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慧灯-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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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石松先生于一九三五年三月，假释出狱，出狱后第一个行动，便是找那两个家伙弄个明白。这行动立刻获得采访刑事新闻的记者们支持，那些记者中有现在《东京新闻》担任主笔的池田辰二先生，有案发时当新闻记者的青山与平先生。他们帮助吉田石松先生于出狱后的第二个月，在神户找到了真凶手之一的北河芳平（他和海田庄大郎，于五年前，即一九三○年假释出狱）。两人一对面，北河芳平天良发现，当场写了一张谢罪书，承认自己无端瞎攀。接着同年（一九三五）的十二月，在琦玉县又找到了另一个真凶手海田庄太郎，海田庄太郎同样天良发现，也写了一张谢罪书，他希望“过去的都过去”，不要再提啦。
但吉田石松先生不甘法律的屈辱，仍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检同两张凶手亲笔的谢罪书，请求名古屋高等法院重审，事到如今价，建立一个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公开的工人党”，故名。，任何人都会以为冤狱可以昭雪矣，却想不到，那请求书在法院的档案中，一摆就是七年，七年后，才答复他——答复他的不是为他昭雪，而是认为谢罪书可能是在威胁下写成，不足为凭，拒绝重新审判，吉田石松先生接到这种决定，曾在法院门口，放声大哭。
然而吉田石松先生仍不气馁，又经过了漫长的四年，他的冤狱虽未得到法院承认，却得到广大人民的承认。一九五二年六月，他的同村村民为他发动了一个呼冤签署运动，向宇都宫法务局请愿，宇都宫法务局把全案转移到东京法务局，一搁又是四年。到了一九五五年六月，才算开第一次调查庭，当堂与真凶手之一北河芳平对质。北河芳平当初固然写了谢罪书，可是事到临头，他却变了卦，不肯承认诬陷，硬说当时确实有一个貌似吉田石松的主凶。这供词对吉田石松先生非常不利，而另一个凶手海田庄太郎又中风不语，不能出庭，吉田石松先生只好败下阵来。
在这次对质后不久，北河芳平竟一病而死，事情更绝望。但吉田石松先生仍奋斗不止。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他仍一再向最高法院和名古屋法院提出重审要求，而每一次都被批驳。当他最后一次听到最高法院又批驳了他的请求时，他跑到法务省，打算向法务大臣（司法部长）提出请求。法务省守卫赶他走，他就跪在地上，紧抓住地毯，不肯起来。正当此时，被法务省检察官安信治夫先生看见，问明原因，深感同情，乃予以援助，把他送到日本律师联盟人权拥护委员会。呜呼，吉田石松先生幸亏遇到了安信治夫先生，如果遇到的是怕事的官崽，一听麻烦那么多，早脚底抹油开溜了矣。
于是吉田石松先生渐渐出头有日，日本律师联盟主席团山田先生，根据保障人权基本观念，正式要求重审。又经过两年的曲折，到了一九六三年一月性的唯心辩证法思想。第三卷中，转向反理性的立场，把，终于开重审法庭，检察官坚持原判，但律师联盟提出的反证，足使该地头蛇张口结舌。到了二月二十八日，法庭终于宜判吉田石松先生无罪。首席推事小林俊三先生认为最足凭信的凶手北河芳平在第一次供辞里，并没有提到吉田石松；他之后来翻供，只不过虚拟了一个人物，企图减轻罪责，既然拉出一个实在的，自然顺水推舟了矣。而且那一滴人血并未鉴定出就是被害人的血，而伤口是重器所击，吉田石松先生的洞萧能算重器乎？
小林俊三先生在宣判之后，有一段感人肺腑的话，他曰：“在本庭上，我们对被告，不，勿宁应该称为对吉田老先生，除了替我们的前辈在先生身上所犯的过失表示歉意外，我们更对先生半世纪以来，为了自己的无辜所持有的崇高态度与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表示深厚的敬意。先生的精神力与生命力，确令我们心折。我们在这里仅祝先生余生多福。”
任何冤狱都是一个悲剧，吉田石松先生三十四岁入狱，宣判无罪的那一天已八十三岁。幸亏他的寿命够长，能熬到真相大白。然而，更重要的是，也幸亏有那么一个允许他伸雪的社会环境。不信的话，换个地方试试，便是天下人，包括法官在内，都认为是冤枉的，也没办法也。小林俊三先生所说的那一段话，是高贵灵魂的言语，知道认错，而且敢于表示他的这种知道。
冒出几个主意
柏杨先生这些时好像神灵附体，天天信口开河，连自己都觉得做贼心虚，盖明知道爱国一定要糟，心里却仍然奇痒，硬是要爱，真是天生贱骨，劣性难改。看那些正人君子和道貌岸然，过着难得糊涂、快乐非凡的日子，升官发财，一切照常，便不禁又敬又羡。将来即今天塌下来，大家都完啦，反调分子却多受一层忧心如焚的罪，真是何苦来哉。《老残游记》第一回，读者先生应该仔细再看一遍，爱国的结果反而成了汉奸，被人推到海里，真教人越想越觉得没意思。我建议“中央研究院”最好研究出一种药丸，教人吃了永不会东想西想，或者也像南北朝时那样，挖出一种奇异的泉水，让大家喝了之后，立刻服服贴贴，任凭人在船上凿洞也不管，锯桨也不管，不但不管，反而作建设性的鼓掌曰：“凿得好，锯得妙！”人心自然鼓舞，天下自然太平矣。不过截至目前为止，据说该药丸和该奇泉还没有弄出来，真是遗憾。有些读者先生来信曰：“柏老，你好像很聪明的样子，不妨姑妄试之，说一说挽救之策？”呜呼！我想恐怕是木法度木法度。不过冒出几个主意，以便读者先生闲来无事，开开国骂，也是上天好生之德也。
第一权利义务观念必须确定
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人似乎应该把权利义务观念确定，黄天霸式的赏饭学必须从根铲除。从前有些报馆焉，有一种“坐牢编辑”、“坐牢记者”，报馆用高价雇了一些人，平常专门吃饭，啥事不干，一旦新闻出了纰漏，要吃官司，则该人挺身顶缸。该新闻是谁写的呀？俺写的。该新闻是谁刊呀？俺刊的。吃官司后，其家庭一切费用，统由报馆开支。如果属于这一类的职员，到时候自然没啥话讲。而如今却是如何乎哉？不过介绍一个职业，凭本领挣钱，却既要他跳楼，又要她上床。无他，权利义务不清之故也。
若干年前，看到一个报道，美国某编辑邀他朋友来报馆服务，写信曰：“周薪多少钱，津贴多少钱，一条新闻多少钱，可能拿到奖金多少钱，本城开支多少钱，还可以剩多少钱。”讲得一清二白。如果换到中国，准只一句话，曰：“来吧，这是咱们弟兄共同事业。”柏杨先生大概上了点年纪，所以最讨厌听“共同事业”，一听“共同事业”，因权利义务观念不清的缘故，无不变成了一个人的事业，最后把合伙人一脚踢开，社会上遂不得不充满了失败和暴戾之气。
权利义务观念一天不清，中国同胞便一天只知道赏饭和被赏饭，而不知道合作。黄天霸先生应和老头合作才对，但他却硬要赏老头饭。校长应和教习合作才对，他一个人能办起学堂乎？但他却也要赏教习的饭。其他各行各业，大小头目，无不皆然。柏杨先生有一位卖书为生的作家朋友，有时见了书店老板，不免陪笑曰：“都是你老哥帮助。”在该朋友是客气，可是大概说得多啦，老板竟真的以为如果没有他提拔，该朋友就要饿死啦，天下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乎哉？结果二人之间，弄得朋友不朋友，事业不事业。假如代之而起的是平等合作观念，对每个人都有益处也。
我们最常听见的话是：“某某人做朋友可以，可是不能共事。”或是：“某某人是一个好朋友，但不是一个好长官。”关键似乎就在黄天霸思想，再好的朋友，一旦有隶属关系，友情便滚他妈的蛋，稍微有点自尊的人只好狼狈而逃，剩下来的不是无耻之徒，便是难得糊涂学。呜呼，一个社会必须处处都有可以共事的人，才是兴隆之象。越是老朋友，越不能合作，乃上天赐给中国人的一种严厉惩罚。
我们主要的意思是，必须用合作观念代赏饭观念，以《驯妻记》中男主角风度代黄天霸嘴脸，然后人与人之间才有分际，社会才有是非，才有祥和；否则便公私永远混淆，国家之恩和私人之恩也永远不分。而事实上却又非分不可，于是，到处都是教人跳楼和责人忘恩负义的节目矣，也到处是众叛亲离和砸锅砸碗的镜头矣。君没有听见常有些人高喊“团结”乎？谈起来团结，纵是再混蛋的人，都不会反对，不但不反对，恐怕他叫得比谁都响。问题却出于：该团结往往不是大家立在平等地位的团结，而我团你的结；不是大家都放下棍子的团结，而是你放下棍子，我却不放的团结；不是大家吃大锅菜的团结，而是我赏你吃一碗饭的团结；不是《驯妻记》老家伙式的团结，而是《落马湖》黄天霸式的团结。大家都想把别人的前程包在自己身上，而不肯跟人并肩携手，团来团去，自然无法结在一起。权利义务观念如果弄清楚，大家原来是合作的，便爽利多矣。
不特此也，连带着也可以免去子孙圈那种麻兮兮的忠贞表演，然乎不然乎？
第二培养人的自尊心
小民自尊心的总和，就是民族自尊心。中华民族到了今天，可以说丢人砸家伙，现眼够啦。不要说别的，仅只见了美国人便不由浑身发抖，就够瞧的。官崽们无人格亦无灵性，不必提矣。即以一代思想家，万人尊敬的胡适先生而言，他阁下的遗嘱就是用英文写的，拥胡的朋友可能提着柏杨先生的耳朵曰：“用英文写有啥了不起，学术没有国界。”学术固然没有国界，但遗嘱却是有国界的。且即以学术而言，也有它的民族根性。我们真不能想象英国罗素先生会用中文写遗嘱，也不能想象印度泰戈尔先生会用缅文写遗嘱。
我们并不是说胡适先生用英文写遗嘱就把中国人的尊严丢光，这和丢光不丢光没有关系，即令美国总统临死时用阿比西尼亚文写遗嘱，也并不提高阿比西尼亚的地位。但如果是一种在自尊心崩溃后不自觉的反应，虽不损伤胡适先生的分量，却教我们这些心头彷徨无主的小民，每一思及，就更彷徨无主。呜呼，如果胡适先生当初能用中文写该多么好也。这种气质非一天两天的矣，多少年来传播荡漾，遂形成了社会上一种洋式酱缸，大家同样难以外跳。
民族的自尊建立在个人的自尊上，民族自尊的丧失，基因于个人自尊的丧失。奴才政治之下，知识分子的自尊首先被剥夺，明王朝那种廷杖的干法，不但是中国人的耻辱，也是世界上全人类的耻辱。到了清王朝，廷杖虽然没啦，“奴才”代之而兴。闭着眼睛想一想，如果丘吉尔先生见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立刻被掀翻在地，打了个皮破血流，而他阁下不但不敢说啥，反而以头碰地，“咚咚”作响，自称“奴才”，我们能不脸红乎？而我们的祖先却公然行之，大家伙聚在一起，恬不知耻，而且以恬不知耻为荣，乃自尊心消失的结果也。
建议三项
一个人如果用不光荣的手段达到光荣的地位，他的自尊便无法保持，而凡是自尊无法保持的人，也无不努力破坏别人的自尊，以求心理上的平衡。好比说吧，二抓牌的官由于他是子孙圈的一分子而得来的，他自己就会也想弄一个子孙圈而当圈长，如果是靠他把妹妹、女儿介绍给老板得来的，他就也希望别人把妹妹、女儿照样介绍给他。所以凡是对老板大人服服贴贴、奴态可掬的朋友，对属下也无不眼睛搬家，不可一世，这不仅是心理上的平衡，也是心理上的补偿。
保持民族自尊心的唯一方法是把别人当人，这要先从根绝苦刑拷打做起。据说干间谍的朋友，最不在乎苦刑拷打，盖一遭遇到苦刑拷打，就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对方所知道的不多乎也。可是芸芸众生，既非训练有素的间谍，又非凶顽泼辣的大盗，怎抵抗得住日新月异的修理学乎？一个受过非刑的人，他身上的伤可能痊愈，他心头的伤却愈久愈新，如果不被逼成颓废，一定被逼得有更大的冲击力。而那些锦衣卫，自然更不会相信人类还有尊严。
个人自尊即民族元气，保持一分算一分，一个人的自尊一丧，便啥卑鄙奇怪的事都做得出。民族元气一丧，不亡国灭种，已经算很客气啦。
第一希望不要过问别人的私生活
古圣先贤那种“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套，害人不浅。吾祖柏拉图先生理想国时代，或农业社会中，讲这一套还勉强凑和，到了今天这种高度的工商业社会，实是不能再提倡啦，再提倡不但害人不浅，还要害人至死。盖修身和齐家之间，有大大的一段距离，而齐家和治国，治国和平天下之间，更相隔十万八千里，相互间根本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修了身就能齐了家乎哉？齐了家就能治了国乎哉？仿佛做的是香艳绝伦桃花梦。有人说，这种话不能那么刻板解释，而是说：人人都修了身，家自齐；户户都齐了家，国自治。呜呼！这种“人人”焉，“户户”焉，可能乎哉？如果认为可能，我们除了佩服他嘴硬外，别无他法。
柏杨先生并不是说只要把圣人这一段话反对掉，民族灵性就呱呱复活。而是说，我们必须有新的观念，了解私生活并不那么尖锐地和国家、天下有关。每个人都有保持私生活不受干扰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安乐窝。如此大家的精力才可以用到正路上，不必努力窥探别人的秘密，这才是消除暴戾之气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把人当人方法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