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慧灯-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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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祸当头
中国人当然也够顽强的，世界各国的华侨社会无不使当地的洋大人感到难以理解。不过，那都是上一代的人啦，到了现在这一代，随着民族自尊心的堕落，好像不但不最难同化，反而最易同化矣。近百年来，中国对外来文化，似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进口之后，先行酱它一酱，把橘子酱成枳子，一直酱到适合中国特有的“国情”为止。于是乎洋大人有斑马线，台北也有斑马线，不过台北的斑马不是保护行人的，而只供轧死护士小姐之用。洋大人有圣诞，台北也有圣诞，不过台北的圣诞不是骨肉团聚，而只供跳舞狂欢之用。洋大人有阳历新年，台北也有阳历新年，不过台北的阳历新年不是休息庆祝，而只供寄贺年片之用。
贺年片应该是一种极有人情味的举动，柏杨先生每年一定要寄。盖工商业越发达，社会也越紧张，谋生也越不易，时间也就越是金钱。除了少数生有异禀的朋友，大多数小民都兢兢业业，东奔西走，马不停蹄，从太阳东升跑到红日西下，不要说休息啦，就是静坐十分钟想一想的时间都没有。自然产生了一种现象，那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圈子逐渐缩小，除了工作上，也就是除了为赚几个钱而必须接触的那一小撮人外，很难心平气和地找几个朋友东南西北聊聊天、轻松轻松。做官的忙于逢迎钻营，表演忠贞；做商的忙于轧头寸，打算盘；做工的忙于担挑拉抬，腰痛背酸；当教习的口干舌渴；当文人的爬格纸能把鼻涕都抓出来；当权的每天提心吊胆，惟恐谁踢他的屁股。以致人头乱钻，人腿乱跑，正如元曲上说的：“密匝匝蚁排兵，闹嚷嚷蝇叮血。”
于是乎，再要好的朋友，不要说远到异国异地矣，纵是同在台北市，也成了咫尺天涯，如果没有特别安排，真能三年不通音讯，病了的固然不知道，便是出了车祸被轧断了脖子，也不知道。而人是感情动物，疏远得久啦，最老朋友间的友情可能慢慢褪色；半老朋友间的友情已经不太浓，说不定十年下来，会变成了陌生人矣；至于新交的朋友，好像妓女接待嫖客一样，几个月下来，更是无啥介事。
不知道从哪一年起，可能是一九五五年吧，寄贺年片成了一窝蜂。一个交际相当狭窄的小子，能一口气接上三五十张。柏杨先生一向是人多地方不去的，每天除了上班的权威。他认为自然界是唯一的实在，除了自然界和人之外，，就是蹲在家时冒充老太爷，很少与外界来往，为这件事，老妻还一口咬定我完啦，她常曰：“你瞧人家张先生，天天跑处长公馆，如今当上主任啦。”又曰：“你瞧那个姓赵的，走上部长太太的内线，就要去美国出席啥会议啦。”说得我心痒难抓。呜呼，柏杨先生天纵英明，腿有黑痣，岂是没前途之人？就决心也奔走奔走权贵之门。可是拍马屁钻路子这玩艺，和其他救国救民的大道理一样，说起来容易，真的去干，就不简单。而且现在社会，圈圈差不多都是先天的，单纯靠把头削尖猛钻，并没有太大用处。夫先天的也者，最典型的莫过于同一训练班，同一训练学堂，或留美时同一个客柔扑。同学焉，教习焉，自然成为一个圈圈。于是东圈西圈，勇不可当，圈外之人，纵然把头皮钻破，顶多也不过钻成“门神”，猛一瞧你在门里，可是遇到风雨黑夜，大门一关，你仍然被关在门外。所以后来我也就不再钻啦。我说这些，不是说我清高，谁要以为我清高，谁就大脑不清，盖没有圈圈的人永远受到排斥，老妻虽程度甚低，见识倒并不甚低也。
一个人到了没有圈圈的地步，真是孤苦伶仃，不过社会关系也顺便地就单纯起来。从前有人说，谢冰心女士写作范围是个哑铃，一端是母亲，一端是学堂，当中只被一条细线相连。柏杨先生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哑铃，一端是办公室，一端柏府，当中不过一条马路。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可怜老头，在那几年过年时，都能接到七八十封贺年片，其他稍微有点架势的显赫人物，其贺年片之多，真要用洗脚盒装也。
直接受贺年片之灾的，有三种人焉：一曰秘书老爷的手，照册猛抄，有时能抄三天三夜，关节都抄得脱了臼。一曰邮差先生的腿，身上背着一袋袋漠不相关的“大宗邮件”，脚底下都能跑出燎泡。一曰官崽的娘——不是他娘的胴体，而是他娘的耳朵，盖接到该官崽贺年片的朋友，打开一看，开台湾省骂曰“干他娘”，则他娘的耳朵如不泡到凉水里，真能烧掉。风气所及，凡是有秘书而他又有权乱花纳税人钱的家伙，把各机构单位的职工名册，收集一份，不管大哥二哥麻子哥，不管人死了没有，或离了职没有，更不管认识不认识（当然不认识），只闭着尊眼教秘书老爷写而寄之，这种贺年片，不叫贺年片，而叫干他娘片。
（柏老按：一九七○年代之后，社会层面加多，传统的政坛是唯一重要层面的现象，逐渐退却，成为重要层面之一家彭加勒（JulesHenriPoincare，1854—1912）。认为真理不，不再是唯一层面啦；但各种层面里，圈圈仍在作怪，简直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咦！）
礼多人怪
畸形人所以冒着被人干他娘的危险，而仍照寄贺年片不误，大概他阁下对心理学颇有研究。俗不云乎：“礼多人不怪。”我给他一张贺年片，教他看我多么温柔痴情呀，接片的家伙，如果对我有坏印象，一接该片，能变好；对我有好印象的，一接该片，印象就更好矣；根本没印象的，一接该片，岂不也就有了印象乎？这种心战之术，事实上也往往会收到奇功，盖寄寄贺年片，不过小焉者，而和这种同一原理的，还有“召见”之术。
提起来召见，有一度真是其效如神，有些当老板的，心血来潮，最喜欢召见伙计。一九一○年代之初，我去上海，一个朋友，芝麻职员一个，有一次在报上发表一则短文，大谈国家大势，头头是道，文情并茂。不知道怎么搞的，被董事长知道啦，于是乎，有一天焉，他桌上放了一纸通知，通知上说，董事长第二天下午召见他啦。第二天他一早就沐浴更衣，披挂整齐，届时惶惶恐恐，趋进（非“走进”）董事长办公室，教他坐他不敢坐，教他站他也站不稳。董事长倒非常民主，喊他“同志”，又握他的手，问他家里有几个人、住在哪里，又问他有啥困难。最后告诉他曰：“有什么困难只管找我。”言毕端茶送客。
从此之后，该小子就春心荡漾，认为他有的是前途，马上就要不得了啦，连柏杨先生这种老朋友也不能交啦，有时马路上碰见，他竟假装不认识我，把我气得七窍生烟，也不再理他。老妻就埋怨我臭骨头曰：“一个人的架子突变，必有原因，你不缘竿而上，真是穷昏了筋。”可是既已不理他于前，现在再去巴结，实在一时磨不开，只好放弃良机。
可是一直过了一年，仍没有动静，该朋友的架子就慢慢恢复原状，一直等到他觉得确实没有希望时，才降贵纡尊作为《孟子字义疏证》。参见“伦理学”、教育”、“语言文，跑到柏府，一进门就叹气。（有些人真是天生奇骨，大小由之。）呜呼，这都是想当年的往事矣，那时民智未开，以致有此误会，到了现在，大家才弄明白：老板召见你阁下，不是他要对你有印象，而是要你对他有印象；不是他要爱护你，而是教你爱护他；不是他要关心你，而是要你关心他；也不是他要帮助你，而是要你对他产生知遇之感，以便万一有那么一天，好杀身以报。
乱寄贺年片的心战，跟这种类型的召见，有异曲同工之妙。你瞧，堂堂市长大人都向我恭贺年喜啦，下届选举时，我不选他选谁？有此一念，遂蔓延成灾，连佛教徒都庆祝起耶稣先生的圣诞矣。
这两年来，寄“干娘片”的风气渐渐消失，大概头子们忽然发现小民并不都是好愚弄的，不但没有收揽到人心，反而有被干娘的危险，也就高抬贵手矣。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转变，值得大书特书者也。
但柏杨先生却是一直寄贺年片的，数十年如一日，而且我之寄贺年片也，完全采取主动，不管你高兴不高兴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也不管你开不开省骂国骂，我要是寄的话，泰山都挡不住。盖贺年片是一种表示怀念的东西，清王朝末年，那时流行的是拜贴，用大红纸条，写上自己姓名，然后开列一张详细住址，交给仆人逐户送上。现在改为邮寄，已经方便得多啦，只要贴四角邮票就能把千里外邮差先生支使得双腿乱跑，人们更应该利用这种科学进步，互通衷情。有些人以不寄贺年片为荣的，我却是以寄贺年片为荣，我不但寄，前不言之乎，还主动地寄；不但主动地寄，还亲笔地写，还亲自一张一张往信封上贴邮票（老妻有时想帮忙贴，我都不准）。可借无法一一写信，否则我还要一封一封地写哩。
朋友们睽违得太久，都有点模糊啦。一年一度翻开通讯册子，恭恭敬敬地依册照写，他阁下的模样和最近一次晤面情形，就油然浮上眼帘，真是古人所说的“如对故人”。写好之后，把卡片装进去，再往上一张一张地贴邮票。贴邮票时，二度再看一遍，也等于重温旧梦。这种一张一张往上贴邮票之法，邮局最为反对，有一次我把大叠贺年片抱到邮局，柜台小姐伸其玉头一瞧，柳眉皱成一团，埋怨曰：“你为啥不寄大宗邮件呀？”我曰：“我不知道还有大宗邮件。”她明察秋毫曰：“你这个老头，去年也是不知道，前年也是不知道。”我只好装傻而笑，她把那一叠贺年片往里一拉，“哗啦”一声，散了一地，悻悻曰：“都像你这么贴邮票，我们盖邮戳，手都要盖断啦。”我曰：“大宗邮件也得盖邮戳呀。”她曰：“那是拿到总局用机器盖的，用不着我们一个一个往上敲。明年再寄时，记住寄大宗邮件，听见了没有呀？”我曰：“对不起，明年一定道办，不遵办你就罚我请你看电影。”不过明年我还是要一张一张往上贴的，届时如果该小姐仍在柜台之上，我就转移阵地到别的邮局去寄，台北共有三十一个支局，一年去一个，至快也在三十一年之后才能再碰她的钉子。但有一点务必请邮局老爷放心，我贴的邮票，无一不合规格，直式的一定贴到左上角，横式的一定贴到右上角，如果用机器盖戳的话，包管如意，这是我的伟大细心之处，不可不知也。
原则
柏杨先生主动寄贺年片，并不是有啥不轨的打算，好比第一天寄贺年片，第二天就去借钱；或是教你阁下对我有深刻而良好的印象，以便明年选举时投我一票。盖我也有我的原则在焉：其一、我感谢的人我寄之，其二、我怀念的人我寄之，其三、我敬仰的人我寄之，其四、我觉得需要我鼓励安慰的人我寄之。只要是这四种人，长辈也好，晚辈也好；贵为大官大商也好，楣为监狱的囚犯也好，都一一亲笔恭写，亲自寄发。
我的贺年片是表示我的感激、怀念、敬佩、鼓励和安慰。呜呼，生活过得很好、万事如意的朋友，不会觉得柏杨先生之片有啥特别，而且说不定还以为拍他的马屁哩。倒楣的朋友才会知道二十年不变的友情是多么可贵。一个人的朋友数量，往往随时变化，阔的时候门庭若市，垮的时候连狗都不上门，如果新年能获得一张贺年片，应是多么的温暖乎。吾友杨自汉先生，不知道为了啥，被判无期徒刑，关在澎湖监狱。一个人一旦关进监狱，便等于掉到枯井里，亲戚也没啦，知己也没啦，对这种倒楣分子，一纸友情比他自由时一吨钞票还重要也。
一年一度的贺年片，另外还有一种意义，那就是让朋友晓得你还活着，假如搬了家的话，让朋友们也顺便知道你的新址或新的通讯处，而且还有一种副作用，那就是让朋友知道你的太太姓啥叫啥。接到贺年片的朋友往往瞪其双眼，作下列各叹，曰：“咦，他原来搬到台北县永和镇，而且还是二楼，发大水再不怕啦。”“他的太太叫柳刘莺，啊呀，这是我十年前的女朋友呀，原来甩了我嫁了他，好小子，你真有一手。”“盛哉盛哉，他家还装了电话，马上打一个去叫他请喝两盅。”“这家伙还记得我，难得难得，到底是老朋友好。”如果贺年片再写上或印上几句报告近况的话，就更为亲切矣。
如今经过大灾难之后，有力人士努力发起不寄贺年片运动，大概大家吃的苦头太多，也就纷纷响应。官崽办事，永远矫枉过正。成了灾难有作为人自身，才是一个作为人在发挥作用的社会成员。主，固然是“过之”；一毛不拔，连来者都不理，昂然独尊，六亲断绝，似乎也有点“过之”。反正柏杨先生有自己的老主意，不过我声明的是，凡接到我贺年片的先生老爷，不必一定要来一个反击——非回寄一份不可，那就官式化啦，只要肯接受我这份情意就够啦。
顶礼拥戴
酒除了可以使一个人丑态毕露外，却有一种不可抹杀的优点，欲语云：“越赌越薄，越喝越厚！”再知己的朋友，如果天天在一起打麻将打梭哈，终有一天会打得翻了脸。朋友有通财之义，金钱来往是对友情的信任。但赌起博来，却硬是一块钱都不放过，斤斤较量。初时有趣，久啦自然发生毛病。美国对于从事危险工作的工人，一向有禁止赌博的严厉规定，即是预防输的那一位，在必要时，暗下毒手。柏杨先生便亲眼见一个官崽，在其属员借条上大批不准，盖昨晚三缺一，拉该属员凑角，官崽汗流浃背地做了一副清一色，对门“砰”的一声打出，他大喜若狂，却被坐其上家的属员截去，和了个屁和。人间可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