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回归线-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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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切行为都变得合理而又合法，“善”与“恶”的界限已不再那么泾渭分明，却已沦为人为的空泛概念了。海明威的亨利（《永别了，武器》）在女友困难产死去后冒着雨沿街蹈蹈独行，永远告别了残酷的战争和甘美的爱情。试问“君欲何往”？我们会很自然地、符合逻辑地想到在战后布满断垣残壁的瓦砾中心灰意冷的亨利之流可能也会加入米勒和他的伙伴的行列，在烟花巷中、酒吧间里消磨这被辜负的青春。那不正是他的必然归宿吗？尽管多数人对于一件令人开心的事的反应是哈哈大笑，个别人却有可能以截然相反的方式——如号啕大哭，来表达类似的情感。米勒正是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极端方式来表达“迷惘的一代”类似的茫然、失望的感受。

巴黎，这个以“现代巴比伦”著称的西方文化之都是近现代史上无数青年艺术家。文学家向往的圣地，朝拜缪斯的神殿。

对于亨利·米勒是如此，对于斯泰因、海明威、菲茨杰拉德、阿那依斯·宁等人亦是如此。这个崇尚浮华的城市既为美国作家们带来创作灵感，也增强了包括性能力在内的体验生活的能力。

美国作家观赏异国风光、畅饮美酒、从事性冒险，这些经历无一不成为他们创作生涯的一部分，也绝不是米勒独有的。海明威在五十年代写的《漂移的盛宴》中表达了对于最终把自己造就为名作家的巴黎的终生眷恋之情，在第一章中，他叙述了自己在一家咖啡馆里写作的情形，承认自己的创作灵感源于性憧憬。由于身边有一位迷人的姑娘，“故事自己跃然纸上，我只是很艰难地竭力跟上它……每写完一个故事我总感到空虚，既悲哀又快活，仿佛刚刚做过爱……”菲茨杰拉德在《夜色温柔》中写了一位迪克，他刚刚同妻子发生过性关系便同年轻漂亮的电影明星接吻。后来这位登徒子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变得柔弱无能，先后被情人和妻子抛弃。他的性无能最终导致其事业上穷途潦倒、一事无成。在米勒的挚友兼情人、为《北回归线》作序的女作家阿那依斯·宁的日记（TheDiarvofAnaisNin，1931—1934）中，作为一种原始生命力的性能力多次与作家、艺术家的创造力相提并论。她在日记中记述了1932年3月应米勒的建议一同去巴黎一家妓院看女同性恋者表演性技巧之事。

宁的纷乱的性纠葛及她试图写一部研究D·H·劳伦斯的专著的计划使她觉得重新发现了自我，变得更加才思敏捷。在日记另一处，她写到同米勒做爱：“对于我，在米勒的旅馆房间里度过的最后那天下午像一只炽热的熔炉。在此之前我仅具有白热化的头脑和想象力，现在获得的却是炽热的血、神圣的完美／”《北回归线》中的米勒和他的伙伴们同海明威及其笔下的众多人物、菲茨杰拉德及其迪克以及宁本人一样体验到这“神圣的完美”——创造力与性爱的认同：性能力是艺术创造力的表现形式，艺术创造力因性能力而释放。倘若在性观念上米勒同别人有所不同，那只是他更直率、更坦诚。抛开一切伪装，在烟花巷中、酒吧间里寻找慰藉的米勒、范诺登、卡尔们比同时代人看得更“穿”。“哀莫大于心死”，米勒等的悲哀早已超越“迷惘”的程度，他们的心灵早已麻木、绝望。在《北回归线》中米勒写道：“就在此刻，就在新的一天到来的这宁静黎明之际，这个世界不是充满着罪恶和悲伤吗？可曾有哪一人类天性中的成分被历史无休止的进程所改变，根本地、重大地改变？”“我找到了上帝，但上帝也无济于事。我只是在精神上死了，肉体上仍活着，而在道德上我又是自由的……如果我是一头狗，我准是一只瘦弱、饥饿的狗……”作为客体的上帝仍活着，但已成为摆设；作为主体的“我”却已死去，成为一具行尸走肉，一条四处觅食的“狗”。

人的天性是追求自由、返朴归真，既然子虚乌有的上帝本来只是作为人的天敌的一整套社会价值观与道德取向而存在的，与之相对立的人的精神幻灭使其存在变得毫无意义。可见米勒这番话也就是尼采“上帝死了”这一断言的翻版——在尼采那里是“上帝”死，在米勒这里则是“我”死，它也使我们看出笼罩在未勒身上的源于存在主义哲学的虚无主义阴影。“生活是一个黑暗的格言”（克里皑郭尔语）、“出生也即被逐出伊甸园”（奥托·兰克语）、“人是生来自由的”（萨特语），这些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大师们的论断均可在米勒那儿找到注脚。性、食物、酒精及写作给米勒们带来暂时的欢悦感及幸福感，是麻痹其过于敏感的心灵、使其逃避忧患和自我的麻醉剂。加缪“二律背反”式的命题认为西绪福斯的悲剧在于他知晓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但是，“人们必须假定西绪福斯是快乐的”，因为正是他的知晓使造成痛苦的境遇消失，“他的命运属于自己，他的巨石是他的财富。”同理，以流浪汉兼恶棍面目出现的米勒这个现代西绪福斯也是“快乐的”（他在书中自称是“活着的最最快活的人”），因为他也有自己的“财富”，可以依赖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生活方式。

米勒对人类性行为的渲染当然是消极的，但他的本意是要抨击虚伪的西方基督教文明，撕去它罩在文明社会中人类性关系上的伪装，要通过性经历将自己造就为才华横溢的艺术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文坛上的许多思潮和流派中均有米勒的影子——“垮掉的一代”。荒诞派戏剧、非虚构小说、黑色幽默、个性化诗歌……米勒的创作观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美国作家。围绕私人琐事的新闻体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自白”与“剖析”相结合的写作技法。人生若梦的虚无主义思想倾向及肆无忌惮地发泄颓丧情绪的自我表现使不少美国作家为之心醉。他算不上主流作家，他的激进观点也并不新颖，但他的独特文体风格却在杰克·凯鲁亚克、约瑟夫·海勒。诺曼·梅勒、托马斯·品钦、约翰·巴思等当代小说大家的代表作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小说会逐渐让位于更感人的书——日记和自传”（爱默生语，《北回归线》题跋），众多的《北回归线》式小说的问世使我们不得不赞同爱默生的预言。米勒曾称自己为“文化暴徒”，作为一种文化现像的痴人、怪人、狂人米勒及其作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其文学价值当然也非一般名家所可比拟。

1991年是米勒的“整日子”——诞生一百周年，为此美国出版了记述他的生平的两本传记，此举再次在美国文坛上掀起了一些不大不小的波澜。昔日桑田今为水。抑或米勒终究有一天也会像爱伦·坡一样，成为超越其社会学价值的文学史上的旷世奇材？

译者孤陋寡闻，学识浅薄，错讹之处在所难免，对原作风格的把握更不可企及，诚恳希望读者诸君不吝赐教。是为序。

袁洪庚

1993年2月28日于兰州大学

阿那依斯·宁

假如真有可能，眼前这本书或许可以叫我们恢复对一些基本事实的胃口。书的主旨似乎是要流露某种激愤悲苦的情绪，而且这种激愤悲苦情绪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的，然而书中还表现出狂妄的放纵和疯子似的欢欣，充满活力，趣味横生，有时则几乎沦为狂言吃语。它在极左和极右之间不断来回摆动，留下味同嚼蜡，空洞无物的一段段空白。它已超越乐观或悲观的范畴，作者叫我们最终战栗不已，痛苦已不再有隐秘的藏匿之处。

在这个因内省而濒于瘫痪、因享用精美的思想之盛宴而便秘的世界上，这一番对客观实在的野蛮暴露像一股赋予人勃勃生机的热血汹涌而来。暴力和淫秽的东西完全保留下来，体现出伴随着创造性行为而来的神秘与痛苦。

本书再度申明作为智慧和创造力主要源泉的经验的补偿价值，然而书中仍有未成熟的思想和未完成的行动，像一捆破布乱麻，过于挑剔的人会用它们勒死自己的。谈到他的作品《威廉·迈斯特》时，歌德曾说：“人们寻找中心，这不容易，并且也不对头。我认为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丰富多彩的人生便足矣，不必非表明一定的倾向不可，因为那毕竟只是为知识阶级而做的。”

本书由它自己的线索连接起来，单凭种种事件的发展和演变构成。书中没有中心，因而也不存在英雄气概或自我奋斗的问题。因为不存在意志问题，它只是随波逐流而已。

粗俗的漫画式描写也许更富有生命力，比传统小说的全面刻画“更忠实于生活”，因为如今的人没有中心感，也不会产生一丁点儿有整体感的幻觉。书中人物与我们在其中濒临溺死的虚伪文化的空虚是不可分的，于是混乱的幻觉产生了，而面对它则需要最无畏的勇气。

作者以纯朴的诚实娓娓道来的，他所遭受的种种耻辱和失败并不是以失落感、沮丧或万念俱灰的情绪而告终的，而是以渴望，对一种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如醉如痴的、贪婪的渴望而宣告结束的。其中的诗意非剥去艺术的外衣方可发现，非得屈尊降低到所谓“前艺术水准”时方可发现。藏在分崩离析现像中永恒不变的形式之框架再度显现，以便以另一种形式在情欲的不断变化中出现。文化的助产士们留下的伤痕被烧去，于是我们这位艺术家瞠目结舌地望着撕裂的伤口，从中探寻人类希冀借助艺术曲折隐晦的像征手法逃避的严酷心理现实，以重新确立幻觉的潜在力量。在本书中，所有的像征都剥去了伪装，被这位过于开化的文明人天真无邪地、厚颜无耻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似乎他只是一个颇有来历的野蛮人。

并非虚伪的原始主义引发了这一番野蛮人的抒情，它并不表明某种退化倾向，倒是向未曾企及的领域的冲击。即使以审视劳伦斯、勃勒东、乔伊斯和塞利纳这类与众不同的作家的评判眼光来看待这样一本赤裸裸的书也是错误的，让我们试着以一个巴塔哥尼亚人的眼光看它吧。在这些人眼里，我们的世界上一切神圣的、应对其有所顾忌的事物都毫无意义。由于将作者带入人类精神世界终极的历险也就是每一位艺术家的历史；为了表明自己的思想，他必须穿越自己幻想世界中的无形铁网。

陷哄、无机盐废料、碎裂的纪念碑、腐烂的尸体、疯狂的吉格舞和乡村舞——所有的这一切构成一幅我们时代的宏伟壁画，一幅用支离破碎的语句和喧闹、刺耳的锤子敲击声构成的壁画。

如果本书中能诱发出一种能量，能令那些死气沉沉的人大惊失色、从沉睡中猛醒，那就让我们额手称庆吧，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悲剧恰恰就在于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它从昏睡中醒来。人们不再做噩梦。不再心情振奋、不再觉醒。在自我了解所产生的麻醉状态中，生命在流逝，艺术在流逝，它们就从我们身边溜过。我们同时光一道逝去，我们在同影子搏斗，我们需要输血。

本书予以我们的正是血和肉。书中只有酒、食物、笑、欲望、激情、好奇心———些滋养我们最崇高、最虚无缥缈的创作之根基的简单事实，上层结构则被砍去。该书送来的一股清风，吹倒了枯朽的树木，它们的根部业已枯萎并且在我们时代的不毛之地中消失。该书触到了这些树根，以后继续向下挖，去发掘地下的道道清泉。

1934年

第01节

现在我住在波勒兹别墅，这里找不到一点儿灰尘，也没有一件东西摆得不是地方，除了我们，这里再没有别人，我们死了。

昨晚鲍里斯发现他身上生了虱子，于是我只好剃光他的腋毛，可是他还是浑身发痒，住在这么漂亮的地方居然还会生虱子？不过没关系。我俩，我和鲍里斯也许永远不会彼此这样了解，若不是靠那些虱子。

鲍里斯刚刚总结了他的看法。他是一个天气预报专家。他说，天气会继续坏下去，会有更多的灾难、更多的死人、更多的绝望。无论哪儿都没有一点儿要发生变化的迹象。时光之癌症正在吞噬我们，我们的英雄或者已经自杀，或者正在自杀。如此说来，这个英雄不是时间，却是永恒。我们必须步调一致、前仆后继地朝着死亡的监牢奔去。没法逃脱，天气也不会变。

这是我到巴黎后的第二个秋天。我是由于某种自己至今也没能搞清的原因被人送到这儿来的。

我没有钱，没有人接济，没有希望。不过我是活着的人中最快活的，一年前，半年前，我还以为自己是个艺术家。现在我可再不这么想了。与文学有关的一切都已与我无涉，谢天谢地，再也没有什么书要写了。

那么这一本呢？这一本不算是书，它是对人格的污蔑、诽谤、中伤。就“书”的一般意义来讲，这不是一本书。不，这是无休止的亵读。是啐在艺术脸上的一口唾沫。是向上帝、人类、命运、时间、爱情、美等一切事物的裤裆里喘上的一脚。我将为你歌唱，纵使走调我也要唱。我要在你哀号时歌唱，我要在你肮脏的尸体上跳舞……若要歌唱你必须先张开嘴，你必须有一对肺叶和一点儿乐理知识。有没有手风琴或吉他均无所谓，要紧的是有想要歌唱的愿望。那么，这儿便是一首歌，我正在歌唱。

我是唱给你的，塔尼亚。我倒是希望自己能唱得更好一些、更加悦耳一些，不过那样一来你也许永远不会愿意听我唱了。你曾听过别人唱，他们都引不起你的兴趣来，他们不是唱得太好就是还不够好。

这一天是十月二十几日，我已不再理会究竟是哪天了。你会说那是我去年十一月十四日做的一场梦吗？有几次间隔，不过都是在两场梦之间的，现在我已全然不记得这几次间隔中的事情了。我身边的世界在分崩离析，同时在这儿或那儿留下一块块的时间。世界是一个毒瘤，正在一口一口地吞噬自己……我在想，当无边的寂静笼罩了万物，笼罩各个角落时，音乐最终会胜利的。当万物又回到未被时间孕育出来之前的状态时，世界又一次呈现出那种混饨未开的局面，而现实正是为混饨而写的。你，塔尼亚，就是我的混沌。这便是我歌唱的缘由。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