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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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能说马歇尔这种“应付”中国战区的态度，完全是出于个人偏见，他也有一些作战后勤与国家利益上的考量。因为当时美国要想援助中国，必须经过一万七千公里的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补给线，从印度的港口，以火车转运到印度东部，然后沿驼峰棱线飞越喜马拉雅山，进入中国。这条运输线，经过半个地球与跨越几个历史时代的地区，因此复杂的程度可以说是难以想象，平均美国每供应中国一吨的物资，在运输的道路上，就要消耗十八吨的物资。
这是作战历史上，后勤补给线最不经济的记录，因此马歇尔认为，这种方式将补给品来武装中国作战，实在划不来，不如将物资另作他用。同时马歇尔是一位传统的陆军将领，对于空权与空运的能力，所知有限，对于中国军队的多个世纪混合的作战方式，更是闻所未闻，所以总是认为中国军队内幕重重，不堪闻问。由于马歇尔认为空军只是作战与后勤上配合的角色，所以中国军队无法以有限的空军支持与空运后勤，就能发挥战略上击败日军的能力。因此他认为在盟国没有完成反攻缅甸，打通滇缅公路的交通之前，任何大量援助中国的计划，都是完全不合实际的做法。
31。6 悲剧的诞生，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原先华府属意由一次世界大战的猛将段澜（Hugh Drum）中将，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但是段澜发现马歇尔的“敷衍”中国战区的政策，与自己希望大量援助与武装中国，并且在中国战区建立强大打击军力的政策不符，当然就不肯出任这个搞权谋多于战略规划的工作。这时马歇尔推荐自己的亲信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其基本的着眼点，就是史迪威是一个意志与成见都极其强的“中国通”，他绝对不会改变的特点，是对于蒋介石的反感以及对中国人的轻蔑，这正是马歇尔的人选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由史迪威把蒋介石缠住，不让中国战区的实情传达到盟国的决策阶层，这样就可以为“中国最后”的战略方针，得到最佳情报的支持。
史迪威本身并无统兵作战的经历与能力，只在中国担任过长期的军事外交工作。他对于中国的内战与派系斗争，有着政客般的高度个人兴趣，他对于蒋介石能够击败群雄，取得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一直有着极大的成见与负面的评价。当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后，史迪威就是一直散播中国抗日“无望论”的西方军事专家，假如依照史迪威权威的预测，中国早就该向日本投降十次了。但是中国却能在蒋介石领导之下，单独抵抗日军五年，因而让史迪威的中国军事权威专家之名誉扫地。此次他能够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当然有机会让蒋介石背腹受敌，并且运用影响力，扶植自己看好的军方将领如冯玉祥、李宗仁与白崇禧等人，希望这些人有朝一日可以在中国当权。
原先史迪威在中国多年来，就与左倾的美国人物史诺（Edgar Snow）等人相熟，对中国的赤化与左倾的势力，有着极大的同情与支持。他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后，身边的主要政治顾问，如美国驻华使馆的秘书戴维思（John Davies）与谢伟志（John Service）等人，全都是左倾的政治狂热人物，积极企图协助中国全面赤化，他们与延安的八路军代表，有经常的接触，因此他们对于中国战区的民情与政局的报告，全都采用延安观点，主要的目的，在于丑化、分化与弱化中国战区与国民政府的抗日事实，并且极力创造与加深中国战区内部的矛盾。因此他们的报告，对于中国战区极端的不利，他们对于史迪威的影响极深，其中谢伟志还因为向延安泄漏美国的机密文件，最后在一九四五年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审讯。
在马歇尔与美国陆军部（Department of War）部长史丁生（Henry Stimson）的支持下，史迪威是抱着开始时先“监督”蒋介石，最终掌控中国战区指挥权运作的使命而来。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史迪威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就注定了紧接的将帅严重失和，以及中、美争议不断的悲剧。当时史迪威具有“双重身份”的安排，在形式上，史迪威是蒋介石的中国战区参谋长，需要服从蒋介石的指挥，但是史氏又指挥所有在中国的美军，掌控了所有美援装备的申请与分配，以及负责在缅甸的作战指挥。因此它可以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与蒋介石较量、周旋。
因此史迪威一直自认他实际上是美国派在中国的“监军”，随时向美国政府秘密报告蒋介石与中国内部的所有情报，动辄使用美援物资的申请与分配权，来挟制蒋介石，并且离间中国战区的将领，以及设法培养美国在中国军方的“代理人”。因此自从中国战区设立，史迪威成为战区参谋长之后，中国独立自主的作战决策就每况愈下，同时中美之间的摩擦与冲突就快速增加了。从此中国不但要对付日本从外面的军事攻击，还要应付史迪威在内部的挑拨离间，逐渐使得蒋介石所指挥的部队，出现新的矛盾与彼此的猜忌，最后在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攻势下，中国付出了惨败的代价。
平心而论，史迪威在中国战区所造成之指挥系统的危机，一部分的确是来自中、美国情的差异，特别是当时中国的军政结构，仍然属于人治统属的方式。同时中国所有的作战资源，已经消耗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因此除了以上下欺瞒的方式，暂时的回避问题之外，也别无其它的良策。军委会无法提供军队足够的兵员与补给，部队也从来没有真正按照实在的编制运作，因此史迪威认为中国的军队，根本就是上下交相欺骗的体制。华军不同系统的部队又有不同的待遇，更加让他觉得，中国政府仍然利用抗战在搞山头利益。
31。7 史迪威真正的任务
而史迪威个人的个性孤傲，对于一切都有一种莫名的自大狂与刻薄、挑剔的心态3，给予他个人根深蒂固的成见，他根本鄙视蒋介石的为人与一切的作为（其实史迪威对于任何人物都带有极强极强的成见，这很可能是来自史氏内心的自卑感），蒋介石越是胜利与成功，史迪威就越加的愤恨与不满。他从来不肯踏实地履行战区参谋长的职责，要受蒋介石指挥，更是他根本不能接受的事＇4＇。史迪威称蒋介石是“花生米”、罗斯福是“橡皮腿”，它也无法与英国的东南亚战区最高指挥官蒙巴顿以及英军将领相处，与陈纳德更是几乎是势同水火。
史迪威对于中国的政治与军情，全都是负面与挑剔的报告，从来不会主动为自己所代表的战区利益而力争，倒更像日本“中国派遣军”的特务机关长，专门来中国战区卧底，以离间中国战区内部的合作、阻断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援助，以及抽调中国战区兵力到缅甸作战。他最终的目的就是把中国战区搞成不堪一击，这样盟国才能把蒋介石免职，史迪威就可以统帅六百万华军。虽然史迪威本人指挥作战的能力非常有限，但是他却非常懂得玩弄政治手段、耍小点子，以及操纵舆论媒体的报道。
最不堪的是，史迪威对于参与中国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更有着极大的兴趣。从蒋介石的亲戚到战区的指挥官，史迪威经常喜欢听取谣言、散播谣言，并且设法介入权力斗争，以帮助自己所欣赏的人物夺取权力，但这却是盟国合作中，最要不得的举动。史迪威以一位精通中国内部权力斗争的救世主姿态，干预中国内部决策的斗争，以及直接涉入各组势力间的权利倾轧。史迪威平时多半时间，不是在印度，就是躲在中、印、缅的森林中，策划他个人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但是只要它出现在中国战区的境内，就会立刻爆发严重的政治斗争。
蒋介石绝对没有想到，中国战区成立之后，对于中国来说，可以说是未见其利，先受其害。因为在一九四一年，中国开始从美国的租借法案中，得到美国对中国抗日作战的支持，就是提供中国空军战机五百架，以及三十个陆军师的武器（当然全部的装备都是中国要出钱买的，只是可以先记帐周转）。这些军事物资，在美国政府批准之后，就直接卖给中国，国民政府接收之后，就由中国自己依作战的需要进行调配。
但是自从成立中国战区之后，中国不但没有得到新的援助，就连美国政府原先已经答应卖给中国的装备，也经常要支持其它战区的“紧急”需要而被抽调5。最大的问题是，所有中国战区所需的军事装备，反而不能由中国政府自己向美国申请，而是要经由史迪威亲自同意之后，才能够申请；而已经运到中国的美援装备，更要经由史迪威个人指定分发，而非由中国战区自行运用。史迪威于是动辄以冻结美援作为在中国战区兴风作浪的工具，更以分配美援物资的优先顺序，作为自己在中国内部拉帮结派的筹码。
这就是中国战区不能发挥战力的基本原因所在。试想，假如美国对英国（是中国的四十倍）或是苏联（是中国的二十倍）的援助，全都排在最后，绝大部分根本没有在作战需要时运到，而且少量的军援运到之后，还要由美国军官单独负责控制分配的运作，加上战区统帅与参谋长的立场与意见完全势同水火，那么在二次世界大战之中，英、苏还可能有什么可观的战力发挥？
由于史迪威根本就不愿成为蒋介石的副手，总是自以为是美国总统的代表，负责“监督”中国抗战。蒋介石为了应付这样一位监军，只好投其所好，让他独当一面，负责指挥在缅甸与印度的中国军队，好让他有事分散注意力，免得呆在重庆，每天大搞兴风作浪与挑拨离间的活动，但是史迪威还是设法给中国战区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
从史迪威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后，整个中国战区就成为双头马车的领导，中国战区内部的“斗争”比对日军的作战，还要热闹。而原本团结一致对日作战的各个派系，因听闻到内斗的讯号，而又开始私下运作了。各派系一方面设法保存实力，一方面不断大“告洋状”，闹的中国抗日阵营出现严重的内部分裂，使得罗斯福感到非常烦恼与困惑。史迪威这样的做法，正是体察到马歇尔的心意所在，有了史迪威第一手的“辱华”报告，马歇尔就非常容易说服罗斯福，中国是无用的盟国，只要口头敷衍蒋介石就好，根本不必实际支持中国战区作战，更别提装备中国的作战能力了。
31。8 中国战区内部的“陆、空大战”
在中国战区的战略观点上，当时分成陆战与空战两派，史迪威是陆战派，这派的支持者包括马歇尔与史丁生。陆战派人士主张建筑中国通印度的雷多公路，进一步反攻缅甸，建立中国对外的陆上交通线；同时训练与装备中国陆军，在战场上反攻日军的战线。而陈纳德是空战派，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与居里（Lauchlin Currie）是这派的支持者。这派的观点是全力提高对中国的驼峰空运量、加强在中国战区的空军战机，以及在中国境内建立更多的空军基地，利用战机切断日本由南洋到日本本土的运输生命线，同时攻击其本土的国防重工业，并对于中国战场提供空中阻绝的空优支持，以对日陆军造成重大的战略打击。由于罗斯福看到陈纳德空军的优异表现，因此倾向支持空战派；蒋介石与陈纳德的友谊又非常深厚，所以造成了史迪威极大的不满，竟然设法尽量制肘陈纳德，造成中国战区指挥部门里，随时都有可能上演一场陆军与空军的“大战”。
陆战与空战两派的观点，当然是见仁见智、各有立场，但是若以时效与成本而言，则应是空战派可行性更高。因为要想打通中国西南的陆上交通网，要涉及到英国的全面支持，以及冒着大量抽调中国战区前线兵力的风险，同时要有效的装备与训练中国陆军，所需要的时间较长。更何况斯大林与丘吉尔都不会在决策上愿意支持中国打通国际通路，所以陆战派的计划更是难以实行。
但是若是设法大量增加在中国的空军数量（若能有一千架以上的战斗机）、提高驼峰空运数量（每月两万吨的物资），以及纳入印度北部的空军基地以扩充中国战区的空军战力，这样中国战区空军，就可以充分发挥战力，一方面截断日本的战略运输线，一方面阻绝日本部队在中国战区的后勤补给线，这将会在中国战区发生决定性的战果。问题是，当时没有人看出空军在战略上，可以担任如此重大的角色。陈纳德将军是少数的空军战略的先知，但是他的权威既低，又受到史迪威、马歇尔全力的打压，根本没有让他发挥空权力量的机会。
一九四二年五月，第一次滇缅作战失败后，史迪威擅自把华军两个精锐的师留在印度，名为训练，实为控制做自己指挥的私人军队。当年六月，史迪威返回重庆之后，对于筹组盟国中国战区的参谋指挥体系，毫无兴趣，却一心只想调用中国战区的部队，为他反攻缅甸的日军而复仇。史迪威出身传统的陆军，对于空权的发展与潜力，完全缺乏了解，因此他对于开辟空中运输走廊，是非常的悲观。他醉心于建筑一条从印度雷多经缅北到云南的公路，希望这条公路能够打通美援的补给，以支持他建立新式华军的梦想。但他完全忽略了建设雷多公路所需费用的高昂、自然环境上的艰巨、时间上的缓慢；更实际的困难是这条建筑在深山蛮荒无人地带的公路，其运输能力既低，但修护与保养的工程费极大，因此以实际效益的观点而言，是极端的浪费。假如同样的资源、经费改为投资在增加空运能力与战机数量。结果会完全的不同。
而蒋介石原先也是殷切希望盟国能够优先反攻缅甸，以打通援助中国的交通线，中国就可以力转战局了。但是这个看法与史迪威的根本不同之处，是蒋介石认为盟国必须全面控制东印度洋海域，然后与中国以水路两面、南北夹击缅甸的日军，以重新开放缅甸的海港与纵贯铁路，才能达成打通援助中国的通路的任务（史迪威认为局部收复缅北、开辟雷多公路即可）。但是丘吉尔知道，如果蒋介石能说服美国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