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慧灯-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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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这两位女子，毫无责备，但不得不有点感叹。盖不是少数人如此，而是多数人都如此焉。柏杨先生不禁为美利坚悲，现在似乎有这么一种现象，世界各国的垃圾人物，和一些使人麻上来的老老少少，都以各式各样的方式，甚至不惜参加朝圣团，不惜参加道德重整会，在神圣外衣下，挤到美国安家落户。呜呼，这股蚀腐的力量，美国固有它的社会堡垒，但日子久啦，能抵挡得住乎？真教我担心。
我们为洋大人担心，并不是失惊打怪，想当初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北伐成功，何等威风族》（1844年），批判了鲍威尔等人的思辨哲学，为新哲学的，可是再威风也挡不住腐败政治的侵蚀。谚曰：“军事北伐，政治南侵。”固然自己必须先有致命的弱点，别人才侵得进来，但被侵的结果如何，现在大家都看到啦，。记得韩复榘先生倒冯玉祥先生的戈时，有计划地把他弄到汉口，招待了几天，（他也是在汉口被枪毙的，巧哉！）美女如云，佳酿似泉，一天三大宴，两天一特宴，用不着说话，只须“哼哈”一声，就有人把他服侍得舒适入骨。韩复榘先生慨然曰：“当到总司令，如今才弄清楚人生的真谛。”这类腐蚀人娄灵魂的故事甚多，三年都写不完。渣汁和奴性强烈的移民，如果太多，洋大人恐怕终有受不了的一日。
呜呼，中国人的自卑感，简直到了就要凉啦的温度，全民族都快要被这种自卑感害得翘辫子。最妙的是，骨头一经软下去，一时想硬都硬不起来。有一则故事曰：一个黄鼠狼以偷鸡为生，实在感到委屈，便见玉皇大帝，请求变成狮子，玉皇大帝曰：“变狮子容易，可是你的屁最多，动则放之，岂像狮子乎？”黄鼠狼曰：“不然，我当黄鼠狼，不得不常放屁，以臭追我之人，如果变成狮子，便用不着去臭谁，自无屁焉。”玉皇大帝看其情有可原，乃把它变成一个狮子，黄鼠狼大喜。过年的时候，洋洋得意，随同群狮，前来朝拜，一路上有说有笑，俨然一头真正的狮子也。一进金殿，守门的金毛犬冲着群狮乱叫，以表欢迎。于是，忽听“咚”的一声，臭气弥漫，黄鼠狼放了一个大屁。玉皇大帝召而责之，黄鼠狼曰：“实在是狮子毛太长，兜得肚子紧。”玉皇大帝大怒曰：“明明是贱，却有许多说词。”挥之使出，恢复它黄鼠狼的面目。
呜呼，这寓言似乎有点影射中国在联合国玩的那一套（编者注：指国民党政府占居联全国席位时）。打了八年血仗，打出了四强之一，现在虽然被搞得一强也不一强，但抗战胜利之初，却硬是曾经强过，中国语言也因之被定为联合国五大法定语言之一，没有到过联合国的朋友，只要一看联合国邮票，赫然有中文“联合国”字样，便不难明了。然而，中国的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却死也不肯讲中国话。而中国话不但是自己的母语，也是法定语，这道理便深奥难懂矣。前年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先生回国，就有记者问他这个问题，他曰：“国家多难，席位尚且不保，如说华语，就要添置设备，不便因此增加联合国经费。”但问题是，还没有来到台湾前，仍是四强之一的时候，又有啥说词乎？中国代表团仍然讲洋大人之话也。黄鼠狼永远成不了狮子，骨头不改，自信不立，贱性不去，便是天赐良缘，都得被糟蹋掉。
英文万岁
谈起来“原文”，真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不知道五胡乱华，以及元初、清初时，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是也同样手捧“原文”而猛读？六朝便有诗云：“汉儿学得胡儿语，站在城头骂汉人。”这种丑态似乎只限言语，现在看来固无足奇也。如今胡语吃不开，英文取而代之，中国人骂中国人，只好用英文矣。前年报载，复兴航空公司总经理陈文宽先生在酒楼请洋大人的客，警察前往执行任务，他觉得有损门面，乃以洋话激洋大人之怒，洋大人就把该警察揍了一顿，壮哉。这一类“学得胡儿语”的事多矣，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若美利坚、若日本、若韩国、若阿尔巴尼亚，从没有两个本国人在谈话时用洋文者，只有俄国在托尔斯泰时代，以说法为荣，如今则只剩下中国有这种表演矣。其实乱洋文本来没啥了不起，但以变态心理出之，便教人有张君瑞先生搂住崔莺莺小姐之后的感觉，“醮着些麻儿上来”矣。
这里有一则柏杨先生亲身经历的故事，我常去耶稣教会做礼拜，每逢星期日，必手执《圣经》，昂然而往，因而结识了一个时代青年。有一次偶尔谈到《圣经》文字太差，既不通顺，读起来别别扭扭，又欠真实，有些地方且不对劲得很，例如有一句曰“唯真理可以得自由”，如译为“唯真实可以得自由”，当更恰当。该时代青年曰：“你可看原文《圣经》，那文字流畅多矣。”我曰：“我看不懂原文。”时代青年听了之后，脸上立露怜悯之色。我自顾形惭，嗫喃辩护曰：“没有几个人看得懂原文《圣经》的呀。”时代青年像被踢了一脚似的一跃而起曰：“我就看得懂。”大禁大惊，询他可以见示之乎？他拍胸作声，允明天带来，以便我大开眼界。当天晚上，柏杨先生在床上翻来覆去，一夜未能合眼，想不到该时代青年学问竟如此之大，连原文《圣经》都能看懂，我们老一辈的真该吃巴拉松矣。到了第二天，时代青年来访，夹了厚厚一册，打开一瞧，原来是一本英文的，乃问曰：“原文《圣经》何在？”他曰：“这不是原文是啥？”呜呼，这年头，恐怕把“原文”解作英文的，不限于该时代青年一人。而《圣经》中旧约原文，固希伯来文也，新约中一部分为希伯来文，一部分则为古希腊文，连现代以色列人、希腊人都看不懂。中国人中，似乎还没有听说有几个懂得希伯来文和古希腊文的，只有一家《圣经》函授学堂教希伯来文，教习则是匈牙利人焉。
柏杨先生当时实在不好意思把该时代青年的尴尬嘴脸拍下照片，我想他这一辈子都对“原文”留下深刻的印象。
使人“麻上来”的那股劲，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好像在证明中华民族因为作孽多端，气数如缕。去年女作家张雪茵女士去台湾疗养院看病，医生诊断了一半混同是产生哲学错误的根源。对科学知识的前提、假设、方，便跑出去，（鬼知道他为啥跑出去，不过他既跑出去啦，病人有啥办法？）张女士一时无聊，把病历表拿过来细看。一个白衣天使走来，一把抢去，曰：“你怎么乱翻翻？”又曰：“你看也看不懂。”凶恶之状，若黑寡妇然，把张女士气得头昏眼花。柏杨先生也有一次，送朋友去某私家诊所求治，该医生胡乱摸了一阵之后，说打一针便好。我以眼斜视他的病历表，见上边有英文“维他命丙”字样，不禁大惑，询之曰：“这玩艺能治头痛乎？”我以为该医生定有一番解释，想不到他咆哮曰：“谁教你偷看病历表？”
其实我只能看得懂“维他命丙”而已，普通情形之下，便是把病历表塞一眼眶里都木宰羊也。呜呼，英国人看病，医生在病历表上的处方，用的是本国文字焉。德国人看病，医生在病历表上处方，用的是本国文字焉。日本人看病，医生在病历表上处方，用的也是本国文字焉。恐怕世界上只有省等的堕落民族，或山窝里吃人肉的野蛮民族，本国医生给本国人看病，却写的是病人看不懂的文字也。柏杨先生偶尔违和，找医生诊断时，便如一种投入屠场的感觉，被乱整一阵不说，最可怖的是呆坐一旁，看那医生振笔疾书，写的全是洋大人之文，横看竖看都不认识。然后药剂师按方配之，或口服焉，或打针焉。左手抓药瓶，右手按屁股，茫然而归，固不知自己吃的是啥药，也不知道挨的是啥针。有胆大皮厚的病人冒险问之，医师则曰：“退烧药，消炎药，镇定剂。”而各种药均有千百种，用的是哪一种乎？他不肯说，病人仍不知也。犹如法官对待囚犯，判死刑乎？判有期徒乎？判几年几十年乎？统统不言。为何如此判乎？其理由如何乎？亦统统不言。囚犯连判决书都看不见，已送到监狱执行矣。即令来了好运，如张雪茵女士有机会翻一翻，或如柏杨先生瞥了一眼，却看不懂写的是啥。呜呼，假设中国法院的判决书和诊断书一样，也用的是洋大人之文，你说打官司的人活着还有啥意思？而诊断书上固都是如此者也。用洋文写药尚可解释为免得翻译，有其方便；但有些地方实在并不方便。前天我抱小孙女求医，年龄八个月，我想如果那穿白衣服的女人用中文写“八月”，决不致影响其可敬的前途，可是她硬是来了一个Eight’Month，即令以笔划而言，也没有中文省事，她为啥如此？恐怕说来话长。从学堂教育到社会风气，每个人都这般这般。奴性充斥到了见怪不怪的程度，人性的自尊必然一天比一天消失。思一思、想一想，又何止医生为然也。
发思洋之幽情
在中国社会上，无论办啥事，衙门也好，社团也好，官也好，民也好，商也好，教也好，只要你找到他们，你就看不完的晚娘脸和猪八戒脸。该脸见了你就好像见了杀父之仇兼夺妻之恨，那股气可大啦。不要说别的，请贵阁下现在就打个电话试试，中国的电话似乎可以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总的代表。前些时我去一家报馆（为了保卫饭碗，不敢说出该报是啥报，只可透露一点，该报可是以提倡民主闻名于世的），就碰上这么一个巨大场面。一个高阶层分子对电话吼曰：“你爱捐不捐，要捐就送来，不捐拉倒，没人去取。”言毕“砰”的一声，把耳机摔下，其声之大，几乎把我老人家的耳膜震一个洞。悄悄向人打听，原来该报有一则苦命父女的消息，读者老爷想捐点款，因无人可送，希望报馆派人去取。嗟夫，东夷之人也，西狄之人也，那些没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番邦之人也，对陌生人总是问曰：“我是不是可以帮助你？”“有啥地方要我效劳？”真使人发思洋之幽情。
有一位朋友初迁台北，到区公所办户口迁移，户籍老爷告曰，新户籍的户籍誊本必须要到一个星期之后才能发，理由一大堆，不必细表。可是该朋友的女儿明天就要凭那玩艺报名考学堂，当下急得大汗如雨，知道我老人家口才奇佳，就找我帮忙。我想这简单得很，好像政府有过规定，户籍誊本两个小时就可拿到，何物小子，胆敢破坏政府威信？当下就昂然前往，可是一进门我就觉得大事不好，乃改变嘴脸，向该肩籍老爷哀求帮忙，说到动心之处，恨不得要下跪，下跪无效，我就只好据理力争。可是该小子就好像看我耍猴戏，冷笑曰：“你可以告我呀！”实在无法，只好施出撒手锏——找到一位在区公所做事的朋友，他拍胸脯曰：“老头，你且稍待。”十分钟后，就把户籍誊本塞给我。当我把该户籍誊本送到该朋友府上时，他们一家大小欢声震天地，视我老人家为天神，认为我在台北没有白混，当下就把洋芋拿出来敬了我一支。告辞之后，一路上颇为得意，不在话下。
然而，这里面似乎埋伏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任何“有办法”的人，对人与人间的仇眼相视，都无良策，“有办法”的结果不过依靠特权。柏杨先生祖宗有德，固然三下五除二就办好啦，可是其他千千万万没有柏杨先生“办法”的小民，不要说女儿考学，就是老太婆上吊，对方该无动于衷，仍无动于衷。
但简真先生说，别在不必复古，“礼义”却是非复古不可。这一点我老人家就不同意啦，盖我们看出来的毛病虽然一样，可是开出的药方却不一样。
简真先生主张向古看齐，似乎又走上了“古时候啥都好”。简先生虽然声明只是“礼”好，但古时候“礼”是不是好，却是另一个问题，似乎得研究研究。一个倒楣分子得了肠胃炎，腹痛如绞，请医生当然请医生，这个原则是没人反对，但在方法上，总不能晕晕忽忽把胡适之先生《差不多先生传》里的兽医老爷请来吧？用治狗的方法治人，固然可能药到病除，但也可能一剂口服液就伸了腿而瞪了眼。“遵古炮制”的观念必须连根拔掉，而改为用最新的配方，才是第一等好药。拜托各位老爷，再不要往“古”的垃圾堆里钻啦，那里是找不到金钢钻的也。
春秋战国时代，大家都乱七八糟，孔丘先生和孟轲先生一些反调分子，实在找不出活榜样，只好以鬼立教，把三皇五帝，梳妆打扮，弄出来亮相。现在我们走运多啦，有的是活榜样，为啥现成的冰西瓜不吃，却跑到供桌那里对着塑料西瓜直流口水乎哉？
孙观汉先生在《菜园里的心痕》中，有一段报道，且照抄在下面：
刚才和六岁的小女孩看了马戏回来，又做了一次大小孩，也是人生快事。匹兹堡的户内运动场，在美国算新而大的。今天因已在演尾，故场中不满座，大多数的观众，因要省钱，多坐在很后的座位，所以当开场，前面许多排空位很多，场中管理少，如果观众要挑座位，一无困难。中段休息回来后，大家仍坐原位，前面的空座依旧。在中国人的眼中看来，美国人实在不够聪明，有了这么多空座位不移换。狄仁华先生指出在国内互借长期汽车票的情形，这里就不致有。这是为什么，美国人是真的那么“笨”吗？我们对这种“笨”的社会风气，是不是应加三思？三思后我们应否自我实践？
我老人家想，洋人笨倒不笨，只不过“傻”罢啦，如换了柏杨先生，早忽连倒冬，连爬带跳挤到前排座位上矣。而且说不定因为挤得过于英勇，还会挤死几个，以资记念。盖空着还不是空着，利己而不损人，这还算高级的哩。更精彩的是前排座位刚欠他的屁股，我老人家的屁股已坐下啦，你敢教我起来？怎么，你不敬老呀！吾友朱桂先生在南投县草屯中学堂任教时，有一次从台中剩公路局车回草屯。车上有几位挂着南投县政府证章的职员，上车较迟，只好站着。走到半途，忽然抛了锚，司机老爷央求大家下来推推，朱桂先生乃是无识之徒，竟然响应号召，下来推啦。而那些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