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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部分

暗夜慧灯-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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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把目前这些武侠小说的作者打得稀烂,他们也写不出。胡适先生之议,无怪行不通。

继胡适先生之后,《文坛》杂志上的专号,犹如戳了马蜂窝,五年前文化清洁运动,反对内幕杂志时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在1943年,负责人也曾被螫得面青目肿,结果内幕杂志还是倒掉。现在有人大张旗鼓反对武侠小说,虽不会马上见效,但不足馁,大家一齐在说理,总有一天能得到读者先生裁判也。

(柏老按:以上种种,乃我老人家一九六○年代的见识。一九八○年代,这见识改变,变成原则上不反对武侠小说。今日之我,所以与昨日之我宣战,是感觉到,只要中国法治精神不立,小民就只好喜欢武侠小说。)

白杀时间

对武侠小说,人们谴责得似乎太多,朱介凡先生在《文坛》杂志上举了两年事,曰——

有位老弟,写了武侠书,生活得饮酒食肉,衣冠楚楚。但是,他从不肯把自己姓名印在那畅销的书上,他总是含有羞愧地与我相见,而期期自许,要另外来写使他心安理得的书。但是,他难以自拔,他说:他欠了一屁股债。

然而,另有一硬骨头的老弟在失业,他穷得几乎没有裤子穿,他的笔锋爽利,却不愿写那清夜自省良心发抖的东西,那是大可改善生活的。

这两位老弟台,都引起我最大的关爱,我希望,在不久的日子,宣布他俩究竟是谁。

柏杨先生盼望朱先生能早日宣布,使我们得以识荆,前者可爱,后者可敬,都使人愿致拳拳之意焉。不过,武侠小说到底有利还是有损,从这两位作家的态度上——无论是写与不写——可看出端倪。呜呼,天下只有武侠小说是开卷无益的书,值得深思也。

胡适先生认为与其读武侠,不如读侦探,那是求人更上一层楼的办法,其行不通,不卜而知。另一位作家则更痛快。他在《文坛》杂志上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为什么不去赌钱下棋?”益退而求其次,下棋也可消磨时间,赔钱也可败坏品德,其功能与武侠小说相等。他希望武侠小说至少不要以“玄之又玄”的“武功”取悦读者。咦,有啥读者,便有啥作者;有啥客人,便有啥菜碟。这是读者自己不争气,作者为了活下去,自动能管得了许多。

又一位先生的感慨,似更深远,他在《文坛》杂志上曰:

武侠小说终于会被淘汰而没落,一如内幕黄色书刊终于为武侠小说所代替而没落。武侠小说泛滥到作者江郎才尽,内容千篇一律的时候,自会被另一新起者所代替。此一新起的替代者为何?也许是‘新张恨水体’的摩登“故事新编”?——从“潘金莲”、“李清照”被某一有力者大力提倡,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渺茫的迹象。

这是一个预言,会不会不幸而言中,只好走着瞧。

徐白先生有信致柏杨先生,对武侠小说于大家纷纷讨论之余,再进一解。这是最最必要的,盖道理越说越明,是非总在人心也。

徐白先生认为现在的武侠已不是武侠,已不是“人”的故事,而成了“神仙”、“怪物”的故事。试思哪一个“人”,能一掌下去,只听一阵隆隆巨响,把山都劈下一半?又哪一个“人”,在练了少则三天五天,多则十年八年之后,便可“移形换位”、“飞檐走壁”?只有神仙或怪物,才有如此这般的本领。徐白先生曰:“从前武侠小说作者,如向恺然先生、赵焕亭先生,他们本身就会一些三脚猫四门斗,故笔下写来,一招一式,尚有来源。然而已有一部分荒诞不经,如向公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十有六七,每有“超人”表现,不过尚多少知道自制,不像现在的武侠小说作者,只会闭眼造谣也。今日人心苦闷,读武侠小说和打打麻将牌一样,有逃避现实之功,似不必苛求,但总应将其“性别”弄清楚,不可使它继续挂羊头卖狗肉。武侠是武侠,神怪是神怪,美国的西部武打片是武侠,中国的《封神榜》便是神怪。徐白先生以为,如果和《封神榜》联了宗,它再荒谬也没人说话。

其次,关于“故事新编”,徐白先生精通日文,故以日本小说为例曰:日本人写“时代小说”(即古代故事),书中人物一切,包括衣冠服饰,动作言语,无一不吻合当时的时代,决无中国这种古人说现代名词的奇事。如内容属于讽刺,猪八戒逛孔夫子庙等,那当然例外,否则必须正正派派地写。现代“故事新编”的作者,在一般人眼光中看起来,似乎比“武侠小说”的作者高一级,起码他们的文字通顺,而且形式是新的,有时候也来点哲人式的议论对话。因之,它的危害也似武侠小说更大,不能放松一点也。

最后,徐白先生曰:“我于此两种,皆绝对不看,盖怕看得心烦意乱。”柏杨先生亦是如此,非自以为了不起,而是看下去完全是自杀时间。

(柏老按:一九七○年代,我老人家却大看武侠小说,盖身囚绿岛,度日如年,用以麻醉残生。不过对于“故事新编”,无论如何,仍难入目,所以一直坚拒到底。)

海明威之死

海明威先生终于翘了辫子。同样是作家,美国的便比中国的吃香,连死都死得了不起。报上云,海明威先生擦枪走火,与世长辞。国际社发专电,大总统去吊唁,远在一万里外的一个名叫“台湾”的小岛,报纸上都占大大的一块地盘。而且有很多有学问的朋友,把海先生的身世摸得透熟,长篇大论地一一为文哀悼。当作家的,不应该如是耶?

要说作家之死,中国也不是没有过的,当年鲁迅先生逝世,确实震动一时,迄今不见此盛况矣。大家来台湾十有二载,死的作家,已有数位,无不都可怜兮兮,即以消息而论,不但出不了这个小小的岛,就是在这个小小的岛上,如果不拜托拜托,拿拿言语,也上不了报。盖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气量狭窄,编辑记者都是文人,既都是文人矣,你那两套算啥?尤其是我们的社会形态,文人靠稿费不能生活,必须有一个职业作底子,以维持不致饿死。于是,校长曰:“海明威呀,他在我手下当教习。”处长曰:“那个姓海的,他在我手下当科员。”委员曰:“海啥?啊,海明威,他进区公所还是我招考录取的。”主任更曰:“作家?啥叫作家?我手下多的是,我那里第九科的一个办事员便出过书,他还是什么协会的理事哩。”《圣经》上有言曰:“先知在故乡总是不值钱的。”这句话用之于东方,有真理在焉。盖在台湾,任何本地东西,如科学家、艺术家、舞蹈家,都不值钱,作家不过是很多不值钱东西中的一种而已。

海明威先生死矣,我到处打听,尚未听说他身后萧条,有募捐的消息,不禁大惊。呜呼,中国文人之所以受人轻视,无他,只不过太穷耳。海明威先生猎枪走火丧生,而中国作家想这样死都不可得,盖一辈子都没见过猎枪是啥,不要说跑到非洲打猎,就是去碧潭散散心,有这笔银子乎?而海先生所写的《战地钟声》,是站在西班牙当时政府那一方面的,而那一方面却是左派,仅此一点,必有一脸忠贞之士,义愤填膺,他还能自由自在,到处乱跑找材料乎也?

美国作家死而中国作家非,乃虎死兔悲,物伤其大也。悲夫!

文艺算老几

阳明山第二次会谈,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那就是,文化界人士有之,教育界人士有之,理工界人士有之,独没有文艺界人士。众生奔走互合,相对耸肩。一个真正的作家,对这种精彩绝伦的会谈,兴趣恐怕不太巨大。但对于文艺排斥于文化之外的这种气质,则不禁毛骨悚然。千言万语一句话,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人先生都是清王朝遗老遗少的缘故,脑盘里多少仍有清王朝那种船坚炮利、视文艺蔑如也的绝妙之思;不管平常怎么嚷嚷,到紧急时,便现出原形。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鲁登道夫将军研读《孙子兵法》之余,曰:“我佩服中国人,但我佩服的是古代中国人,不是现代中国人。”呜呼,现代中国人有啥可夸嘴的?武功不用谈,文事贡献又如何?常在报上看到,中国跟洋人国文化交流签约,签约结果是送给他们一部影印的二十五史,或一部什么四部丛刊。这些书,纵是中国人,又有几个看得懂的耶?(柏杨先生读二十五史时,连断句都断不好。)把这种硬头货交流到外国去,跟把古希腊文的大作交流到中国来一样,除了给邮局做一笔生意外,不知道还有啥用!可是,诸官崽却固乐此不疲,好像中国文化,发展到十九世纪便“嘎”的一声停住,二十世纪以后啥都没有。纵是印第安人,恐怕都不能这般猛干,而我们的官崽还得意洋洋哩,可谓一绝。于是不禁问曰:“为啥不把现代的文艺作品——小说、诗、剧本、散文等等——翻译翻译,大量送给友邦乎?”

然而,这似乎关系着一个时代观念——文艺算老几的观念。从大学堂中国文学系的课程上,可看出一点苗头。研究的全是一些古董,不是《诗经》,便是《楚辞》,和时代最接近的元曲,距今也有六百年之久,似乎六百年以后无文学焉。柏杨先生前曾建议把现在的中国文学系,改为“中国古代文学系”,而再设立一个“中国近代文学系”,除了研究古董之外,还研究新的产品。呜呼,现代大人先生看不起的作品,再过六百年,恐怕又有人当经典拜读矣,岂中国人天生的“崇古命”乎?此议无人采纳,盖理由再充足都没有用,无权便没有分量也。于是台湾乃成为洋大人所说的文化沙漠。大官愤然反击,拿出几株古老的树干炫耀,其情之急,其心之虚,可怜亦复可敬。

现在这时代,学理工的最最吃香,其情形跟清王朝末年,简直如同从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一样。那时的大人物认为只要有铁甲船和洋枪、洋炮,国家便会强盛。而今的大人物又是如此这般主要人物均为浙江永嘉人,故名。其学主礼乐制度,求见之,也认为只要我们能设立一个原子炉,只要青年人都去当工程师,就前途如锦。小民不禁叹曰:第一流人才都去学理工,则只有第二流学文法学科的人,才去治理国家,这个国家能搞得好乎哉?

文艺创作中,小说为首。从这个“小”字,可了解传统士大夫对文艺是一种啥看法。中国所谓的“正史”,谎话多如牛毛。(例如,每个大头目之生,必有其奇怪现象,不是谎是啥?)中国人不以为非,独对文艺创作,却认为是小说家言,荒诞不经。这当然是谈得太远,但归结一句话曰:没有文化水准的大人先生,迄今似乎非常得意地在故纸堆里打滚,不敢正视一下文艺的价值。

阳明山会谈的参与人士,都是一时的大小人物,自不用说。但其中如果有一位诗人在内,该是如何的气氛,又该是如何的观感也?官僚似乎只注意到有钱有势的人,没有注意到有影响力的人。老板固然伟大,在他辖下,他开革你,你只有卷行李走路。但作家们的一册书出,影响无限。金帝国皇帝完颜亮先生,读到“十里荷花,三秋桂子”,而欣然兴投鞭断流之志。林肯先生也是看了《吁天录》,才注意到黑奴问题。似乎中国大人先生有点异样。

台湾绰号一直相当地多,文化沙漠仅是其中之一,从阳明山会谈鸟瞰全岛,金光闪烁,独无墨水味哲学家和科学家如霍布斯、伽利略、波义耳等都持此说。洛,似可列入世界十大奇观。

(柏老按:一九六○年代,情形如此。想不到七○年代,文艺起飞。八○年代,文艺茁壮,把一些老顽固气得要死。)

(柏老又按: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那时也参加阳明山二次会谈,我们还不相识。想不到七年之后,他却为我的入狱,而十年如一日地奔走营救,嗟夫。)

世界上哪种文字最难言人人殊,有人说日文最难,有人说中文最难,有人说法文最难,有人说俄文最难意而忘象。”由此提出一种解《易》的义理之学。,大都是出于自己的感觉。如美国小学生认为英文最难一样,主观的成分多,客观的成分少也。盖难易在于比较,一个人怎能同时把世界各种文字都弄得通耶,只好各人坚持各人的意见。

不过,凡是无法比较之事,都可借观察而得,我们虽不能爬到木星上和火星上用尺量量,看谁最大,但坐在望远镜前仔细地瞧上一瞧,其答案总差不太多。文字难易问题,亦可用此法判断。尝见美国小孩,进学堂读了三年五载,便可写出通顺的文章,一到初中,简直洋洋洒洒,长篇大论。反观中国,不要说小学生写不通一封信,便是大学生,能写得通信的,有几人载?(柏杨先生这话不作抬杠之用,盖抬起杠来,我也可挑出数名青年,文字硬是第一。)以致发生有些大学生写情书时,都不得不请人代庖的奇异现象。

于是,专门靠搞中文吃饭的老学究有言曰,那是他们不肯用功所致。乃开出一张书单,上有《墨子》、《庄子》、《论语》、《史记》等等。又曰,读熟了那些,包管可通。呜呼,即令读熟了那些,也不可能通。何况根本无法读熟乎?从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可以把一生精力都断送到辞藻章句里,而今不行,啦,他还要搞数学、搞化学、搞物理,搞普通人一看头都要发昏的其他高深玩艺。文字不过是一种工具,而不再是唯一的目的,哪有那么多时间往里钻乎哉?

无论如何,中文大概至少比英文难。中国人学英文,只要稍微专心一点,就能说能写;而洋大人学中文,给他二十年、三十年时间姚际恒(1647—约1715)清学者。字立方,一字首源。安,都很难挥笔如飞。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柏杨先生说这些,不是提倡打倒中文,祖宗给我们这些遗产,我们只有接受,不接受不是形同叛徒乎?同时,万一中文打倒,柏杨先生以卖中文为生,岂不是要活活饿死?而是,我们必须有勇气承认中文是一种难学的文字,然后求其易学之道。用古老的那种读经读史方法,用现在流行的那种读文选读课本的方法,徒谋杀学生的精力和时间。洋大人学堂没有“国文”,而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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