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风长吟-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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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7岁。三年来，不能看书，不能看电视，不能散步……不仅如此，连起床、翻身都不可能。这封信是求一直陪伴我的姐姐代写的。她为了看护我而中断了大学学业。我当然真诚地感谢她。三年时间里，我在床上懂得的事情，无论多么令人不忍，但毕竟懂得了一些事理，正因如此，我才得以一点一点生存下来。
我的病听说叫脊椎神经疾患，是一种十分棘手的病，当然康复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尽管只有3％……这是医生（一个极好的人）告诉我的同类病症康复的比例。按他的说法，较之新投手面对高手而击球得分，这个数字是够乐观，但较之完全根除则难度大些。
有时想到要是长此以往，心里就怕得不行，真想大声喊叫。就这样像块石头一样终生躺在床上眼望天花板，不看书，不能在风中行走，也得不到任何人的爱。几十年后在此衰老，并且悄悄死去——每当想到这里，我就悲哀得难以自已。半夜3点睁眼醒来，时常觉得好像听见自己的脊梁骨一点点溶化的声音，说不定实际也是如此。
算了，不说这些不快的事了。我要按照姐姐一天几百回向我说的那样，尽可能只往好的方面想，晚上好好睡觉，因为不快的事情大半是在夜晚想到的。
从医院的窗口可以望见港口。我不禁想象：假如每天清晨我能从床上起来步行到港口，满满地吸一口海水的清香……
倘能如愿以偿——哪怕只有一次——我也当会理解世界何以这般模样，我觉得。而且，如果真能多少理解这点，那么纵使在床上终老此生，恐怕我也能忍耐。
再见，祝您愉快！
没有署名。
收到这封信是昨天3点多钟。我走进台里的咖啡室，边喝咖啡边看信。傍晚下班，我走到港口，朝山那边望去。既然从你病房可以望见港口，那么港口也应该可以望见你的病房，是吧？山那边的灯光真够多的。当然我不晓得哪点灯光属于你的病房。有的属于贫家寒舍，有的属于深宅大院，有的属于宾馆酒搂，有的属于校舍或公司。我想，世上的的确确有多种多样的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而活着。产生这样的感觉还是第一次；想到这里，眼泪不由夺眶而出，我实在好久没曾哭过了。不过，好么，我并非为同情你而哭。我想说的只是这样一句话——只说一次，希望你听真切才好：
我爱你们！
10年过后，如果还能记得这个节目．记得我放的唱片和我这个人，那么也请想起我此时说的这句话。
下面我放她点播的歌曲，普雷斯利的《好运在招唤》。曲终之后，还有1小时50分，再回到平时的狗相声演员上来。
谢谢收听。38
准备回东京这天傍晚，我抱着小旅行箱直接赶到爵士酒吧．还没有开始营业，杰把我让到里边，拿出啤酒。
“今晚坐汽车回去。”
杰一边给用来做炸马铃薯片的马铃薯削皮，一边连连点头。
“你这一走，还真够寂寞的。猴子的搭挡也散伙了。”杰指着柜台上挂的版画说道。“鼠也肯定觉得孤单的。”
“呃。”
“东京有意思？”
“哪儿都一个德性。”
“怕也是。东京奥林匹克以来，我还一步都没离开过这座城市呢。”
“喜欢这城市？”
“你也说了，哪儿都一个德性。
“嗯。”
“不过过几年想同一次中国，还一次都没回过……每次去港口看见船只我就这样想。”
“我叔叔是在中国死的。”
“噢……很多人都死了。”
杰招待了我几瓶啤酒，还把刚炸好的马铃薯片装进塑料袋叫我带着。
“谢谢。”
“不用谢，一点心意……说起来，一转眼都长大了。刚见到你时，还是个高中生哩。”
我笑着点头，道声再见。
“多保重！”杰说。
咖啡馆8月26日这天的日历纸下面，写有这样一句格言：
“慷慨付出的，便是经常得到的。”
我买了张夜行汽车的票，坐在候车室凳子上，专心望着街上的灯火。随着夜迟更深，灯火渐次稀落，最后只剩下路灯和霓虹灯。汽笛挟带着习习的海风由远而近。
汽车门口，两个乘务员站在两边检查车票和座号。我递出车票，他说道：“21号中国。”
“中国？”
“是的。21号c席，C是第一个字母。A是美国，B是巴西，C是中国，D是丹麦。听错了可不好办。”
说着，用手指了一下正在确认座位表的同伴。我点头上车，坐在21号C席上，开始吃还热乎乎的炸马铃薯片。
一切都将一去杳然，任何人都无法将其捕获。
我们便是这样活着。39
我的故事到这里结束了。自然有段尾声。
我长到29岁，鼠30岁。都已是不大不小的年纪。爵士酒吧在公路扩建时改造了一番，成了面目一新的漂亮酒吧。但杰仍一如往日，每天削满一桶桶马铃薯；常客们一边嘟嘟囔囔地说还是从前好，一边不停地喝啤酒。
我结了婚，在东京过活。
每当有萨姆．佩金帕的电影上映，我和妻子便到电影院去，回来路上在日比谷公园喝两瓶啤酒，给鸽子撒些爆玉米花。萨姆．佩金帕的影片中，我中意的是《加尔西亚之首》，妻子则说《护航队》最好：佩金帕以外的影片，我喜欢《灰与宝石》，她欣赏《修女约安娜》．生活时间一长，连趣味恐怕都将变得相似。
如果有人问：幸福吗？我只能回答：或许。因为所谓理想到头来就是这么回事。
鼠仍在继续写他的小说。每年圣诞节都寄来几份复印本。
去年写的是精神病院食堂里的一个厨师，前年以《卡拉马佐夫兄弟》为基础写了滑稽乐队的故事。他的小说始终没有性场面，出场人物没有一个死去。
其原稿纸的第一页上经常写着：
“生日快乐并圣诞幸福”因为我的生日是12月24日。
那位左手只有4个手指的女孩，我再也未曾见过。冬天我回来时，她已辞去唱片店的工作，宿舍也退了，在人的洪流与时间的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等到夏天回去，我便经常走那条同她一起走过的路，坐在仓库石阶上一个人眼望大海。想哭的时候却偏偏出不来眼泪，每每如此。
《加利福尼亚少女》那张唱片，依然呆在我唱片架的尽头。
每当夏日来临我都抽出倾听几次。而后一面想加利福尼亚一面喝啤酒。
唱片架旁边是一张桌子，上方悬挂着干得如木乃伊的草块——从牛胃里取出的草。
死去的法文专业女孩的照片，在搬家中丢失了。
比齐．鲍易兹时隔好久后推出了新唱片。
假如出色的少女全都是
加利福尼亚州的……40
最后再谈一下哈特费尔德。
哈特费尔德1909年生于俄亥俄州一个小镇，并在那里长大。父亲是位沉默寡言的电信技师，母亲是善于占卜和烧制甜饼的身体微胖的妇女。哈特费尔德生性抑郁，少年时代没有一个朋友，每有时间就流览内容滑稽的书刊和大众性杂志，吃母亲做的甜饼，如此从高中毕业。毕业后他在镇上的邮局工作，但时间不长。从这时开始，他确信只有当小说家才是自己的唯一出路。
他的第五个短篇《瓦安德．泰而兹》的印行是在1930年，稿费20美元。第二年整一年时间里，他每月平均写7万字，转年达10万字以上，去世前一年已是15万字。据说他每半年便要更换一部莱米顿打字机。
他的小说几乎全是冒险和妖怪精灵方面的，二者融为一炉的有《冒险儿华尔德》系列小说。这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共有42部。在那里边，华尔德死了3次，杀了5000个敌人，同包括火星女人在内的375个女子发生了性关系。其中几部我们可以读到译作。
哈特费尔德憎恶的对象委实相当之多：邮局、高中、出版社、胡萝卜、女人、狗……，数不胜数。而合他心意的则只有三样：枪、猫和母亲烧制的甜饼。除去派拉蒙电影公司和FBI研究所，他所收藏的枪支恐怕是全美国最齐全的，除高射炮和装甲炮以外无所不有。其中他最珍爱的是一把枪柄镶有珍珠的38口径连发式手枪，里面只装一发子弹，他经常挂在嘴上的话是：“我迟早用它来给自己一发。”
然而，当1938年他母亲去世之际，他特意赶到纽约爬上摩天大楼，从天台上一跃而下，像青蛙一样瘪瘪地摔死了。
按照他的遗嘱，其墓碑上引用了尼采这样一句话：
“白昼之光，岂知夜色之深。”
哈特费尔德，再次……（代跋）
我无意说假如我碰不上哈特费尔德这位作家，恐怕不至于写什么小说，但是我所走的道路将完全与现在不同这点却是毋庸置疑的，我想。
高中时代，我曾在神户的旧书店里一起买了好几本估计是外国船员丢下的哈特费尔德的平装书。一本50元。书很破旧．如果那里不是书店，绝对不会被视为书籍。花花绿绿的封面脱落殆尽，纸也成了橙黄色。想必是搭乘货轮或驱逐舰下等船员的床铺横渡太平洋，而经过漫长的时光后来到我桌面上的。
几年以后，我来到了美国。这是一次短暂的旅行，目的只是为了探访哈特费尔德之墓。墓所在的地点是一位（也是唯一的）热心的哈特费尔德研究专家托马斯．麦克莱亚先生写信告诉的。他写道：“墓很小，小得像高跟鞋的后跟，注意别看漏。”
从纽约乘上如巨大棺材般的大型公共汽车出发，到达俄亥俄州这座小镇时是早上7点。除了我，没有任何人在这里下车。穿过小镇郊处一片荒野，便是墓地。墓地比小镇子还大。几只云雀在我头上一边盘旋一边鸣啭。
整整花了一个小时，我才找到哈特费尔德的墓。我从周围草地采来沾有灰尘的野蔷薇，对着墓双手合十，然后坐下来吸烟。在五月温存的阳光下，我觉得生也罢死也罢都同样闲适而平和。我仰面躺下，谛听云雀的吟唱，听了几个小时。
这部小说便是从这样的地方开始的，而止于何处我却不得而知。“同宇宙的复杂性相比，”哈特费尔德说，“我们这个世界不过如麻雀的脑髓而已。”
但愿如此，但愿。
最后，我要感谢上面提到的马克莱亚先生——在哈特费尔德的事迹记述方面，有若干处引自先生的力作《不妊星辰的传说》
村上春树197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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