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天空-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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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无比震惊，也使他大惑不解。他仿佛看见了那个身居军委会高位的陈上将拍案而起，正在声色俱厉地呵斥他的顶头上司蒋文肇——“交出东条山事变的责任者！枪毙凶手！”
而他刘汉英恰巧是制造东条山事变的直接责任者之一。更何况东条山事变留下的祸根还埋在他的身边呢。对于刘汉英来说，那段历史将永远是清晰的。如今站在舒霍埠的茶山上，那种浓烈的血腥味仍然一阵一阵地呛着他的鼻窦……
所谓的东条山事变，就发生在两年前的全面抗战爆发初期。
是年五月，日军以四千人众并调集伪满洲国四万兵力大举进攻中原东条山，驻守东条山的中国各路诸侯的军队有二十余万，由于作战准备不充分，加之互相推诿依赖，致使损失惨重，兵败如山倒，十多万军队奉命撤退至淠河以东。当时刘汉英是蒋文肇新六军方阜阳师里的一名团长，自然也在溃退之列。于是乎，整个东条山一线的中国军队只有非嫡系的杂牌军第七十九军坚守阵地，与敌血战一场然后转入敌后，凭借险峰峻岭与敌周旋，开辟了以源济、沁丰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源沁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直接威胁日军的两大据点——安丰和长水，并且拊通阳之敌侧背，因此日军势必要摧毁该地区的抗日力量，自这年九月初起，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严密“扫荡”。
在“扫荡”初期，日军对七十九军采取了政治诱降，宣扬“不打中央军，专打八路军”，又宣扬“不打后娘养的武培梅，专打蒋介石的宠儿蒋文肇”，“七十九军要粮没粮，要钱没钱，除了卖命，一无所有”。
应该承认，日军对于七十九军的处境确实是清楚的。
七十九军本来是一支地方军阀部队，在蒋、冯、阎中原大战时，曾经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打过硬仗，尤其卖命，使蒋部损失惨重。虽然在抗战爆发后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的序列，但是蒋介石对于该军的猜忌始终有增无减，军饷长期短缺，武器多是内战中军阀所造，既土且笨。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军队，在姑子关战役、郗口战役、东条山战役中，屡屡首当其冲，凭借低劣的武器装备同日军血战。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支军队常常在紧要关头遭到出卖，最需要保障的时候没有保障，最需要援兵的时候没有援兵。两万多官兵经常饿着肚皮作战，大刀、石头乃至木棍都是武器，其惨烈之状，连刘汉英这样的蒋门嫡系都不禁为之动容。
侵华日军见诱降不成，恼羞成怒，于当年九月二十七日调集三万多兵力，分成十四路向七十九军驻地实施梳篦式“扫荡”，军长武培梅中将率军部和一师三个团仅三千余人浴血突围，一场鏖战下来，只剩下一千七八百人。而此时为了保障蒋文肇部队的转移，长官部不仅没有对九死一生的七十九军残部采取保护措施，反而命令他们重返火线。
血战三天水米未沾的七十九军官兵此时彻底心寒齿冷了，武培梅决意抗命撤退，当场将蒋文肇部一二一团团长转送的命令撕得粉碎，挥泪率部开拔。
岂料此时一二一团已经奉命堵住了七十九军的退路，竟然在山头架起机关枪督战。
武培梅雷霆震怒，喝一声：“挡我者亡！”然后亲自抱起一挺机关枪，身先士卒冲了上去。置于死地而后生，哀兵之战势不可当，前来堵截的一二一团遭到武培梅残部的毁灭性打击，迅速崩溃。可是武培梅哪里知道，当他率领不到一千人的队伍冲过一二一团的堵截线之后，还没有等他吐出一口长气，蒋文肇指挥的七个整团将近一万人，声称奉命围剿叛军，已经将他们包围得水泄不通了。不用怎么费劲，最高长官就轻巧地报了中原大战的一箭之仇。在当时参加围攻武培梅部的七个团当中，就有刘汉英的二四六团。
这无疑是一桩奇天大冤。但是不久之后出现在重庆、广州等地的报纸上的，却是一则措辞微妙的消息——
【中新社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三十日讯】
日前，侵华日军二十万余众向我东条山地区大举进攻，国军第某某军、第某某军和第七十九军并肩作战，御敌于东条山沁河以东，国军蒋文肇、武培梅两将军身负重伤。国之不幸，武将军培梅公壮烈殉国，英年四十七岁……
当尚且散发油墨味的报纸铺天盖地地撒向城市和战场的时候，委实有人当真认为它能覆盖历史真实的一页。可是刘汉英不相信事情会那么简单，他的上司们也不相信会那么简单。
东条山事变过去不到半个月，刘汉英就接到上峰的命令：七十九军残部一百六十二人由武培梅部团长石云彪、副团长莫干山率领，在东条山西南三十里铺地区整休待命，着刘汉英派出小分队迎回归建，编入二四六团序列，暂降为营级建制，番号为七十九大队。同时，上峰还着意交待，对石云彪、莫干山等人要倍加抚恤，怀柔感化，绝不能擅自加害。上峰并且抠出牙缝，给那一百六十二人每人发了五十块洋钱。
接到命令，刘汉英当时就惊出一身冷汗。这么说，七十九军还是没有被铲草除根。这一百六十二人是绝对不能轻看的，他们无疑就是一百六十二条祸根，他们当中倘若有一个人站出来，东条山事变的真相就有公开于世的危险。
刘汉英气愤地想，上峰简直是糊涂。眼下在国军纵深腹地，一百六十二人不过是苟延残喘，消灭他们就像掐死一只老弱病残的狗，索性一锅端掉算了，免得后患无穷。
可是不久之后刘汉英就知道了，上峰并没有吃错药，上峰的命令来自上峰的上峰。
事实上，东条山事变的真相早已经不再是秘密，它居然被那位在军事委员会里担任要职的、原七十九军的老长官陈上将获悉，在向最高统帅交涉的十几项条件中，保存这一百六十二人的性命，为原七十九军建立一支象征纪念性的队伍，也是这位陈上将的重要条件之一。否则，假如有谁胆敢对这一百六十二人下手，东条山事变的真相立即就会昭之于全球。盟军最高司令部的作战指挥部里将会出现一份详细的书面文件。
刘汉英完全可以想见，陈上将在最高统帅的面前是怎样的暴跳如雷——巨大的愤怒已经足以使他不顾一切了。
做了亏心事，又被人揪住了尾巴，再加上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巨大压力，上峰的上峰的上峰们就不得不后退一步了。先把老东西稳住再说，反正是来日方长，一百六十二人也不过就是菜板上的一疙瘩瘦肉，过了五月端午，还有八月十五呢。问题是，从那个时候起，刘汉英的日子就难过了。石云彪、莫干山等人成了他的部属，成了一个非驴非马的第七十九大队跟随他辗转东西。
进入凹凸山之后，其他部队都在扩充，刘汉英为了照顾平衡，也只好给七十九大队补充了一百多号兵员。而在他的内心深处，这个越涨越大的大队就是安在他身边的炸弹。他不止一次地想过把这个炸弹排除掉，可是上峰乃至最高长官都不答应。如果仅仅是拆除这颗炸弹，
当然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问题是那样可能会引爆一枚更大的炸弹。刘汉英惊悸地意识到，他随时都可能会被这颗炸弹炸得灰飞烟灭。可是，上峰为了更为重要的顾虑，是不会以他的意志为意志的。好自为之吧。
刘汉英同石云彪、莫干山的纠葛真可以说有说不清楚的辛酸。那两个人绝对不是吃草的驴，请客不来，便宜不占，开会不说，重赏不喜，脸上永远都是冷冰冰的，难得笑一笑，也是皮笑肉不笑。倘若刘汉英本人能够作主，他早就把他们枪毙一百次了。可是，不仅不能枪
毙，眼下上峰又来了一道命令，想必是军委会的那位顽冥不化的陈上将又向最高长官念紧箍咒了，上峰居然命令将七十九大队扩编为团，石云彪、莫干山恢复正、副团长职务。
面对这样一份电报，刘汉英只好打脱门牙和血吞了。养虎为患，而且还要为虎添翼，这回真是要把他姓刘的放在火塘里烤了。
二
现在，刘汉英和左文录等人就这么怀着一腔极其复杂的心情，面无表情地观看着第七十九大队的操练。这是一种奇特的操练方式。三百多个官兵端枪拼刺，已经练过两个多时辰了，全都是一个单纯的动作，那就是势不可当地往前猛刺，出如脱兔，收若归龙，一遍又一遍，一动比一动凶猛。三百多人在两个多时辰的操练中，居然没有吼出一声，没有像其他队伍那样会爆发出冲呀杀呀的叫喊。按照通常经验，操练刺杀这种动作是要伴之以吼声的，那是一种遏制不住的发自肺腑的膛音。可是七十九大队没有，他们的膛音呢，他们的那一股澎湃的杀气到哪儿去了呢？注视良久，刘汉英似乎明白了——他们的吼声全都像惊雷一样滚动在心底。从他们那些绷紧了的紫铜色的脸膛上，从他们那恨不得戳破山峦的冲刺中，从他们那喷着火焰的目光中，刘汉英惊悸地看见了一种他并不陌生的东西——仇恨。
仇——恨？
是的，是仇恨。如果不是仇恨，一支部队不会如此沉默；如果不是仇恨，一支部队不会如此凶猛；如果不是仇恨，一支部队不会如此坚固如凝。作为军人，刘汉英比别人更清楚地知道，军队的确是太需要仇恨了，没有仇恨的军队是不能打胜仗的。仇恨，往往是一支战斗
部队的灵魂，是带领他们踏入死亡地带穿越枪林弹雨的旗帜。仇恨就是军队的宗教。而七十九大队的仇恨，尤其是石云彪、莫干山心中的仇恨，是巨大的。
刘汉英明白无误地看见了，在这三百多人的队伍里，就有同样端着长枪杀气腾腾的石云彪和莫干山，甚至还有前不久才从军的马尚善、陈墨涵和王西村之流的新成员，那些年轻的脸上居然也被铸进了仇恨的颜色。
在刘汉英的印象中，石云彪、莫干山以及七十九大队的中队长们，似乎每时每刻都存在于他们的士兵之中。就是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向七十九大队的士兵们灌输着那种可贵而又可怖的东西——仇和恨。
白驹过隙，斗转星移，老兵们成了中坚，新兵们成了老兵，而把他们凝固在一起的那种仇恨的精神却丝缕相传，永恒不死。于是，七十九大队成了一支真正具有仇恨的部队。真正具有仇恨的部队是蔑视一切的，可杀而不可辱。
况且，七十九大队还有一套独特的自成体系的治军方略呢。
刘汉英曾经对石云彪、莫干山等人的根底作过研究。原七十九军几乎没有黄埔系军官，就连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也凤毛麟角。但是这支军队有一个奇怪的特点，那就是连以上军官都要读戚继光的《练兵实纪》和《纪效新书》，营以上军官要能背诵某些篇章，团至军的军
官要熟读孔明的《将苑》。在非战斗情形下，每个月要集中上一次大课。
两个月前，刘汉英去七十九大队巡视，远远望去明晃晃的一片，那是刮了光头的莫干山带着同样刮了光头的排以上军官们正在摇头晃脑地背诵——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然，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
刘汉英当时颇不以为然，鄙夷地认为这是生搬硬套古人的治军原则，既呆板拘泥又充满了酸腐气。但是不久之后刘汉英就发现自己错了。七十九军的这些人，不相信党国领袖而偏偏敬重于传统将道。原军长武培梅经常对部属讲述“昔者良将之用兵，有馈箪醪者，使投诸河与士卒同流而饮”的故事。这些故事是深入人心的。无论是武培梅还是师长旅长们，直到石云彪莫干山之辈，莫不与士兵同餐共饮。反复的灌输加上军官自身行为的影响，使部队形成了独属于他们自己的宗教。曾经蒙奇天大冤至今仍然满腔悲愤，又使得七十九军的残部心净如水励精图治。
从收编为七十九大队至今，刘汉英没有发现七十九大队有一名军官贪饷，没有发现七十九大队有一名官兵抽大烟，没有发现七十九大队有一名官兵嫖娼赌博。刘汉英所见到的最多的是石云彪和莫干山跟士兵们蹲在一起吃饭。石云彪有一句口头禅——士兵吃肉，军官吃菜；士兵吃干，军官吃稀；士兵吃稀，军官喝水。
这太可怕了。
这样一支部队，就像一只铁桶，被一种卓越的精神箍紧了。他们有仇恨，他们的心中有淤血的郁结。只要你不把东条山事变的真相说清楚，只要他们的仇恨依然在怀，郁结依然在胸，那么他们就不可能与你同心同德。
为什么要沉默呢？沉默不是默认，不是说咽下一口热血就冷却了。打脱门牙和血吞，不是白吞的。沉默得越久，压抑得越深，最终爆发出来的仇恨的力量就会越大。作为凹凸山地区的军政最高长官，刘汉英是十分清楚这一点的。
三
从舒霍埠茶山上下来之后，刘汉英让左文录派人请来副旅长文泽远、政训处主任吉哈天、二四六团现任团长张嘉毓、二四八团团长马梓威、特务营营长齐格飞。在这些人当中，数吉哈天、张嘉毓最为刘汉英的心腹。
对于文泽远，刘汉英始终是抱有戒备心理的，此人寡言少语但老谋深算，肚子里有牙，无论何时何地，脸上总是挂着悠然自得的微笑，显出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尤其在笼络部属方面，极其圆滑。由于他的世故温和，同刘汉英的严酷和武断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汉英的旅长就格外难当。若不是顾及全局，刘汉英甚至连作战会都不想让他参加。当然，最令刘汉英头疼的还不是文泽远的世故和圆滑，而是他那讳莫如深的背景。
文泽远既不是黄埔系也不是保定系，当然也不是绿林出身的土行伍，而是出身于“青干班”。这个“青干班”是某太子一手组建的，为其培养“太子党”的基地。虽然抗战爆发后“青干班”被委作他用，但是“青干班”前几期学员却早已被撒到部队。而且与老营军官不同，这些人任职一律不带档案，其中自然大有玄妙。这就给部队里知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