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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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没有过成千上万的学生在敌人的面前庆祝亡国的事实。在大中华的历史上,也没有过成千上万的学生,立在一处而不出一声。最不会严肃的中国人,今天严肃起来。
开会是带有戏剧性的;台上的播音机忽然的响了,奏着悲哀阴郁的日本歌曲。四围,忽然来了许多持枪的敌兵,远远的把会场包围住。台上,忽然上来一排人,有穿长袍的中国人,也有武装的日本人。忽然,带着绸条的人们——蓝东阳在内——象由地里刚钻出来的,跳跳钻钻的在四处跑。不知是谁设的计,要把大会开得这么有戏剧性。可是,在天安门前,那伟大庄严的天安门前,这点戏剧性没有得到任何效果。一个小儿向大海狂喊一声是不会有效果的。那广播的音乐没有使天安门前充满了声音,而只象远远的有人在念经或悲啼——一种好自杀的民族的悲啼。远远的那些兵,在天安门与正阳门的下面,是那么矮小,好象是一些小的黑黑的宽宽的木棒子;在天安门前任何丑恶的东西都失掉了威风。台上,那穿长袍的与武装的,都象些小傀儡,在一些红红绿绿的小旗子下,坐着或立着;他们都觉得自己很重要,可是他们除了象傀儡而外,什么也不象。蓝东阳与他的“同志”们,满以为忽然的挂出绸条,会使自己全身都增加上光彩,而且使别人敬畏他们,可是天安门与学生们只是那么静静的,一动不动,一声不出,似乎根本没有理会他们。
一个穿长袍的立起来了,对着扩声机发言。由机器放大了的声音,碰到那坚厚的红墙,碰到那高大的城楼,而后散在那象没有边际似的广场上,只象一些带着痰的咳嗽。学生们都低着头,听不到什么,也根本不想听见什么;他们管那穿长袍而伺候日本人的叫作汉奸。
穿长袍的坐下,立起个武装的日本人。蓝东阳与他的“同志”们,这时候已分头在各冲要的地方站好,以便“领导”学生。他们拚命的鼓掌,可是在天安门前,他们的掌声直好象大沙漠上一只小麻雀在拍动翅膀。他们也示意教学生们鼓掌,学生们都低着头,没有任何动作,台上又发出了那种象小猫打胡噜的声音,那个日本武官是用中国话说明日本兵的英勇无敌,可是他完全白费了力,台下的人听不见,也不想听。他的力气白费了,而且他自己似乎也感到没法使天安门投降;天安门是那么大,他自己是那么小,好象一个猴向峨嵋山示威呢。
一个接着一个,台上的东洋小木人们都向天安门发出嗡嗡的蚊鸣,都感到不如一阵机关枪把台下的人扫射干净倒还痛快。他们也都感到仿佛受了谁的愚弄。那些学生的一声不出,天安门的庄严肃静,好象都强迫着他们承认自己是几个猴子,耍着猴子戏。他们在城楼上,玉石桥下面,都埋伏了兵与机关枪,防备意外的袭击。在台上,他们还能远远的望到会场外围给他们放哨的兵——看着也象小傀儡。可是,天安门和学生们好象不懂得炸弹与手枪有什么用处,沉默与淡漠仿佛也是一种武器,一种不武而也可怕的武器。
台上和台下的干事们喊了几句口号。他们的口都张得很大,手举得很高,可是声音很小,很不清楚。学生们一声不出。庆祝保定的胜利?谁不知道保定是用炸弹与毒气攻下来的呢!
台上的傀儡们下了台,不见了。带绸条的干事们拿着整篮子的昭和糖来分发,每个学生一块。多么高大的天安门啊,每人分得那么小的一块糖!中日亲善啊,每人分得一块糖,在保定被毒气与炸弹毁灭之后!昭和糖与小旗子都被扔弃在地上。
冠先生早已来到,而不敢往前凑,怕有人放炸弹。台上已经有两三个人讲过话,他才大着胆来到台前。他很想走上台去,可是被巡警很不客气的拦住。他只好站在学生的前面。学生的第一行离讲台也有五六丈远,台上的人不容易看清楚了他。他想往前挪一挪,按照旧戏中呈递降表的人那样打躬,报门而进,好引起台上的注意。巡警不准他往前挪动。他给巡警解释了几句:“请放心,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要给台上的人们行个礼!”
“难道台上的人是尊家的爸爸?”巡警没有好气的问。
冠先生没再说什么,也没再想往前挪动,只那么心到神知的,远远的,向上深深鞠了躬。而后,他必恭必敬的听着台上发出来的声音;扬着脸,希望台上的人或者能看清了他的眉眼。最后,他也接过一块昭和糖,而且对“干事”说:“会开得很好呢!”——天安门的一幕滑稽剧,只得到这么一句称赞。
26
瑞宣在院中走来走去,象个热锅上的蚂蚁。他以为无论如何今天天安门前必要出点岔子。这是日本人公开的与北平市民见面的第一次。日本人当然以战胜者的姿态出现。北平人呢?瑞宣晓得北平人的软弱,可是他也晓得在最软弱的人里也会有敢冒险去牺牲的,在亡了国的时候。这么大的北平,难道还没有一两个敢拚命的人?只要有这么一两个人,今天的天安门前便一定变成屠场。瑞宣,和一般的北平人一样,是不喜欢流血的。可是,他以为今天天安门前必不可免的要流血,不管他喜欢与否。他甚至想到,假若今天北平还不溅出点血去,北平人就似乎根本缺乏着一点什么基本的东西,而可以嬉皮笑脸的接受最大的耻辱了。他几乎盼望流血了!
同时,他又怕天安门前有什么不幸。今天赴会的都是被强迫了去的学生。以往的军事的政治的失败,其咎不在学生,那么学生也就没有用血替别人洗刷点羞耻的责任。况且国内读书的人是那么少,大家应当为保护学生而牺牲,而不应当先去牺牲学生,尽管是在国家危亡的时候。他想起许多相熟的年轻可爱的面孔,有的跟他感情特别好,有的对他很冷淡,但是客观的看来他们都可爱,因为他们都天真,年轻。假若这些面孔,这些民族的花朵,今天在天安门前,遭受到枪弹的射击,或刺刀的戳伤……他不敢再往下想。他们是他的学生,也是中华民族的读书种子!
但是,从另一方面想,学生,只有学生,才是爱国的先锋队。他们有血气,有知识。假若他们也都象他的祖父那样萎缩,或者象他自己这样前怕狼后怕虎的不敢勇往直前,岂不就是表示着民族的血已经涸竭衰老了么?况且,小崔的也不完全错误呢!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抗帝制,反抗旧礼教的束缚,反抗……都是学生;学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革命史上有过光荣的纪录——这纪录有好些个地方是用血写下来的!那么,难道今天,北平的学生,就忘了自己的光荣,而都乖乖的拿起“中日亲善”的小纸旗,一声不出吗?
他想不清楚。他只觉得烦躁不安。他甚至于关心到瑞丰的安全。他看不起二弟,但他们到底是一奶同胞的手足。他切盼瑞丰快快回来,告诉他开会的经过。
瑞丰一直到快三点钟了才回来。他已相当疲乏,可是脸上带着点酒意,在疲乏中显着兴奋。从一清早到开完会,他心中都觉得很别扭。他想看热闹,可是什么热闹也没看见。开完了会,他的肚子里已饿得咕噜咕噜的乱响。他想找机会溜开,不管把学生带回学校去。看蓝东阳那么滑头,他觉得自己是上了当,所以他不愿再负领队的责任。可是,在他还没能偷偷的溜开以前,学生们已自动的散开;他们不愿排着队回校,在大街上再丢一次脸。年纪很小的,不大认识路的,学生,很自然的跟在工友老姚后面;他们知道随着他走是最可靠的。别的学校也采取了这个办法。一会儿,学生向四外很快的散净,只剩下一地的破纸旗与被弃掷的昭和糖。瑞丰看学生散去,心中松了一口气。顺手拾起块昭和糖,剥去了纸皮儿,放在口中,他开始慢慢的,不大起劲的,往西走。
他本想穿过中山公园——已改称中央公园——走,可以省一点路。看了看,公园的大门没有一个人出入,他改了主意。他怕静寂的地方。顺着马路往西走,他想他应当到西单牌楼,找个小馆,吃点东西。他没想到蓝东阳会这么滑头,不通情理,教他操心领队,而还得自己掏腰包吃午饭。“什么玩艺儿!”他一边嚼着糖,一边低声的骂:“这算那道朋友呢!”他越想越气,而那最可气的地方是:“哪怕到大酒缸请我喝二两白干,吃一碟咸水豆儿呢,也总算懂点人情啊!”正这么骂着,身后忽然笑了一声,笑得非常的好听。他急一回头。冠先生离他只有一步远,笑的声音断了,笑的意思还在脸上荡漾着。
“你好大胆子!”冠先生指着瑞丰的脸说。
“我怎么啦?”瑞丰莫名其妙的问。
“敢穿中山装!”冠先生脸上显出淘气的样子,显然的他是很高兴。没等瑞丰说话,他接续着:“瑞丰,我佩服你的胆量!你行!”
听到这夸赞,瑞丰把所有的烦恼与不满都一下子扫除净尽,而马上天真的笑起来。(容易满足的人有时候比贪而无厌的人更容易走到斜路上去!)
二人齐着肩往西走。瑞丰笑了好几气才说出话来:“真的,这不能不算冒险!头一个敢在日本人眼前穿中山装的,我,祁瑞丰!”然后,他放低了声音:“万一咱们的人要是能打回来,凭我这一招——敢穿中山装——我大概也得有点好处?”冠先生不愿讨论“万一”的事,他改了话路:“今天的会开得不坏呢!”
瑞丰不知道会开得好与不好,而只知道它不很热闹,怪别扭。现在,听了冠先生的话,他开始觉得会的确开得不错。他所受过的教育,只教给了他一些七零八碎的知识,而没教给他怎么思想,和怎么判断;因此,他最适宜于当亡国奴——他没有自己的见解,而愿意接受命令;只要命令后面还随着二两酒或半斤肉。
“不在乎那几块糖!”冠先生给瑞丰解释。“难道没有昭和糖,我们就不来开会吗?我是说,今天的大会平平安安的开过去,日本人没开枪,咱们的学生也没扔炸弹——阿弥陀佛!——得啦,这总算买金的遇见了卖金的!今天大家见了面,以后就好说话了。说实话,刚开会的时候,我简直的不敢过去!那是玩的吗,一个爆竹就能勾出机关枪来!得,现在我心里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从今天起,咱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必再藏藏躲躲的了;反正连学生今天都在天安门前,青天大日头底下,向日本人鞠了躬,吃了昭和糖!你说是不是?”
“就是!就是!”瑞丰的小干脑袋很清脆的点动。冠先生这番话使他恍然大悟:他不应当只为蓝东阳耍滑头而恨蓝东阳,他还是应当感谢蓝东阳——到底是蓝东阳教他领队来参加这次大会的。要按照冠先生的说法去推断,他今天的举动简直是有历史的意义,他差不多可以算个开国的功臣。他很高兴。高兴往往使人慷慨,他建议请冠先生吃顿小馆。“瑞丰!”冠先生好象生了气似的。“你请我?笑话了!论年纪,辈数……凭哪一样你应当请我?”
假若虚伪极了就有点象真诚,冠先生的要请瑞丰吃饭是真诚的。他的虚伪极了的真诚是来自北平的文化,这文化使他即使在每天亡一次国的情形下,也要争着请客。这是个极伟大的亡国的文化。
瑞丰不敢再说什么。若要再争一争,便破坏了彼此的真诚与热烈。
“吃什么?瑞丰!”这又完全是出于客气。只要冠先生决定了请客,他就也决定了吃什么与吃哪个饭馆。对于吃,他的经验与知识足以使他自信,而且使别人绝不吃亏的。“吃安儿胡同的烤肉怎样?”他没等瑞丰建议出来,就这样问。
瑞丰听到安儿胡同与烤肉,口中马上有一大团馋涎往喉中流去,噎得他没能说出话来,而只极恳切的点头。他的肚中响得更厉害了。
不知不觉的,他们俩脚底下都加了劲。烤肉是最实际的东西,他们暂时忘了其他的一切。
可是,战争到底也鞭挞到了他们俩,不管他们俩是怎样的乐观,无耻,无聊。那名气很大的烤肉的小铺子没有开张,因为市上没有牛羊肉。城内的牛羊已被宰光,远处的因战争的阻隔,来不到城中。看着那关着门的小铺,他们俩几乎要落泪。
很抱歉的,冠先生把瑞丰领到西长安街的一家四川馆,找了个小单间。瑞丰没有多大的吃辣子的本事,而又不便先声明,心中颇不自在。冠先生没看菜牌子,而只跟跑堂的嘀咕了两句。一会儿,跑堂的拿上来一个很精致的小拼盘,和一壶烫得恰到好处的竹叶青。
抿了一口色香俱美的竹叶青,瑞丰叫了声:“好!”冠先生似笑不笑的笑了一下:“先别叫好!等着尝尝我要的菜吧!”
“不辣吧?”瑞丰对自己口腹的忠诚胜过了客气。“真正的川菜并不辣!请你放心!”冠先生的眼中发出了点知识渊博的光。用嘴唇裹了一点点酒,他咂着滋味说:“酒烫得还好!”
跑堂的好象跟冠先生很熟,除了端菜伺候而外,还跟冠先生说闲话。冠先生为表示这是随便吃点便饭,不必讲究什么排场,也就和跑堂的一问一答的,透出点亲热劲儿。跑堂的端上来一个炒菜,冠先生顺口随便的问:“生意怎样?”“不好呢!”跑堂的——一位三十多岁,每说一句话,必笑一下的,小矮个儿——皱了皱眉,又赶快的笑了一下。“简直的不好作生意!不预备调货吧,怕有吃主儿来;预备吧,碰巧了,就一天没有一个吃主儿!”他又笑了一下,笑得很惨。“干这杯!”冠先生先让瑞丰的酒,而后才又安慰跑堂的:“生意就快好起来了!”
“是吗?”这回,跑堂的一连笑了两下。可是,刚笑完,他就又觉出来笑得太幼稚了一些。“保定也丢了,生意还能……”
“我哪回吃饭没给钱?你怎么这样不信我的话呢?”冠先生假装儿皱上眉,和跑堂的逗着玩。“我告诉你,越丢多了地方,才越好作生意!一朝天子一朝臣;就怕一个地方一个天子,到处是天子,乱打一锅粥,那才没办法!你明白我的意思?”
跑堂的不敢得罪照顾主儿,可也不便十分得罪自己的良心,他没