引下，中国白银大量的外流，引起金融市场货币流通不足的危机。因此宋子文决定推行以外汇准备为基础的“法币政策”，以建立现代化国家的货币制度。宋子文到英美等国政府游说，希望他们支持中国即将实施的法币政策，因为中国实施现代化的法币政策，会有利于这些国家在华的经贸与投资。不过日本则是强烈的反对，因为国民政府一旦拥有现代化国家调度财政的能力，就更能因应对抗日本的战争的财政需要；各地的割据势力也拒绝合作，因为他们担心中央政府有了通行全国的发钞权力，那么中国在经济上，就完成了统一，国民政府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政府。
不过宋子文仍然设法克服各种的困难，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宋又争取到上海、江浙等的银行团支持，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排除万难，在国民政府正式实施法币政策。法币的发行数量，是以中央银行所掌握的外汇数额，作为发行的担保，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印制的钞票作为法币（后来又增加农民银行的发钞权），以取代过去的银元。法币的发行，非常顺利地受到整个社会的接受，因为工商业者早就期待中国应有现代化货币的流通与兑换，社会大众也对国民政府稳定的权力基础产生了信心，这是中国财政与经济现代化革命性的成功。这代表中国国民开始认同国民政府的统治威信，也代表了国民政府有了足够的国内外信用，来维持货币币值的运作，这样中国才能面对未来对日作战的财政与金融运作。
中国法币改革的顺利，对日本而言是极大的震惊，因为这代表中国已经有了一个人民支持与信任的中央政府，同时中国有了自主的财政与发展现代化经济的基础，中国终于开始进入现代化的发展时代了2。
14。4 振兴农业与发展工商
民国以来，中国的农业仍然处在传统的架构之中。由于人口众多，农民平均的耕地严重不足，农业生产根本不足以养活农家，因此农民收入有限，农村经济凋敝。在沉重的农村借贷利息压力之下，农业现代化的投资几乎不存在，而农村过多的劳动力，成为军阀部队以及地方性叛乱的主要根源所在，直到一九三年代，国民政府才能开始有能力针对农业问题，进行实际的投资与改革。
国民政府先后成立农业复兴委员会以及农本局，以推广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协助建立产销体系，并且鼓励普遍设立减轻农民借贷负担的农业合作社，合作社的数目从一九三三年的五千三百三十五个，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四万六千九百八十二个，相当改善了农民沉重的金融负担，与增进了农业的生产。虽然中国主要的粮食与衣服等原料，仍然需要进口，但是到了一九三六年以后，进口数量已经明显地减少，中国的农产品开始接近自给自足的目标。
清朝以来，中国的工业发展，只是局限于沿海通商的港口，以及内地几个交通要地而已，在中国五亿多人口之中，真正的劳工人口，只有一千多万。当时中国工业结构的主体，主要是劳力密集的轻工业，就连多数的民生工业产品，都要依赖进口，连自给自足的条件都不存在，至于与国防有关的重工业，更是只有零星的发展而已。因为要发展现代化的工商业，主要条件是需要安定与统一的政治环境、币值稳定的货币、受过基本教育的劳工，以及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这在当时的中国，不是刚刚开始具备条件，就是还在形成条件之中。缺乏工业化的生产力，中国就无法在与日本的正面作战中，取得战争与后勤的供应。
国民政府在一九三年代，大力的推展交通建设，随着国民政府的军政力量，开始进入西南地区之后，中国主要的交通干线以及通讯设备，才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国际列强也才开始愿意在中国进行大量的投资。中国直到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才终于达成粗略的交通干道，勉强地完成连接中国主要的战略要地。国民政府基于未来战略设计的需要，因此将交通建设的重点，放在拓展西南与西北的交通路线，以及连结华南与华东的铁路运输，并且打通中国与苏联以及缅甸的陆路交通，成为抗日战争中，最为重要的对外联络生命线。
总之，中国从一九三六年以后，才由国民政府解决了多年内战的问题，中国有了较为稳定的中央政府之后，理财练兵与教育建设，才有全面的规划及复兴的活力，这样的国民政府才有了一个中央政府的架构，中国各地也才逐渐地在实质上与精神上，形成一个国家整体的连系与运作。中国这时才能勉强拼凑出与日本进行民族战争的架式。但是中国这个统一与现代化的发展，实际只推展了二年左右，中日关系就走到了最后关头。
七七事变的爆发，使得中国根本在还没有完成准备的状况下，被迫与日本进行历史决战。假如再给中国五到八年的时间发展，让中国的农业能够改造，工业能够建立基础，社会能够产生更大的国家共识，现代化的军队能够整编完成，那么中日战争应该就会出现极大不同的发展。当然日本更为了解这一点，因此先发制人，提早引爆中、日全面战争，以摧毁中国刚刚开始的凝聚力，也就成为日本在战略上的政策了。
对于国民政府的军政领导人而言，抗日战争是一件相当逼不得已的选择，由于在满清时代，一些日本军政人员，都曾经支持国民党（当时的同盟会）进行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而包括孙中山、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重要领导人，都与日本有着相当深切的关系，因此他们极力希望日本能够在中国的复兴与发展上，给与助力而非阻力。他们也希望能够给与日本和中国合作的特权，以东方民族的团结，共同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无奈日本乘人之危的野心太大，竟然扮演比西方帝国主义还要凶残的角色，决心灭亡中国，因此多数的国民党领导人，除了抗日之外，也就别无选择了。
14。5 引进德国的军事编组制度
革命军在一九二八年北伐克济南时，日本立刻出兵山东，在济南企图制造中日战争的冲突并残杀中国军民。蒋介石为了中国统一的大业而忍辱退让，但这个极大地羞辱却更促使蒋介石决心统一国家，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中国如何建立一个可御外辱的现代化军事力量，就成为他念兹在兹的目标。蒋介石知道，假如日本继续的侵略中国，那么第二次中日战争的爆发，绝对无法避免，而中国要想在战场上与日军进行决战，那么自己那一套从日本学来的军事本领，当然不够用，因此决定采取学习当时全世界都推崇的德国军事路线，希望藉着取法威震全球之普鲁士军队的组织与运作，来建设一支能够抵御外辱的部队。当时德国正处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军人被限制运作的时代，因此许多有志难伸的德军将才，愿意以顾问方式来华应聘，为国民政府筹划建立现代化的国防。
虽然早在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就聘请德国的军事人才，组成军事顾问团，以供军事上的咨商，但是由于当时应聘的德国军方人员位阶较低，蒋介石所需的也只是一些武器与战术上的咨询而已，因此并未进行整体国防的规划。一九三一年以后，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与一二八事变，对于中国的侵略已经是明目张胆地在进行，加上中央军几次与中共的红军作战，进展都并不顺利，因此蒋介石决定提高德国军事顾问团的阶级。而在一九三三年德国的名将、前国防部长史特列特将军（General Hans von Seeckt），出任顾问团团长之后，德国军事顾问团，才为蒋介石进行中国全面国防的规划，虽然史特列特在一年后因健康问题回国，顾问之职由其副手福尔肯豪森（General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继任，继续协助蒋介石推动中国的国防建设，福氏即成为影响国民政府建军以及作战决策最深的外国人士。
德国军事顾问团相当肯定中国军人作战的勇气，以及刻苦耐劳的能力，因此他们认为，由于中国的生产力不足，不能消耗有限的资源在大量国防人事方面，当时中国各地的陆军总数，就有一百七十万人，多达一百八十个师的编制，因此德国顾问建议，中国应该采取精兵制度，维持六十个常备师七十万人，就足以应付日本三十八万常备部队的挑战，中国应该把国防经费，重点摆在装备与精训陆军，以及全力发展空军，至于海军，由于经费实在不足，只有暂时的维持沿岸防御。
德国军事顾问团为中国所设计的抗日战略是以防御为主的“战线作战”，基本上，中国在华北是以防守山西高原和黄河以北的防线，而将河北与山东设为战区，如此可以牵制日本五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德国顾问也认为，一旦中日之间爆发全面战争，日军必然会设法攻击中国的长江三角洲，以占领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与政治中心南京，以加速迫使中国签下城下之盟。因此建议中国准备以上海为战争依托的阵地战，并且在上海，南京之间，构筑两条现代化的工事防线，利用江南复杂的水道与湖沼地形，阻止日军攻占首都南京，在此牵制日本三个师团以上的兵力。
德国顾问判断，这样日本除了守卫本土、朝鲜与台湾的必须部队之外，所有的常备陆军都已投入中国战区。只要中国坚持下去，日本这个资源有限的国家，很难长期支持下去，到时美苏都有可能与日本爆发利益的冲突，而卷入对日本的冲突，那么中国就可以乘机动员更多的后备部队，反击日本。
德国军事顾问建议，在南京成立仿德编制的“教导师”，在训练成军之后，分批的调训其它各师军士官，来学习教导师的编组运作，然后回去模仿成军。蒋介石考虑中国当时的军政环境，发现无法依照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裁撤大量的军队，因为这涉及到中国所有军政派系领导人的根本权力与利益，何况国民政府也无法处理裁军之后的就业辅导。蒋介石认为六十师的编制实在过于精简理想化，因此仍然决定暂时维持庞大的军队编制，同时受限于财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只能进行有限的部队改编，准备先后成立三十个整理师，三十个整编师，成为中国对日作战的军队骨干。蒋对于德国顾问建议设立防线的工事投资，以及成立空军则是给与全力的支持。
德国军事顾问也认为，中国军队应该利用国土的各种资源，建立自给自足的国防军火工业，将现有的各种不同制式与规格的军用武器，加以整理规划，并且引进欧美先进的兵工厂设备，改良与仿制外国部队的各种常用武器弹药，蒋介石委任愈大维等专家负责进行，中国逐步地开始建立自己部队所需的基本军火工业，不过当时中国陆军装备最为缺乏的是火炮支持，以及各特殊技能的兵种装备，例如炮兵、通讯、医护、工兵与化学兵3。
基于长城作战的结果检讨，蒋介石特别重视空军的发展，因此给与空军相当优先的支持，而空军的投资最为需要人才与资金，在日本的压力之下，列强都不愿意帮忙中国建立空军，以免引起日本的反弹，当时全靠美国的退役空军人才，帮忙国民政府草创中国空军，在国际军火市场中，设法引进一些零星的军用飞机，成为飞机“大拼盘”。而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突然表示愿意帮中国建立空军，免费派遣空军顾问到中国。结果这批意国空军顾问，却胡乱地出主意，中国因而购买了许多根本缺乏战力的飞机，又破坏了中国空军训练与发展的制度，不但浪费了中国非常有限的资源，也阻挠了中国建立起一支一流空军的机会（意大利后来还在汪精卫的叛国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穿针引线的角色）。
14。6 令日本忧虑的庐山军官训练班
当时中国军队作战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高级将领人才的培训。平均一位军长需要二十年以上的军旅生涯，不但要懂得战术战略，也要了解统兵御将，同时也要有政治、历史、地理以及科学的修养。但当时位居这些职务的，都是前清遗老极的人物，对于德国的军事制度与训练，无法完全的了解吸收。因此蒋介石决定在一九三三年开办“庐山军官训练班”，大量调训各个部队中的将校，以提高军官素质，并建立现代化国家与国防的共识。
庐山军官训练班的主要目的，在让调训的高级军官能够对于现代化的战术、战略更为了解，对于国家民族的历史与精神，也要有深刻的体认。蒋介石综合日本、德国的现代化军事进阶教育，在引进戚继光、曾国藩等人的古代军事思想，为中国的高层军事将领，讲解抵御外辱与复兴民族之道。这种中国与西方、古代与现代的思想与体系的结合，代表了当时国家发展的特殊矛盾状态，中国正处在一个过渡阶段，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中国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设法融合这些矛盾，建立一套适合中国需要的体系。但是强敌日本，绝对不会允许中国有时间完成体系的改革与融合，蒋介石只有自己边学边教，摸索发展，一直在抢时间训练中国的军政领导人。因为中国即将以落后日本百年的体制架构，准备迎接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决战。
一九三五年，国民政府在剿共的军事上，取得大幅的胜利，蒋介石立刻指示陈诚，在武昌成立“军事整理委员会”，开始依照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分三年依序进行陆军的整编与整理，预期每年先调训、整编二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