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慧灯-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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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慧灯》
官性兴旺
很多凶杀案，往往有其“不可忍”，和连旁让一步都被堵住的隐情。不过凶杀案发生之后，凶手或就逮，或自杀，舆论一致指谪，就把被害人说得可进圣人庙吃冷猪肉，把凶手说得天生坏胚。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遂被表面上的泛道德观念所埋葬。真相既不能明，徒勃然大怒曰“此风不可长”，徒对凶手百般唾骂，判以严刑，哪能止住“再来一个”乎哉？如果仅靠这一套便可以止住凶杀，世界上的社会学家都要跳井矣。
柏杨先生并不反对治乱世用重典，当然更不主张把凶手一律释放，然后再发给他一纸“杀得好”的奖状。他触犯了法律，自应接受适当制裁，或杀之，或囚之，悉凭处理，我们一概不问。我们问的是，如何不再有凶杀，则有赖于有鞋穿的人不再把人逼得走投无路，光脚的人不再想不开也。
有一种现象是有目共睹的，那就是与日俱增的暴戾之气。有鞋穿的人暴戾，光脚的人也暴戾。有鞋穿的人办法是压之、饿之，逐之、辱之；光脚的人的办法则是跟他同归于尽。双方各走极端，世人便有精彩的新闻好看。这种暴戾之气似乎一天比一天厉害。因为台湾的地方太小，机会太少，使得有鞋穿的人肚子里，不但装不下船，甚至连针都装不下。同样的环境，也使光脚的人发现，离此一步，即无死所，等是死耳，我死你不能独活，给你来一个刀枪手榴弹可也。
《水浒传》一书，是被迫害者发出的怒吼，厚厚的一大部，四个字可以说明其主旨，曰“逼上梁山”。世界上哪一个人天生地肯为匪为盗展的内在规律；2．哲学基本问题及其历史发展；3．哲学发，又哪一个人天生地就喜欢杀人放火耶？一种力量相迫，真是“进一步则死，退一步则亡，旁让一步也活不成”，不动刀、动枪、动手榴弹，就铁定地被杀、被囚、被辱，稍微有点人性，都不能忍受。君不见林冲先生乎？君不见杨志先生乎？君不见卢俊义先生首？君不见《打渔杀家》里的萧恩先生乎？他们想不铤而走险，不可得也。谈到这，柏杨先生想起一事，前些日子看了一本文艺评论集，中有包遵彭先生的大作，把《水浒传》上那群被逼上梁山的可怜人物，说成一群犯上作乱的匪徒，一一加以痛斥。咦，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传统气质——人性泯灭而官性兴旺。为了做官，啥事都干得出。不出探讨铸成那个社会问题的原因，而只一味地作忠贞君子之状，典型的官崽嘴脸，无怪他阁下一连串飞黄腾达。
我们之所以谈到《水浒传》，是深信凶杀案中的凶手，至少有一部分确实是处于绝境，如果换了某些圣崽官崽，不要说迫害他，就是不给他官做，都会翻脸。这些处于绝境的穷朋友，血泪齐飞，悲恨同发。悲夫，对于他们，我们还有脸谈啥？
问题在于，发生在最近的这些凶杀案，《水浒传》上所述的情形少，而大多数凶手，都是有路可走，而误为无路可走的。固然也有好事之徒，若某校长，若某主任，手执鞭棒，锲而不舍，逼人反噬，但大多数人，都忙工作——或努力做官焉，或努力拍马焉，或努力吃喝嫖赌焉，或努力请别人写稿自己署名发表以冒充学者焉——打出一记，踢出一脚，也就算啦，固没有时间紧衔不放者也。柏杨先生有一世侄，大学堂毕业生也，年约四十，吴国桢先生当省政府主席时，他在省政府人事处供职。吴公飞到美国去后，他便垮了台，非因吴国桢先生而垮了台，而是因一种他到今天仍含糊其辞的原因垮了台，迄今八九年矣，手执大学堂同学录，像流行歌曲所唱的“从南骗到北，从北骗到南”，柏杨先生乃其老户头焉。每月至少两次，光临舍下，索钱索衣，眼珠频转，故神其秘。有一段时间，他每来必告我曰：“你不知道他们那一帮人多么坏，仍不肯放松我。我到什么地方去，总有人跟着。我到馆子里，刚刚坐下，旁边桌子上准有一个人也坐下；我上公共汽车，刚踏上车厢，也准有一个人斜刺里抢着也跳上来；我刚进你的家门，就有一个人盯梢。”
每次他这样一讲，柏杨夫人就吓得花容失色，好像大祸即将临头。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当面吼之曰：“贤侄，你这次要多少？十元？二十元？五十元？我只给你五块钱又反对唯心论的第三条路线。，请滚到市场买面镜子，好好地照一下你的尊容，就凭你这模样，也配有人跟踪？你太往自己脸上贴金啦。”他分辩曰：“老头，你不知道！”我曰：“我知道得很，你在用这种自撰的情况争取同情，还是刚才那一句活，快买镜子。”那一次他狼狈而去，以后虽然仍每月必至，每至必“暂借”若干，但不再谈有谁迫害他矣。
该世侄是聪明之人，采取此策，我不怪他，盖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他明知没人迫害他，但没人迫害为啥没饭乎？仍不得不制造出假想敌以提高身价；一是可能他真的受过委屈，而将假想敌加以固定，于是任何一个稍不如意，都以为是那假想敌在捣鬼。这是一种生物的原始嫁罪本能，君不见小孩子跌倒乎？明明是自己不小心，却要打地。
有些凶杀案里的凶手，仔细分析起来，实在没有动刀、动枪、动手榴弹的必要，而竟自以为他是《水浒传》里的人物，悲剧便由此而生。柏杨先生有一友焉，执教某学堂，和同寝室的某教习势如水火，他发誓非揍之不可，我怎么劝他都不听。他曰：“我宁愿坐牢。”我曰：“宁愿如何者，自信它不至于如何也，阁下宜手下留情。”他不服气，结果把那教习头上打了一个洞，法官要收押他，他才发慌，到处借钱赔偿医药费，看他那可怜之状，真不知当初何苦来也。
前已言之，个性是造成悲剧的原因，被人杀如此，杀人亦如此。有些凶手往往自己不成才，像拴到木桩上凶恶不驯而又甚为聪明的番狗一样任何比它更伟大的实体是不可能的。如果假定它仅仅存在于，在它眼中观察，这也不对，那也不妥，见人就咬，见影就叫，搞来搞去，转来转去，绳子都缠到木桩上，天地也随之越来越小，终有一天自己把自己勒得出不来气，但它却硬是怪那些过路之人和日月所照射的影子。如果恰巧有一只猫在屋背上晒太阳，也要将之恨入骨髓，曰：“老子在此受苦，你在那里舒服，不下来把我的绳子咬断，我不宰你宰谁？”
呜呼，这一类人可以说很多，皆凶手的预备军。改变之法，在于多读书，在于社会给他可以维持其自尊的希望，然而，问题是，变化气质，谈何容易，大智慧的人才有能力见善而迁。个性既成，原子弹都无办法，故凶杀案才层出不穷也。
布衣之怒
谈凶杀案数日，余意未尽，再说两点，作为补充。
其一，光脚的人既无顾忌，则有鞋穿的人真难再穿下去矣。昨天有一朋友，也是大小之官，告曰：“照你的意思，要从根本着手，从气质上解决，即令行得通，不知哪年哪月才收到效果，我们现在将如何哉？”盖在上月之末，因分配房子问题，一个科员老爷曾指其鼻骂曰：“干你老母，你只给我八个榻榻米，我教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余悸仍未消也。柏杨先生曰：“你回报他一耳光没有？”曰：“我怎敢惹也？”我曰：“蠢哉，阁下，揍之准没有错！”一则是该科员有妻有子，有职业有房子，也是有鞋穿的人，只为了宿舍太小，便口出狂言，是借潮流而拣便宜也。二则分配宿舍，乃同阶层的同事抽签而定，合法而公平，他仍胡闹，事后一想，自己都会发现自己站不住。
合法而公平，是有鞋穿的人治事唯一秘方，如再能在态度上保持和善，则根本不会有什么凶杀案。《韩非子》上有这么一则故事曰：某城大乱，大官狼狈出奔，可是跑到城门，已下锁矣，再一看那守城门的家伙，不由魂飞天外，原来该家伙当初犯法，由该大官审理，判处刖刑，把双脚生生剁掉，这一下子冤家聚了头啦。想不到那守门的人竟不记旧恶，开了门放他一条生路。大官诧而问曰：“你捉住我不但可以报私仇，且可富贵，为啥不如此？”答曰：“我虽受刖刑，是我自己犯法，怪不得审判人员。当你判我刖刑的时候，我在堂下见你呻吟不语，面有痛苦恻隐之色，知你已为我尽了最大力量。”
我想这故事应大量印刷，置于每个有鞋穿的人的案头，不但有助于他的做人，且可预防其被人在身上乱通刀子。盖只要合法，他便口服；只要公平特”。，他便心服；如果再能把人当人，同情之，怜悯之，原谅之，在可能范围内诚恳地帮助济助之，即令事与愿违，对他无补，人心是肉做的，我不相信上帝会特别加料，造一个专门忘恩负义的人，故意摆在你的面前。即令他蠢蠢然不会感激，亦不易生仇生恨也。
其二，还有一种现象，有其普遍性焉，那就是有鞋穿的人，再也唬不住人啦。文化水准日益提高，使人对事物都看得比从前更为透彻，观察得也比从前更为清楚。从前那种对长官、对老师、对长辈的尊敬，多少含着一点江湖义气，所谓“父要子死，子不敢不死；君要臣亡，臣不敢不亡”。一九四○年代之前，这种气质固然已经很淡，但仍多少存留一些。而今恐怕是没有这回事，代之而兴的是民主社会所有的权利义务观念，大家都是一样的观念。甚至堕落成为一种势利眼气质，像你给我官做，我才对你忠贞，你给我权势，我才提起你就肃然起敬。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当你对他过分要求的时候，他便不能忍耐。而一般有鞋穿的人竟仍照旧地认为他的金钱权势无往而不利，自然要糟。前些时上演的一部电影《娇凤痴鸾》，其中有好镜头焉，老板打开窗子，教一个无辜的小职员跳楼自杀，以挽救他自己的错误。他曰：“你全靠我提拔，怎敢违抗我？”又曰：“跳呀！我加倍给你恤金。”那位小职员跳不跳，不卜可知。我们这个社会的有些有鞋穿的人，却硬是以为靠他的那一点点权和一点点钱，就可教人乐意去跳，不出凶杀案，难道出桃色案乎？
自己嫖妓女而把一个嫖妓女的小职员撤了职；自己一切都是“供给制”，却把一个贪污了一百元的小职员送进监狱。形式上看起来，你犯了法，当然如此之办。但促起叛心杀机的，也莫过于此。从前尚有那种“谁教人家是部长呀、科长呀”的想法，现在则大家平等，盖一般人对大小官崽以及有钱的官僚资本家，敬意有日渐衰退之象也。
《战国策》上有一段故事：魏国唐睢先生去见秦王，为了一块土地，着实顶撞了几句。秦王的地位比现在台湾岛上任何人物都权威得多矣，自然认为有损威严，乃曰：“你知道天子之怒乎？”对曰：“不知。”秦王曰：“天子之怒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睢先生曰：“然则，你知道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剃发光足，以头碰地。”唐睢先生曰：“非也，布衣之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呜呼，布衣者，译成白活，就是光脚的人。一个人一旦有此观念，凶杀案便免不了也。这年头不是那年头，每个人心里都像玻璃球一样地明亮，啥都看得清清楚楚，只不过有言有不言而已。所以自己必须立得正，站得直焉。奉劝有鞋穿的人，如果自己不是正人君子，千万别牺牲别人以表示自己是正人君子，否则布衣一旦兴起布衣之怒，便是再多人向你鞠躬，都救不了你的命。尤其是那种动辄悻悻然曰：“教他们来找我，来问我好啦。”恐怕只能致乱，不能致太平也。
英雄宴
一九二六年秋天，柏杨先生有个朋友的父亲死啦，奔丧回来之后，有一天晚上，到我尊府串门，坐在太师椅上，一语不发。我当然努力安慰，他曰：“父亲逝世，固然使我难过，但人既已去，回天乏术，也无奈何，我现在难过的倒不是这些。”我大惊曰：“难道母亲大人也要死啦？”他瞪了我足有三分钟之久，把我瞪得照嘴上就给自己一巴掌，他阁下才叹曰：“我心里不舒服的是，从我奔丧一直到跪到坟上看人把黄土盖到父亲棺材上，我都不能哭一声‘爸爸’！”呜呼，盖他只能哭一声“爹”也。
不准哭爸爸，只准哭爹，其中学问大啦。据说，死人必须听到儿女声声哭“爹”，灵魂才能升天，如果儿女哭错啦，哭成了“爸爸”，而“爸爸”是六经上所没有的，该灵魂势必打入十八层地狱。我那位朋友虽然不信鬼神，可是父子连心，他仍是听从前辈乡贤的意见。不过，问题是，他们兄弟姐妹平常日子都是叫“爸爸”叫惯了的，一旦叫起“爹”来，总觉得隔了一层，好像有些假洋鬼子，忽然崽劲大发，把爸爸叫成“发得”一样。虽是同一个人，感情上却有千里之遥。该学生难过的就在这里，他的锥心之痛，并没有从哭声中发泄，而仍蕴藏内心。
谈起来前辈乡贤，柏杨先生最近有一奇遇，不可不供出以告国人。就在台北，一位在某商业学堂当主任的安瑞麟先生，两三年来，一再向学生宣传他是柏杨先生读高等学堂时的教习。我想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他既然很热中地当人之患，我也不反对，而且我也宁愿被这么提拔。不过他同时又宣传说，我老人家经常去他尊府拜谒，每谒一次，他就有一番告诫，劝我老家“改邪归正”，别再写杂文啦。这我就不能不揭竿而起矣，盖装腔作势，以增加身份，我决成人之美，不过不能用这种“英雄宴”手段。贵阁下看过敝大作《柏杨小说全集》第二集《打翻铅字架》中的《英雄宴》乎？一个结婚喜酒的宴会上，一位绅士猛吹他跟中华最高科学研究会主任委员邓克明先生是老朋友，不但从小同学，而且还通家之好。为了证明他真金不怕火炼，有一段形容，恭抄于后。（你阁下既视钱为命，不肯去买一册，我只好抄给你看。）
绅士舐嘴唇说：“克明原籍是太阳城，他母亲今年要是活着——我算算看，”他用优美的姿势算了半天，“今年整整九十六岁了。性情再温和没有，她五十岁大庆的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